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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话说1958年1月5日傍晚,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杭州,飞向长沙。

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向迎接他的省委书记们介绍了双轮双铧犁,并建议湖南大量生产双轮双铧犁,推广双轮双铧犁。

毛泽东把在杭州起草的17个问题向湖南省委书记作了介绍。他还提出: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包括工业、手工业、农业、农村副业、林业、渔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财政金融、劳动工资和人口、科学、文教、卫生14项。其中工业又可细分15项:产量指标、产品质量、新产品试制、新技术、先进定额、节约原材料和寻找代用品、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成本、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企业的分工和协作、供产销平衡、地质勘探、资源综合利用、设计和施工。

在农业方面,毛泽东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抽出14个要点,要求各省地县委抓住不放。

在工作方法上,毛泽东提出要掌握时机;计划要有两本账,要推广试验田,抓两头带中间,相互参观学习,开展评比活动,加强检查督促,加强调查研究;领导干部一年要有4个月在下面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增加感性知识。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

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断革命。他说: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1949年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又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今年7月可以基本告一段落,但还没有完结。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做到红与专、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要求重视知识分子,各部、省、地、县都要培养专家‘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

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认为是发动“大跃进”的好时机。他说:

“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毛泽东寄希望于湖南省委做促进委员会,不要做促退委员会,要多快好省,不要少慢差费。

湖南省委详细汇报了干部蹲点办试验田及湘江机械厂(株洲331厂),采取“自建公助”解决职工“房荒”等问题,毛泽东很感兴趣,认为可以推广。

5日晚上,毛泽东在长沙观看了木偶戏《追鱼记》和花鼓戏。

1月6日上午10时,毛泽东接见省委、省军区主要负责干部,尔后由省委书记周小舟和省长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潜陪同,在省委办公楼前同军队和地方科、处级以上干部500多人合影留念。合影已毕,程潜对毛泽东说:

“北京与湘相距甚远,不便兼顾,我想辞去省长一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

毛泽东微笑着说:

“颂公怎么要提出辞职?是不是以为用了右派而引咎辞职呀?这不要紧嘛,我不是也用了右派吗?以后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夏初秋末在北京住,春冬两季在长沙住。”

他吸了一口烟,又严肃地说:

“现在大局安定,领导班子不能随意调换。颂公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你当巡抚看待,您德高望重,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

程潜听毛泽东如此说,便连连点头,说道:

“我听主席的安排,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又从长沙飞到了广西南宁,下榻于明园,起草了一个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

1月6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里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坐落在中海和南海的交界处,在丰泽园的北面。相传清末慈禧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在这里办公。

吴冷西列席了这次会议,彭真递给他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吴冷西接过一看,乃是毛泽东亲笔所写的通知,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上面写的是: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吴冷西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心想:我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这次会议可能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人民日报》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是经过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定稿,因为毛泽东那时在杭州,所以就没有送他审阅,是不是社论内容有什么重大问题?可是,听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所谈的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到报纸和通讯社呀!想到此,他就问胡乔木和杨尚昆:

“南宁会议通知名单,主席为什么会这样排列?”

胡乔木和杨尚昆说:

“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殊意义。”

吴冷西从胡乔木的神态上,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也在担心,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1月7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要到邕江里去冬泳。

此时,运动员梁亚华和他的几个青年伙伴,正在南宁市水上游泳池进行冬季训练,只见教练员急匆匆走来,把梁亚华叫上岸,带到一位负责人面前。那人告诉梁亚华说:

“有紧急任务,陪一位首长游泳,你马上做好准备!”

梁亚华不敢怠慢,立即将“205号”小汽艇准备妥当,带上伙伴,开往邕江岸边。他们远远看见有几个警卫员模样的年轻人,正在紧张地测试江水的温度。

20分钟后,几辆轿车来到了江边。毛泽东在省委领导人的陪同下,先后下了车。卫士张木奇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

毛泽东笑了笑,说:

“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

他更衣后穿着睡衣登上“205号”汽艇,站立船头,一是为浏览两岸景色,二是要适应一下气温。汽艇迅速驶向江心,不一会儿,到了预定地点,早有梁亚华和几个运动员划着舢板来接。毛泽东和卫士们上了舢板,开始做下水的准备。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着身子,尽管如此,浑身还是起满了鸡皮疙瘩。毛泽东则是先用毛巾沾着江水擦抹前胸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水中。岸上的人问:

“主席,冷不冷?”

“下决心就不冷。”

毛泽东说罢,就扶着舢板的边沿下了水。梁亚华几个人也随着跃入水中,护卫在毛泽东周围。毛泽东朝卫士们招呼道:

“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来一游就没事了。”

卫士们听他如此说,只得下了水,立时冻得透不过气来。尽管如此,他们个个还都咬着牙坚持着。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还真的比较适应了。毛泽东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脸上泛着孩童般的得意,说道:

“不过如此!”

他时而蛙泳,时而侧泳,时而又踩水,游至酣畅处,还拿出了他的独门绝技: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上长达几分钟。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有几个实在耐不住了,缩着身子就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毛泽东的随身医生对着毛泽东喊道:

“主席,上来吧。”

“再游10分钟。”

毛泽东坚持说。10分钟过去了,他已经游了1000多米,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经大家再三劝说,这才上了船,披着衣服,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张木奇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

“冷不冷?”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说:

“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

抽了一会儿烟,他转脸问李银桥:

“带酒了没有?”

李银桥摇了摇头,说没带。毛泽东平常不大喝酒,就是喝也只是来点葡萄酒。这次出来游泳,李银桥自然想不到要准备点酒。他知道毛泽东也感到冷,于是就拧一条热毛巾替他擦身子,张木奇也马上拧了一条热毛巾来给毛泽东擦身子。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没有吭声。

1月8日凌晨1时,空军雷达部队突然发现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向南宁方向飞来,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非常紧张。他首先想到的是,难道国民党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知道了南宁会议的安排?事态紧急,不敢怠慢,他立即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他干掉。他又要求南宁市全部断电熄灯,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书,李银桥和其他卫士急匆匆地进了卧室,简单说明情况,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李银桥说:

“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说: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呢?我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坚持劝毛泽东去防空洞,他说:

“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脱口说道:

“我不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到我门口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他是那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1月9日,毛泽东带着大口罩漫步在邕江北岸,和路旁一家糖果店主人聊天,询问他的生意和生活情况。

尔后,毛泽东到了码头上,和准备渡江的群众交谈。他被群众认出后,便摘下口罩,和围过来的群众握手。

事后,毛泽东对担心他的安全问题的身边身边工作人员说:

“就是不应怕群众,不要害怕群众嘛!”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他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汽艇护卫。

毛泽东下水后,有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他们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了岸,一行人驱车来到广西军区303医院。

在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毛泽东接见了一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们。他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长队,非常高兴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

毛泽东对他在邕江两次冬泳颇为得意。后来,他在和老朋友周谷城谈话时这样说: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当然,在大前提下应该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且说1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性质的“南宁会议”。

在他通知的27人中,陈云、邓小平、潘复生3人因故没有到会。周恩来则是在中途到会的。

毛泽东的住处,离广西自治区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这栋建筑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南宁会议就是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的。

南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高潮的形势下,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问题。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有3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供与会者批判的,它们是:周恩来在1956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预算报告中的有关反冒进部分,19566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摘要。

毛泽东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的摘要材料上加了这样的批语: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针对我的。”

这3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吴冷西见毛泽东如此批评《人民日报》社论,马上找到胡乔木,问毛泽东批评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清楚。两人商量后,当晚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还要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第二天,吴冷西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他和胡乔木一起查看了社论的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中宣部在讨论时,陆定一认为不能用。他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组织中宣部起草。后来,中宣部的初稿由王宗一起草,中宣部讨论修改后,由陆定一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作了一些修改,还提出了一些意见。陆定一又做了一些修改,再送刘少奇。刘少奇在个别地方修改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未改一字,只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圈了他的名字,批上了3个字:“不看了。”

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关于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说: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治设计院。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你们平时就不跟我们通气,不拿一点半成品、原材料来,一定要等到你们把什么都搞好了,才拿给我们,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封锁。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农业纲要四十条,最初是8条,后来是17条,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谈议论,最后才形成四十条。这回先到杭州,同华东同志谈了十几条;在这里又谈了二十多条。”

他还说:

“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

“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应当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

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搞了12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毛泽东用带有警告的口气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20年只搞了4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清晨,毛泽东在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后,挑了几份送给广西省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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