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下午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问题。
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的情况。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中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发展合作社，河南7万、湖北4万5、湖南4万5、广东4万5、广西3万5、江西3万5、江苏6万，也是自愿互利。发展合作社对国家是有利的，对你们各个地区也有利，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由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去召开一个会，把精神传达一下，讨论解决。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
“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1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900亿斤，已经减了9亿斤，可再减11亿斤，留下880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870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3年不变。以后3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和经济作物六种行业的人——笔者注）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0点才结束。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部将胡风及其夫人梅志逮捕。
公安部在逮捕胡风时，从胡风家里搜查出了许多胡风与他一些接近的人们之间在50年代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中也有不少暗语。于是，中宣部便派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整理。
在胡风被逮捕后，公安部在江西省吉安图书馆找到了胡风曾写过的《剿共宣传大纲》，他过去未曾作过交代。这样，中共中央更加认定胡风的问题是政治性质的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国务院各办，国家机关各党组，青年团中央、各人民团体党组、人民日报：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领导、管理和改造的请示报告，现转发你们，望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各地文化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曾对这类图书进行过取缔和收换，但因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方针不明确，对于著绘、摄制、印行、贩运、租赁这类有毒图书的各个环节缺乏有效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同时，出版和发行适合于水平低的读者阅读的通俗读物的工作又做得很差，以致至今这类有毒图书仍在公开的或暗中流行。这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对于社会公共秩序的巩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推进，都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坚决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处理这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鉴于过去曾发生乱禁书刊和乱禁戏曲的教训，今后查禁书刊和戏曲必须有严格的控制。即凡要查禁书刊和禁演剧目，必须经省市以上政府文化部门审查，在党内报经省市以上党委宣传部批准，然后执行，同时必须将书刊和剧本报送中央文化部，以备中央文化部的检查和复审，不准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胡乱查禁。为此，文化部和各省市文化局（文教厅）应组织图书和戏曲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于查禁的书刊和戏曲的审查工作，所有应行查禁和收换的书刊和剧目都必须经过该委员会审查通过。这个委员会应该吸收一些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
要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大力发展群众性的文化事业，而发展和改进通俗图书特别是适合思想水平较低的读者阅读的故事性、趣味性较强的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出版机关和发行机关应努力做到这点。现在不少出版和发行机关轻视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不注意对思想水平低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这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必须坚决克服。须知我们的出版物只有为广大劳动人民所需要所接受，才能达到教育和提高他们的目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应注意组织对于具有一定教育意义而又读者范围广泛的图书的评介工作，以推广这些读物，并指导读者阅读。
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同时，应该积极地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类有毒害的图书之所以能大量的流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类图书能够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喜好，而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还由于这些租书铺摊和少数著绘、摄制、印行、贩运这类图书的人看到这种行业确还有利可图，就群趋以赴，这正反映出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因此，如果不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对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的生活加以妥善的安排，这个问题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照像业、租赁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并逐行逐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应该责成和指导文化馆负责把租书铺摊用一定形式组织起来，改造成为流通通俗图书的据点，并引导它们中的一部分兼营或改营书利发行业务。对于流散在社会上的旧的著译、绘画、编辑人员，除反革命分子和不可救药的流氓分子外，应一律加以收编，或以组稿办法发挥他们的力量，维持他们的生活，并逐步改造和提高他们。
对于其他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也应采取统筹安排、利用改造方针。在我们加强文化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掌握影片、戏剧、出版物及其他文化活动的内容的前提下，正确地利用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力量，不但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文化需要，而且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大一笔资金，使我们可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对私人举办电影院、剧场等，可允许私人修建房屋，但在经营上应由国家与之进行公私合营。那种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盲目排挤，不加安排的作法，已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困难，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但在利用和改造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时，必须防止反革命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反抗和破坏，并且决不允许放弃领导，放松警惕，以致削弱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
（本件和两个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20日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者按和结束语。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是根据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68封信件摘编的。第2批材料分为3个部分：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共产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毛泽东在结束语中也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5月24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为批判胡风的反动言论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1950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欲知此后如何深入批判胡风等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一文，短小精悍，说理性极强，且充满唯物主义辩证法，堪称政论文的范文！批判胡风一案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究竟是对是错，从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在毛泽东身后的丑恶表演，就可以看清楚了！在上个世纪的1980、1986、1988年，一些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先后3次为胡风平反。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试探性的做法，不正是他们心虚的表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