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第2次讲话，他一开头就说：

“8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

他所说的工作方法是指多快好省。接着，他继续批评反冒进，说道：

“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1955年12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10个指头只有1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毛泽东接着说：

“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谈到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说：

“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廖鲁言向我反映，40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对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3个东西。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脱离了6亿人民。”

毛泽东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又说：

“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为搞水利，不发动群众不行。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一个时期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分散主义，他说：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10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这时候，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我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3日，周恩来乘飞机来到南宁。

是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第3次讲话，主要内容是工作方法问题，共有24条，比杭州会议的17条更为系统化。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然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他说：

“我们的工作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要注意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从1月15日开始，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1958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1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时插话说：

“真理在湖北，为什么不在别处？他们10年计划能6年完成，农业如此，工业为何做不到？问题是过去没有抓。”

他还表扬了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表会上的报告，他说：

“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毛泽东说：

“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他说：

“上海对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各省理论怎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

毛泽东在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力争上游”时，提到了《人民日报》。他说：

“《人民日报》今年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天晚上，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到他的住处谈话。他一开始就问：

“今年的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

“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说：

“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说：

“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

“《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

他对着胡乔木说：

“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个人给你做助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

毛泽东又转对吴冷西说：

“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吴冷西说：

“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提起他在12日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那一封谈要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他说：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一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

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有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泽东说罢，问吴冷西：

“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

吴冷西说：

“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

毛泽东严肃地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做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下，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上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3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这3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吴冷西报告说：

“《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5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他又询问了《人民日报》的内部情况，吴冷西汇报了报社内干部的基本状况。毛泽东说：

“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映，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主席批评我浅、软、少，是对的。”

他趁机汇报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起草的整个过程，并说他那时正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

“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经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几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这次谈话已经进行了近2个小时，毛泽东毫无倦意，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的讲话，胡乔木和吴冷西就起身告辞了。

1月16日上午，南宁会议听取柯庆施的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先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讲起。他说：

“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柯庆施的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此文后来曾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接着说：

“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说：

“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他又转向大家说：

“周恩来的报告（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不行。”

“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应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

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要破暮气，讲朝气。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22岁死，颜回活了32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

毛泽东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后来，他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者们。

正是：一生惟恐知音少，高山流水谁与闻？耳提面命人不倦，和者盖寡是阳春。

1月17日将近午时，毛泽东的情绪仍然处于亢奋之中。两年前横渡长江后，他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那个宏伟蓝图，也就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设想，还能够实现吗？

此前，薄一波曾反映说，关于此项水利工程，还有一些人表示反对；而且在水电、水利两个部门之间，也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争论的双方即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水利专家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的李锐找来，让他们当面鼓对面锣，各抒己见，说个清楚。于是，毛泽东决定，派飞机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来南宁，开一个专题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