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南在1950年6月初接到了这封指示信，他捧读再三，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他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看了半晌。他心想，在湘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以至于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可还有一些干部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有点急于求成，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要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但不管怎么说，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他们怎么会“替地富说话”呢？于是，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乡调查土改情况。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石城乡的自然条件属于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很少有什么大户富户。而在唐家圫蹲点的石城乡土改中心组组长，是湘乡四区区政府的刘秘书，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当过乡长，为了掩盖他的历史，表现其革命性，就伪装积极。他以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划成份时，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地主。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亭被划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划为地主、富农。

钟瑞南、刘国坤等人找到文家兄弟，连连叫屈，请求为他们说话。文运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伪保长，但财产很少，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钟瑞南，家里很穷，仅仅是人懒一点，不大做工夫，也被划成了地主。文运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性情憨直，心地善良。在亲朋的恳请下，他几次出面为错划的地富说情，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对立。

此时，距唐家圫不远的另一个区，有位姓萧的地主，在当地有许多劣迹，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萧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还抬来一顶布轿，请文运昌去说情。文运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但他经不住萧家人的阿谀奉承和软泡硬磨，耳朵软了，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国法大如天，无论文运昌怎样说情，区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运昌面子上过不去，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引来许多人围观。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再三劝阻，文运昌却是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火大，竟开口骂起人来。区干部一时性起，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扰乱公务，就把你抓起来。于是，不由分说就把文运昌关进谷仓里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区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便去和文运昌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好说歹说，直到把文运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姓萧的地主，身怀绝技，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看病很有一套。这时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让姓萧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乱投医嘛。于是，萧某被带到病房，给病人把了脉，开了处方，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许多人认为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报复，他开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药，都要吃。没想到一剂药下肚，果然奇迹出现，病情大为缓解；三剂药服完，病几乎好了。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总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予以宽大处理的。萧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缓，又因服刑表现好，改判为有期，以至减刑提前释放。文运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以为是文运昌闯入公堂的结果。自此，文运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常常为人鸣不平，时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当文运昌有些自鸣得意的时候，石城乡副乡长毛提臣找到他说，石城乡的土改比较“左”，但自己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运昌觉得，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不如直接上书北京，向润之表弟告“御状”。于是，他找来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议，3人公推文运昌执笔，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信。

刘亚南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立即将土改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整改的措施，写了一个详细汇报材料，寄给了毛泽东。

5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对西南局《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的批复。

西南局在5月27日报告中央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中是这样写的：

中央：

接中央17日电后，我们即着手研究，现提谈判条件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以上10条请审查。我们意见，这10条全文作为秘密谈判，不宜全文公布，以免帝国主义捣鬼。但可将这些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解释。如果谈判不成，需要战斗进军，只要在三、五两条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变），就可作为公开宣布的约法10条。

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批复中写道：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西南局5月27日发来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条件，除第8条末句“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应改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外，余均同意。所提此项条件暂不公开发表，但可将其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作适当解释的办法，亦可同意。

中 央

1950年6月3日，宋庆龄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开会，致信毛泽东，她写道：

毛主席：

在京畅聆谠论，深感万分愉快。告别以来，倏忽二旬，想您最近身体健康，甚盼及时珍重，作充分休息。

我返沪后即着手筹备救济总会宣传部工作，因事属创举，不得不周详计划，昕夕从事，刻无暇晷，致最近旧疾复发，正在诊治之中，故本月恐未克来京开会，尚希见谅。

兹附上由美国转来之斯诺先生函一封，即请查收。我对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确一时无法侦知，因久未阅其著作，故不易臆测。如有复函，我可代为转寄。

此致敬礼！

宋庆龄

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病，叮嘱上海市委领导前去探望。

6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全面而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这一天，毛泽东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对他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主张，全文如下：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亿6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亿6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亿1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只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3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也分别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约见了卢汉。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这是他与毛泽东分别14年后，重新见到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和卢汉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称赞他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还对卢汉和宋任穷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谈话结束后，宋任穷送走卢汉，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不一会儿，毛泽东派人来把他叫了去。毛泽东说：

“10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

接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你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粟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粟裕汇报说：

“据最新敌情通报，台湾守军兵力增加到40万人。我解放台湾兵力亦应相应调整。我们原计划集中3野全军攻台，以第9、第7兵团为第一梯队，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目前3野全军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和敌人相比不占优势。建议军委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投入，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

毛泽东问：

“蒋介石这些兵是从哪里跑过去的？”

粟裕说：

“4野解放海南岛，驻海南岛7万蒋军逃到台湾，舟山群岛12万蒋军也撤到了台湾。50万大军攻台，基本上都是陆军，‘过得去’是个大问题，单靠海军舰船运送是不够的。我算了一笔细账，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积约0.6平方米，加上武器装备和物资，约需船只76万吨，也就是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每艇载25至30人，需要登陆舰2000艘。目前征集到的船只还不到一半，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都还无船可乘。建议中央统筹建造足够的渡海运输舰船，并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沿海船只统一编成几支运输船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这账算得很细，很具体。海上运兵确实是个大问题。”

他转对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要很好重视。”

粟裕又说：

“鉴于解放台湾之战已不仅是3野部队参加，建议中央派刘伯承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台。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渡海舰船，建议攻台作战推迟一些时间，确有把握再行动。”

周恩来说：

“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大不一样，受气候、风浪、潮汐影响很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金门之战有深刻教训，没有足够船只，不能急于求成。”

粟裕听他提到金门之战，激动得站了起来，说：

“金门作战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准备，根子在于骄傲轻敌。由于轻敌，对蒋介石垂死挣扎的顽固性认识不足；由于轻敌，对敌情侦察不细；由于轻敌，对海战特点没有很好研究；由于轻敌，在运兵船只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便发起进攻。金门之战教育了我们，攻台之战没有充分准备，不应轻易发起。”

毛泽东示意粟裕坐下来，他说：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台指导思想‘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行动’很好，所提3条建议，2条很好，增加攻台兵力和统筹建造船只，中央和军委要专门研究部署。”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见大家没有异议，接着说：

“第3条建议，派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中央不采纳，解放台湾之战还是由你粟裕来指挥，中央和军委信任你。”

刘、周、朱、彭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就说：

“好，我正式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现在要加紧准备，没有绝对把握不发兵。”

6月9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

七届三中全会鉴于王明迟迟不写检查，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因在天津视察工作没有参加七届三中全会。7月30日，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给他后，他才看到了这一决定。8月17日，王明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示准备在病情允许和工作安排好之后写声明书，要求中央给他提供相关资料，并征求完成时限。他强调，由于各种原因，写好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8月18日，毛泽东在王明的信上批示道：

刘、周、朱、任、尚昆阅。

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清查是否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毛泽东 8月18日

后来在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了要去苏联治病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他确实有病，在同苏联方面交涉获准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6人，在警卫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由北京乘火车出发，经东北去苏联。他在苏联一呆就是3年多，于1953年12月9日回到国内，继续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仍然不提写检查的事。1954年4月，他的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此后一直在静心养病，再没有工作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并精简调整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在撤销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1955年10月，王明在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中央，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中央解除他中央委员的职务。中央批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王明再次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经中央同意，他和夫人、孩子、保健护士、警卫员、保姆一行在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出发，于2月1日抵达莫斯科。中央后来还专门派了两名针灸大夫赴苏达半年之久，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病。

欲知七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介绍。

东方翁曰：从“四面八方”思想的产生到“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的提出，可以说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党内那些高级领导人的右的思想和“左”的倾向，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合理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据统计：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23.4%。其中，工业增长36.4%，农业增长17.8%。粮食增长16.9%。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即使在这一年又出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国家的财政从1951年起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且略有节余。到1952年，依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了20%。在3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终于胜利地实现了，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