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
话说1955年5月10日，司徒美堂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
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司徒美堂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5月11日，毛泽东在周扬的来信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早在4月间，舒芜把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信件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发现信件中有许多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态度，他要舒芜整理清楚后，交给了周扬。5月9日，周扬把胡风写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报送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的《文艺报》一同登载，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主席审阅。”
毛泽东看罢周扬的来信，认为拟的编者按语不行，对舒芜所提供的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便提笔将其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他在给周扬的批示中写道：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通过了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组成。
这一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方针。
据统计，全国工矿企业在1954年发生政治性破坏事件345起。从1955年1月到4月，在闽、浙、苏、皖、桂、湘、鄂、赣、豫、川、康、滇、冀等15个省的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4起，反革命暴乱未遂案10起，较大的骚乱25起。这些暴乱、骚动、破坏事件，多数与美蒋间谍活动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实行第2次大规模镇反和内部肃反，已经成为必要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罗瑞卿、陆定一等10人组成的肃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当前改变耕作制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报》作出批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浙江省委关于改变耕作制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报很好，特转发各地供研究参考。
为了实现粮棉增产，各地根据具体条件，进行若干农业改革，这是完全必要的。事实证明，许多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业已获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但也有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造成了若干减产的损失。这种情况亟应引起各地注意。中央认为：
一、农业的地区性是很大的，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有很大差别，甚至一区一乡之内也各有不同。因此在确定农业耕作方面的改革时，必须注意因地制宜，绝不能用一套办法在一省一县之内硬性普遍推行。在推广成功的典型经验时，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逐步地进行，要总结一步，发展一步，绝不可冒然前进。
二、我国农业的生产和技术装备是落后的，至于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并不能一般看成是落后的。它是我国广大农民几千年来在生产实践中长期经验的积累，必须重视这种宝贵的民族遗产。各地进行农业耕作方面改革时，必须重视群众的生产经验，反复研究，比较得失，绝不能粗暴地轻率地否定群众的经验，强迫群众改变。低估或忽视群众长期积累的丰富的生产经验，就会犯错误，就会造成生产上的严重损失。
三、改革耕作制度必须与提高其他技术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增产作用。譬如有的地方，单纯追求复种面积而不注意技术和物质条件（特别是肥料）是否跟得上去，盲目推行一年两熟，结果两熟收成加在一起反不如一熟打粮多。
四、推行农业改革，必须树立全面增产、全年打算的观点。在计算增产效果时，不应孤立地计算某一种作物、某一个季节的增产与否，必须从全面算账，从全年算账，不能只图这一季增产，而造成下一季减产，耽误下一季的种植。也不能不根据当地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特别是肥料），轻率地否定群众合理轮作的经验，挤掉必要的季节休耕或绿肥种植的面积，以致使地力衰退，算起总账来反而减产。
五、农业耕作方面的改革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工作，它基本决定于各地自然条件、耕作技术和其他物质条件，决定各地劳动组织状况。当推行这种改革而群众有抵触的时候，绝不能简单看成只是群众的落后习惯和保守思想，应该再做仔细考虑。就是确实可行的一种改革办法，如群众没有亲身经验一时尚不能接受，也只能先在国营农场实行示范，待取得良好效果后，再吸引群众参观评比，向群众宣传教育，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逐步推广。改革计划开始不要定得过大，计划确定之后，还必须充分考虑和征求下边提出的修正意见。单纯自上而下地硬性规定实行耕作改革的面积指标，势必助长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从而带来不利于生产的后果。
根据浙江经验，中央要求各地结合春耕，对去年推行农业改革的结果，进行一次深入检查。在检查中要注意实事求是，肯定正确的，批判错误的，补充不足的。要有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不能只看增产的典型而不问减产的事例。还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群众的真实反映，以便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订正今年的改革计划。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12日
5月13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语一同发表。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摘编。他把有关材料分为4类：
1、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2、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3、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5月13日下午，董其武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董其武从1953年底起兼任69军军长。这一次，他到北京是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在此之前，有一些起义人员因受了委屈，就给他写信诉苦，对起义的意义表示有怀疑。
董其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事哩！”
董其武说：
“过去您代表共产党说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有抓的，有押的，有管制的，有劳动改造的，几乎都究了。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来信，都转到国务院去了，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听后说：
“我们的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是一些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就是下边搞错的，我们也有责任，有错一定要改。”
毛泽东拍着桌子大声说：
“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泽东的话，很高兴，随身带来的信，一封也没有给毛泽东留下。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不少起义人员的错案得到了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