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李家骥和李德华、贾士兴跟着江青正式进驻新屋乡姚家湾。这里是全乡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大湾，又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

武汉的天气和北京大不相同，在北京，早晚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凉凉的秋意，而以火炉著称于世的武汉，此时还很热。江青和卫士们穿着单衣单裤，农民们却仍然穿着短裤、赤脚光膀子。江青和卫士们在农村跑上一天，汗流浃背，全身泥土，这才领略到了武汉“秋老虎”的厉害。就在进湾这第一天晚上，李家骥、李德华、贾士兴蓦然间听到了枪声，立刻紧张起来，他们害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湾里谣言四起，纷纷传言：“现在搞土改，国民党回来还得把土地还给主人”。整个村子人心惶惶。还有人叫号：“谁敢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就打烂他的狗头。”江青闻之，也感到形势严峻。她对李家骥等人说：

“我们必须深入下去，摸清情况，才能分清敌我，明白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否则两眼一抹黑，不知如何动作，不仅被动，而且必定犯错误。”

她决定，不管好人坏人，赞成土改还是反对土改的，都要见，都要听，全面掌握情况。

此后，江青等用了3天时间，召开了不同类型的会议，详细摸底：一类是中农会、贫农会、雇农会；二类是富农、地主会。他们向各类人员讲清形势，交待政策。对第一类人重点是让他们认识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土改，自己站起来，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对第二类人，是让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党的土改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组工作，脱胎换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还敲山震虎地说：

“对那些反对共产党，与政府对立，不与工作组配合，四处散布谣言的人，我们绝不会客气。”

她和工作组还特别重视做好干部工作，相信和依靠当地干部和党的组织。为此，工作组多次召开乡干部会，让土改队员也参加。江青在会上说：

“用什么态度参加土改，是对党员干部的重要考验。有3种态度，一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地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这是最好的，这些党员干部占多数，我们搞土改重点靠这些同志在第一线组织领导；二是虽然不反对土改，但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积极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们是半心半意搞土改，这种人也不少，要提醒他们，不要落伍，赶快跟上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里有剥削行为，甚至是富农或地主，或者有这样的亲属，在我们党内肯定有这种人，我们乡里的有没有我不知道，这种人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这种情况不多，但必须提个醒，请他们千万注意别倒向敌人一边。”

江青的讲话对这个乡的党员干部震动很大。会后她又与重点党员干部和工作队员个别谈话。这些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党员干部的思想很快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大家都表示一定在工作组指导下，积极参加土改，把新屋乡的土改工作搞好。

江青常常工作到深夜，和党员干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下一步工作。她还经常和李家骥3人讨论问题。有一次，李德华向她汇报说：

“现在有坏人挡道，阻碍我们工作开展。”

江青问道：

“哪几个挡道？你说说看。”

李家骥说：

“一个是恶霸地主黄麻子，一个是乡长。他们俩影响着全局。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人搬掉。”

李家骥说的黄麻子叫黄金龙，此人人高马大，有钱有势，无恶不作，人们都不敢惹他。乡长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敢得罪他，还和他勾勾搭搭，一起干坏事。江青为了搬掉这两个绊脚石，带着李家骥3人到县公安局去求援。县公安局负责人陈光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江青提出打掉这两个坏人的想法，陈光义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后来，江青建议当地党组织召开批斗黄金龙的大会，并请陈光义派人参加。会议由土改积极分子主持，五六个受害人用血的事实揭露了黄金龙的罪行。台上血泪控诉，台下口号震天。在这群情激愤中，江青发表了讲话，她用简短的语言阐明这次土改的伟大意义，痛斥黄金龙的罪行，最后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势力斗争，真正翻身做主人。

批斗会结束后，一些地主、富农、一贯道、土匪纷纷主动向工作组交待问题。

新屋乡有40多个湾，很分散，远的湾离江青住的地方有二三十里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他们到哪湾工作都吃住在农民家里，从不搞特殊化。李家骥考虑到江青身体不好，这个乡的情况复杂，阶级斗争激烈，为她的安全负责，劝她别下去了，让她在乡里或在姚家湾听汇报。江青很不高兴，她说：

“我们到这里是工作来了，不是享受来了，要工作肯定会遇到困难，要吃辛苦，甚至牺牲。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和农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连心，才能和我们说真话，一起斗地主恶霸，把土改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我个人身体能否坚持，我会尽力克服困难，我个人安全也不要考虑太多，和农民群众交上了朋友，他们也会保护我们的。”

李家骥觉得江青说得有道理，又是领导，只好按她的意见办。李家骥等和江青到几个湾去抓落实，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搞清各湾土地、人口以及占有的具体情况。甚至把这里一头牛与多少粮食交换等具体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每个湾的人员情况，包括成份、历史、表现，特别是一些情况复杂的人，搞得一清二楚，而且专门安排人监视他们，掌握他们的动向。江青高兴地说：

“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现在心明眼亮，心里踏实，对以后工作充满信心了。”

江青脸上常常笑容满面，她那轻盈的身影，得体的一举一动，带有山东味的普通话，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进入11月份，按工作计划应该进行分田了。工作组和乡、湾干部、贫下中积极分子在一起进一步核清各湾土地和人口及占有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及本地实际情况开始作分配土地的计划。做计划必须准确，为了准确，还要一一丈量，这些工作很具体，很麻烦，又必须做好。江青和地方干部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地、一个湾一个湾地往前推进。

11月间，在江青和新屋乡干部积极配合下，县里一举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在全县范围内活动的反革命组织，土改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或多或少都与他们有联系。黄金龙在被批斗后，表面上老实，但在暗中仍然制造谣言，参与“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活动。工作组根据他的表现，逐级上报请示，把他给枪毙了。

江青和工作组的其他成员，还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培养和发现新的积极分子，酝酿建立新的乡、湾两级领导班子。积极分子曹洪宽和一名妇女在工作中表现非常好，被吸收到乡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不少积极分子入了党，有的还当了省市级劳动模范。

12月17日，江青结束了在新屋乡的土改工作，进行工作小结并向省委汇报情况。李先念对江青的工作很满意，他说：

“江青同志，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常得到主席帮助指导，与我们基层不一样。大家反映你江青同志水平高，为各地做出了榜样。”

李家骥3个人议论起这段时间的工作，也都认为江青是有能力的，从内心佩服。李德华说：

“江青不简单，有独立工作能力，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李家骥说：

“江青聪明，干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一言一行，都很得体。”

毛泽东听完了李家骥的详细汇报，高兴地说：

“好，你们做得好。”

再说12月28日，毛泽东就陈毅等人在12月25日和26日电报中汇报的华东军区进行“三反”的情况，复电陈毅等人，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各中央局：

12月25日长电及12月26日短电，均已阅悉，很好，望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起来，并力争于3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并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微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毛泽东 12月28日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毛泽东神色凝重，目光又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说道：

“对那些有贪污腐败行为的人，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的分别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会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的新闻稿时，郑重批示：

“应于30日见报。”

后来在公审大会召开前，曾经担任过冀中区党委书记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到薄一波说：

“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一下。薄一波只好将黄敬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12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西南军区党委会12月27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1月份应发4次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此电和西南军区的一周简报均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使广大干部能够看到，越快越好。

毛泽东 1951年12月30日下午4时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央、大区、省市3级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第二第三两军区；志愿军：

一、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3级的一切工作部门，例如党的宣传部、组织部，政府的财政部（厅或局）、公安部（厅或局），军区的司令部、后勤部，再加各民众团体，除每一民众团体只要总报告不要各部门的报告以外，所有一切工作部门，均应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政府中凡与党外人士在领导工作上合作的部门，用党组名义作报告。在1952年的头4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二、其余照12月4日20时电执行不变。

中央 1951年12月30日

12月3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的情况。他特别谈到不法资本家经常用给回扣等行贿手法收买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即“五反”运动——笔者注）。”

12月31日晚8时，毛泽东因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便提笔在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语，他写道：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的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1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毛泽东写完批语后，才看到了刚刚送来的中南军区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军区党委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内中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军委主席的电报。他又开始高兴了，立即指示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谭政同志：

此件及12月30日15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

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

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3天一会，5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 盼望你们的捷报。

毛泽东 1月1日2时

此时，已经是1952年1月1日凌晨2时了，毛泽东依然毫无倦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尚昆派人飞送”这几个字。他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说道：

“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并附上谭政的报告。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同志：

接到谭政此电及另一文件后，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你病如何，望好好养护。

毛泽东 1月1日上午3时

尔后，毛泽东一直工作到7时半，从12月31日上午11时算起，已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了，在卫士们的不断催促下，他这才放下文件，上床休息。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领导“三反”运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2月29日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说：“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他还对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真乃金玉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