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下午，南宁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毛泽东插话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他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
他接着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
“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他念完了这段话，说道：
“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说罢，他继续念社论中的另一段话：
“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
他读完了这一段，又边评边读边议论：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了‘但是’后面。
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的一些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我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作10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个故事的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词，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至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束如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yan）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漏，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宋玉终于打赢了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散会后，毛泽东指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18日）给与会者。
据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1月18日中午，林一山和李锐被专机接到南宁。
这天晚饭后，毛泽东在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还有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及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
林一山、李锐像应试的考生一样，都坐在毛泽东面前长条桌的对面。毛泽东要林一山、李锐二人先发表意见，他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
“要2个小时。”
他又问李锐：
“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个小时。之后，林一山、李锐两人之间免不了要推让一番，于是，林一山就先发言了。
搞三峡工程是林一山朝思暮想的宏大志愿，他在来南宁之前，就在文件箱里满满地装上了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林一山又是一个博学的人，他侃侃而谈，先从汉朝的贾让治水说起，历数长江的洪水灾害，又讲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工业的主要资源，以及为了15年赶上英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及以三峡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他又讲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及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讲的时间超过了两小时。
李锐在发言中则是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两者不同的洪水、泥沙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他说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50%的面积，而对湖南4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他又说，堤防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既不可贬低它的作用，也不可放松它的作用。防洪标准只能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于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一个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他还说，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的道路。
李锐把随身带来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摊在桌子上让大家看。他说，国家财力的许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左右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电力而不是防洪，像三峡这样大的工程，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忽视。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争论双方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因为李锐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就点点头说：
“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到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今天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1月19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王实味、丁玲写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报告材料上写了一个按语，他写道：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原来，丁玲在1955年被作家协会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1957年又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送往北大荒农场劳动。后来，丁玲在毛泽东逝世后曾经回忆起这些往事，她非常冷静地写道：
“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的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是，不经上边，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毛泽东统帅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转变过来。”
再说1月19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尔后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说：
“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
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这次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1月20日，南宁会议听取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3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他还说：
“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这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事前他写好了提纲，主要谈工作方法，杭州会议的17条在这里已成了42条，这就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前身。
毛泽东在讲话中借用了《离骚》的词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篇很好的哲学短文。
他在会上提出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要求在今年9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讨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凡是有群众的地方，讨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1月21日晚上，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此时，林一山、李锐的文章，早已印发给各位与会者。林一山的文章洋洋洒洒2万多字，题目是：《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内容是：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而李锐的文章则只有3000字，题目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他在文章中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4个问题外，着重对三峡工程提出了6点看法：1、控制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
这次会议的结果，正像李锐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一文中洋洋得意地描写的那样：“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分，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最后做了总结，他说：
“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够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李富春、薄一波插话都赞成只要有条件，应当尽量多发展水电，现在赶不上，第3个五年计划总可以做到水主火辅。毛泽东指着李锐说：
“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他又转向李锐说：
“你当我的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
李锐忙说：
“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
毛泽东说：
“你是兼职嘛。”
散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
“你中了状元了！”
1月22日，是南宁会议的最后一天。
这天下午，毛泽东要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4万名各族群众。说来也是天不凑巧，接见活动安排在下午4点开始，可是还不到2点钟，天上就下起雨来。南方雨水勤雨量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没完没了。毛泽东望望屋外，让卫士把刘建勋、韦国清叫来，对他们说：
“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安排4万多人的聚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里早就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4万名群众，也早已按照指定位置排好了队伍，此时尽管风吹雨淋，他们依然是翘首以待，期盼着毛泽东的出现。
下午2点多，毛泽东冒雨提前来到公园，4万名群众顿时沸腾了，他们欢呼着，跳跃着，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穿着风衣，脸上滴着水珠，接过青年们敬献的鲜花，迎着人群走去，不住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对刘建勋、韦国清说：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快叫他们先回去吧！”
欲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三峡工程所做的结论，李锐后来曾经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地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泽东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应该说，李锐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全部历史，他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一贯是喜欢兼听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从进入湖南一师的时候开始，后来一直到暮年，到逝世前，都喜欢同别人讨论问题，甚至是争论问题，谁说得对就照谁的办。李锐可能还不清楚，在三峡工程这个问题上，他之所以能够“取胜”，并不是他的理由有多么充分，而仅仅是在于他那个“国防问题”的一点提示，使毛泽东开始顾虑导弹和原子弹的破坏问题了。毛泽东在第一次论证会上就说了：“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那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对付导弹、原子弹的防御能力。否则的话，论证会的结果就不会如李锐所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