11月27日，毛泽东关于“吸引更多胡宗南部于重庆聚歼”的问题致电刘伯承等：

刘邓，并告贺李：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800辆运其第3军到重庆。请注意：

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

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毛泽东 11月27日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并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

11月28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张李，并告贺李，林谭萧：

感酉电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3个军尚要12月10号才能占领泸州，我11、12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11、12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毛泽东 11 月28日20时

11月28日晚，毛泽东身着灰色呢子大衣，脚穿棕色皮鞋，与江青一起来到警卫连的营房，看望住在这里的毛泽连和李轲。

此前，毛泽连二人在北京游览了名胜古迹。由于天气逐渐寒冷，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旧呢子衣服给了毛泽连，但两位客人还是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打算立即回家过冬。毛泽连见三哥又来看他们，就说：

“三哥，我们在北京住了这么久了，家里人一直在惦念着我们，我们也想回家去了。”

毛泽东说：

“你们再住一段时间，等天气好一点再走吧。”

毛泽连说：

“麻烦三哥这么久了，不住了，我们回去。”

毛泽东听堂弟这么一说，便说道：

“也好。你们早些回去，免得家里人挂念你们，也免得你们挂念家里的事情。你们走的时候，替我带几封信回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挥笔疾书，首先给他小时候的塾师和堂兄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们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均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诗，是指毛宇居来信中所作的歌颂毛泽东的《导师颂》两首。后来，毛宇居先后担任了湖南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湖南文史馆馆员职务。

毛泽东接着给八舅文玉钦的三儿子、比自己大3岁的表兄文南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南松兄：

来示读悉，甚为高兴。

祝你健康！祝各表嫂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又给他的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信。毛泽荣，字冬青，小名逊五、宋五、胜五。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宋五弟：

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即李轲，字祝华——笔者注）、毛泽连二位便知。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顺致健康！

毛泽东

最后，毛泽东给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熊经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经春学兄：

李、毛二位来，接到手示，极为感慰。尚望努力进修，为人民服务。敬复。顺颂

学祺！

毛泽东

他将4封信分别装入信封，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闻讯解放南京时的照片，端详片刻，装入写给文南松的信内，派秘书将这些信件连同一些礼物送到警卫连营房，交给毛泽连带回家乡。礼物主要是皮箱、衣物和钱，分作几份，泽连母亲、泽荣、文家，还有李轲的母亲，都有一份。毛泽连、李轲在12月上旬回到了韶山，在山区小村庄和唐家圫的轰动自不必说。后来，毛泽东每年都定期从自己的稿费中给堂弟寄去200元，帮助他解决困难。一直到1958年吃饭不要钱为止。

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首次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定由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11月29日晚，毛泽东应徐悲鸿之邀，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了院名。他在给徐悲鸿的复函上写道：

悲鸿先生：

来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顺颂教祺！

毛泽东 1949年11月29日

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要山东分局协助中央办理访苏的礼品。他在电文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3日内（即12月4日以前）购买每样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12月4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讨论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

“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毛泽东用“有困难的，有办法，有希望的”这3句话概括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他说：

“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还说：

“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会议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会议制定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责是：省市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负责听取和审查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和通过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事宜。选举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和与之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委员，组成各级人民政府。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

此前，毛泽东在和李达的谈话中说，希望他能够留在北京工作。李达却说他要回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毛泽东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由他出任湖南大学校长。

李达离京前，由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并由刘少奇作入党介绍人，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不要候补期。这是对李达脱党后20余年的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李达每谈起这件事，总是激动地说：

“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后来在1950年2月17日，李达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湖南大学的首任校长，开始了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生涯。

再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结束后，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对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的任命通知书，其中任命国民党起义将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邓宝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通知书下发后，毛泽东专门约邓宝珊谈话，他说：

“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让你回甘肃工作，献身桑梓，相信你一定会做好工作。”

邓宝珊说：

“我曾是反动阶级的一员，再不准备参与军队和政务，想和傅先生一起在河套地区办农场、搞水利，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说：

“8年抗战，先生保护边区功劳很大。解放战争，你又积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更是立下奇功。你是甘肃人，对甘肃省情很了解，在甘肃的人脉关系很广，威望很高，所以治理甘肃非你莫属，你一定要接受我的建议，回去治理好甘肃。”

毛泽东考虑到在延安时期，邓宝珊和彭德怀有过两次榆林之战的疙瘩，就特别关照他说：

“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会经常打交道，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如果你觉得可以，把电稿拟好后送给我，我替你发，你看怎样？”

邓宝珊对毛泽东的关怀非常感激，当即说道：

“我没有想到的，主席都为我想到了，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又叮嘱他说：

“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是困扰甘肃的两大难题，你的担子很重啊！”

第二天，邓宝珊就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发去了电报。过了两天，毛泽东转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复电，对邓宝珊到甘肃任职表示祝贺和欢迎，词意恳切。邓宝珊很受感动，原来的一些担心也就释然了。

12月间的一个下午，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毛泽东打电话约湖南籍几个老人吃饭。符定一来到颐年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

刘斐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章士钊、符定一已先一步到了，由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陪着说话。不一会儿，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仇鳌老先生到了。毛泽东急忙迎了出去，搀扶着老人说：

“先生一路劳顿，辛苦了。”

原来，仇鳌是在几天前才来到北京的。先前，毛泽东曾在9月和10月间两次电邀仇鳌来京，仇鳌感到盛情难却，便在秘书陈曼若、奠均一及其侄子仇硕夫陪同下到了京城。如今他见毛泽东如此谦恭亲切，便说：

“老朽让毛主席费心了。”

“哦，与先生一别20多年，怎么忘了我的名字，我叫毛泽东，字润之，可没有改名主席哟！”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说，便笑了，说道：

“好，好，我还叫你毛润之。”

二人步入院内，章士钊、符定一、刘斐等人迎了出来。毛泽东指着仇鳌对众人说：

“亦山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介绍了。”

仇鳌与章士钊、符定一、刘斐自然是老相识。林伯渠和李维汉在仇鳌到京后已经见过面，李维汉还曾陪同他在城内多处游览参观。仇鳌目睹北京的巨大变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曾赋诗述怀：

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千门旧帝京。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

黄袍梦醒销荧惑，紫盖人归识太平。阅尽兴亡乔木在，冲塞古柏亦峥嵘。

且说毛泽东将众人引入客厅，拉着符定一的手说：

“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日请您坐上座。”

符定一谦让说：

“你是主席，还是请你坐上座吧。”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

毛泽东说着，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置，符定一只得坐了。待众人落座后，毛泽东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今天我设家宴为你接风洗尘，特地邀请了我们这几位湖南老表作陪。我们湖南人和别人坐不来，比如周恩来，他们不吃辣椒。此味只有湘人知，人间能得几回闻哟！”

大家闻言都笑了，接着便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仇鳌等人又从瑞雪兆丰年，讲到几个人都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毛泽东听他们如此议论，就有意识地讲起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稍停了一会儿，环视着大家，又说：

“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啊！”

说话间，工作人员端上了酒菜，毛泽东亲切地给客人们夹菜斟酒，他自称酒量不济，偶尔呷几口，已是满面红光了。看看酒过三巡，毛泽东端着酒杯，起身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你为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许多好事，我敬你一杯。”

仇鳌听毛泽东如此说，想起他在两封邀请电文中都曾赞扬了自己，便说：

“润之言重了！湖南和平解放，老朽不过是顺乎民意，效了一点顺水推舟之劳而已。你再三提及，老朽实在不敢当了。”

毛泽东却说：

“湖南得以和平解放，当然有先生的大力支持。但是，我所说的，不仅如此哟。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先生赞助最力，为我们筹集了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帮了大忙啦！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他见众人面面相觑，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便微微一笑，放下酒杯，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一支烟，将仇鳌在1920年如何帮助他创办俄罗斯研究会，1921年8月他又利用仇鳌的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事，讲述了一遍，然后再次端起酒杯问道：

“大家说，我毛泽东这杯薄酒，亦山先生当不当喝？”

“喝，一定要喝呀！”

众人疑惑顿释，异口同声地说着。仇鳌只得站起身来，哽咽着低低地说了声“谢谢”，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席间，毛泽东提出要学贯古今的符定一先生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他说：

“这个职务只要老而矣的文人当就可以了。”

毛泽东补上一句：

“还要才、德、望啰。”

符定一只得答应了。

这一天，刘斐等人听了毛泽东的那些话，都觉得他的用意是很深的；他对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也是永记在心上的；由此深受启发和鼓励，同时又“都自愧识浅，十分敬佩毛泽东的学识、记忆力和过人的谦虚精神。”

在冬季的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叫上几个孩子一起到南海冰场去滑冰。孩子们当然高兴了，像一窝蜂似的跑向滑冰场。李敏和李讷争先恐后地换上爸爸买来的冰鞋，毛泽东穿着大衣站在旁边看着她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李敏一起身，一甩手，还未迈开脚步，就听“啪”的一声，一个结结实实的屁股墩摔倒在冰上，痛得呲牙咧嘴。她回头一看，妹妹李讷也摔在冰上，正在挣扎着往起站呢。李敏咬着牙忍着痛赶紧站起来，谁知越急冰就越滑，越滑就越站不起来。好不容易站起来，又摔了个四脚朝天。她再一看妹妹，李讷正双手支撑着，撅着屁股往起爬呢，还没站起来，两脚往后一滑，又趴在了冰上。姊妹俩相视一笑，看看站在冰场旁的爸爸，爸爸也正冲着她们笑呢。

姐俩看到爸爸鼓励的眼神，就忍着疼站起来，再练，再摔；再摔，再练。不到规定的时间，谁也不许退场。“噗通”，李讷又摔倒了，她毕竟年龄小，疼得太厉害，受不了了，就哭起来。

“好了，收兵吧！”

毛泽东说。第一次滑冰就这样结束了。回到家里，毛泽东问：

“怎么样？有何感想？”

李敏说：

“学滑冰太难，太难了。冰太滑，两脚又总是不听使唤，太难。”

“难就对头了，要知难而进嘛！”

李讷说：

“摔得太疼了。”

“好嘛，不摔不打不成才，摔摔打打长得快嘛！”毛泽东说：“今天挨摔，明天就少摔或不摔了。下周继续练摔。”

有一个周末，中南海又要举行晚会了，叶子龙知道毛泽东晚上没安排什么太急太多的事情，又怕自己请不动毛泽东，就让他的女儿燕燕和二娃子把李敏、李讷叫来，把请毛泽东跳舞的任务交给了孩子们。叶子龙还特别交代她们：

“等主席吃了晚饭，你们就拉着他领你们到海边散步。记住，不要光顾着让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就忘了大事，8点钟，你们几个一定要拉他到春藕斋去跳舞。我告诉你们，主席如果不跳舞，就会越来越胖，长成个大肚子。肚子大，就走不动路了。你们要是真关心主席，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他去跳跳舞，活动活动身体。好，8点钟就看你们的啦！”

是日晚，毛泽东一吃完饭，4个孩子相约来到他身边，前呼后拥地拉着推着他到南海边散步。她们边走、边说、边笑、边玩，还时不时地看表，一看快到点了，拉着毛泽东就往春藕斋走。

“快点，快点，到时间啦！”

二娃子推着毛泽东的腰说。毛泽东问：

“干什么去呀？”

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她们怕说了毛泽东就不去了，只是拥着毛泽东走。

“干什么去呀？你们不说，我可就坐下不走了。”

毛泽东说着，做了个就要坐下的架势。这一下可把4个孩子吓了一跳，她们异口同声地说：

“叫你跳舞去。”

毛泽东一听，乐呵呵地笑了，说：

“跳舞去，那好。去跳舞是不是该换双鞋子？”

他说着伸出脚来让她们看。孩子们见毛泽东答应去跳舞了，可高兴啦，跟着毛泽东回到房间，这个忙着找胶底皮鞋，那个忙着脱毛泽东脚上的布底鞋，又忙着把皮鞋给毛泽东穿上。毛泽东边走边问：

“你们不会跳舞，为什么要拉我去跳舞呀？”

“我爸爸说——，说什么来着？”

二娃子一时学不来她爸爸的话，就回头问她姐姐。李敏抢着说：

“叶叔叔说，您不跳舞就会长个大肚子。”

燕燕接着说：

“您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了。”

“呵呵呵。”毛泽东笑着说：“好，我去跳舞，不要长成个大肚子！”

在舞场里，大人们都随着舞曲跳起来。叶子龙高兴地冲着4个孩子直点头，几个孩子也冲着他笑了笑。孩子们看着大人跳得起劲，自己不会跳干着急，于是一商量，手拉着手也下了舞场。她们一会儿跟在毛泽东后面，学他一左一右地上下摆动式，一会儿跟在周恩来后面，学他潇洒自如的4步舞，一会儿又跟在朱德后面，学他那四平八稳的慢步舞。她们4个在舞场里像穿梭似的玩着、跳着、蹦着，给舞会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

李敏的好朋友除了李讷、燕燕和二娃子，还有周恩来的侄女秉德。她们几个虽然年岁不同，班级不同，但一到节假日，总爱在一块玩耍。她们几个人还经常到南海边用手捞鱼虾。有一次，她们捞到了不少小鱼、小虾，就想着煮汤解馋。找谁帮忙呢？大家一讨论，就决定去找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慈祥，说话又风趣。于是，她们就风风火火地去找他，见到毛泽东就七嘴八舌地说：

“毛伯伯，毛伯伯，您看，我们捞来好多小鱼小虾……”“毛伯伯，我们把小鱼小虾都拿来了，和您一起吃饭行吗？”

“好啊！那你们就来吧！”

毛泽东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几个孩子又一窝蜂似的把小鱼、小虾送到厨房。这顿饭，餐桌上除了往日的几个简单的菜之外，又多了一盘苦瓜和一盆新鲜的鱼虾汤。几个小女孩吃得高兴、热闹、开心，可就是谁也不去动那一盘苦瓜菜。毛泽东说：

“你们从小就要学会吃苦，不学吃苦怎么行啊！”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一个人动筷子。

在毛泽东身边，不光是孩子们这样随便，工作人员也是如此，他们好像与自己家的老人生活在一起一样，很自然，显得无拘无束，充满着温馨。年轻人喜欢玩，喜欢动。只要不影响工作，毛泽东从不限制他们任何有益的活动。他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

“我可没你们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能去。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啰！还是你们好哇！”

一个卫士说：

“主席，您也发牢骚啊！”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嘛！我又不是不吃不喝不吭不响的泥菩萨嘛！”

年轻人听他这么说，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平时吃饭除了和家人一起外，还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他常常招呼身边一两个人，随身卫士或机要秘书，跟他一块儿边吃边聊，说说笑笑。他说：

“我一个人吃不下饭，和你们边吃边聊，我可多吃一点饭。工作时，我全部精力用在办公桌上。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没有人说话，我脑子还会在办公桌上。同你们边吃边聊，我就换脑子休息。”

这正是：忙里偷闲一伟人，最是难得性情真。儿女后生常绕膝，旧友新朋座上宾。

欲知毛泽东有何重要国事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他在宴请仇鳌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在座的章士钊先生，也是对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有过帮助的人。在以后的20多年间，毛泽东对这位老朋友一直念念不忘，且关怀备至。为了帮助老先生，他曾经用10年的时间，每年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2千元，共计2万元，以还债的名义送给老人。这种感恩的事例，在本传中不胜枚举，请读者诸君慢慢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