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毛泽东在陈叔通、黄炎培反对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信中写了几段批语。他心里很清楚，陈叔通、黄炎培表达的意图很有代表性，不仅党外人士，连全国人民一时都接受不了，就是党内也有相当部分人不赞同。如果解释工作不做好，会引起人们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乱，甚至误会，好事反而办成了坏事，于党于国不利。于是，他便在来信中“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一句后面批道：

“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来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泽东批道：

“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来信中说，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将引起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毛泽东批道：

“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来信中还提出了修改宪法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4年”下面，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批道：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8年，可不连选。2、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4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为慎重起见，毛泽东没有把批语直接送交陈叔通、黄炎培，而是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并特别指示他们：

“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请小平同志将此件印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注意。”

5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已经在中国访问了20天，即将离开中国去印度尼西亚访问。

这天凌晨3时25分左右，勤政殿里灯光明亮，伏罗希洛夫已经起了床。他身着灰色西服，梳洗得整整齐齐，两手插在裤兜里，在前厅里来回走动着，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4时30分，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伏罗希洛夫整理了一下领带，迎了出去。毛泽东见伏罗希洛夫走了出来，连忙上前紧紧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候道：

“睡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

伏罗希洛夫说：

“休息得很好。这个时候还打搅你，真有些过意不去，你早应该休息了。”

“我应该来看看你。”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伏罗希洛夫的手，并肩向客厅走去。到了客厅门口，伏罗希洛夫伸出左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

“你到我这里来是客人，请吧。”

毛泽东微笑着谦让道：

“咱们一块儿进去吧。”

伏罗希洛夫把茶桌上的烟灰缸拿过来，放在毛泽东坐的沙发扶手上，亲切地说：

“茶桌离你远了些，这样你就方便了，不用再起来去磕烟灰。”

毛泽东道了一声“谢谢”，关切地问道：

“20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伏罗希洛夫高兴地说：

“我最亲近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每当我想到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动人的欢迎和款待，就是有点疲劳也都忘了。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疼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毛泽东微笑着回答，接着他又说道：“不过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我是按月亮规律办事哩。”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伏罗希洛夫连连摇着大手。他起身从茶桌上端起一杯泡好的龙井茶，递给毛泽东，又问毛泽东每天吸几支烟，毛泽东说：

“不多，有时把烟拿在手里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烟，在精神上好像是吸了。”

卫士们为了限制毛泽东吸烟的量，曾经把一支烟折为两节，使他吸完后有所间隔。伏罗希洛夫听毛泽东如此说，摇摇头，真诚地说道：

“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毛泽东说：

“我深深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此时，天边已渐渐现出晨曦。刘少奇、周恩来走了进来，准备一道去机场为伏罗希洛夫送行。该出发了，毛泽东陪着伏罗希洛夫走到门口，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说同你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他把伏罗希洛夫送上汽车，目送着车队渐渐远去。

5月7日，刘少奇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时，说道：

“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写出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为“自修稿第1次稿”。

5月8日上午，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2次稿”。

5月8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陈叔通和黄炎培的联名信以及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示。

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除了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意见。

是日晚10时，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3次稿”。

5月9日、10日这两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4次稿”。他把整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1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并且写道：

“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此前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摘要如下：

“今春以来，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纷纷参加田间劳动，若干地方的县区干部，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高级中级军官，也开始这样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中央认为：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年老体弱的干部都不要勉强地参加这些劳动。”

“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力求避免形式主义和时冷时热的现象。”

“关于机关的一般干部、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因为人数很多，牵涉较宽，须由行政部门、军队政治部和教育机关加以研究，拟出办法，但不要盲目地、无计划地推广，而是应当经过一部分人首先试行，取得经验，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党中央委员会唤起全党同志注意：我们的党在30多年中，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并且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脱离生产，而在脱离生产以后即不愿意再回到生产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党同志是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5月11日，毛泽东给在湖南长沙第10中学教书的语文教师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看了毛泽东于1957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18首诗词后，在2月7日把自己记忆起来的、过去毛泽东赠给她丈夫柳直荀一首诗中的几句，抄寄给毛泽东。她在信中附上了自己1933年所作的怀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惊梦》：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李淑一还在信中索取毛泽东在1920年送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

毛泽东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之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1957年5月11日

毛泽东赠给李淑一的这首游仙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堪称千古绝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读罢毛泽东这封来信，激动得热泪涌流。

还须说明的是，毛泽东后来在1961年把曾经婉拒李淑一请求的《虞美人》一词写了出来，送给了他的卫士张仙朋。

且说5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马尔科率领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

一身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微笑着挥手欢迎客人。他听着陌生的译员范承祚讲的外语也是陌生的，便转身问范承祚：

“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呀？”

范承祚答道：

“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

毛泽东好奇地问：

“你的阿语是在哪里学的？”

范承祚指着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报告说：

“我是在他们国家学的。”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郑重地向马尔科说：

“谢谢你们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人才。”

毛泽东在会谈中说：

“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不在乎玉皇大帝。”

范承祚听了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译才好。他对毛泽东说：

“翻译‘孙悟空’，我没有把握。”

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足智多谋、力大无比，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

当话题转向有关上帝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的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像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

5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5月10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所说的“这一整版”是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的该报前两天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他还写道：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原来在5月8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第1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到5月13日，座谈会已经举行了5次。在前4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和书面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有一些意见尽管尖锐，但也比较中肯，与人为善。但在13日的第5次座谈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就越来越偏激了。

有人提出了要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意见，他们说：“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人甚至针对“党委（党组）负责制”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列举的那些报纸都对上述情况作了详细报道。

5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的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讨论整风座谈会上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是要公开发表的。可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时，改变了初衷，又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5月15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6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大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先后在会上发言。

马寅初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人则说，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他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批评有4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张奚若的这4句话，后来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扭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5月14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央 1957年5月16日

5月16日晚9时，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讨论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1时20分结束。

欲知整风运动中的新动向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自从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提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后，又不辞辛劳地为之宣传，并呼吁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本传在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由此可以看出，毛公其意也善，其心也诚，读者诸君是不难看明白的。奈何党内高层一些人反对在前，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不良分子捣乱于后，如他们在5月13日第5次座谈会、5月15日第6次座谈会上的种种表现，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常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于是乎，反右斗争便势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