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点，毛泽东离开了七里营。在县委招待所里，他和七里营的农民代表进行了座谈。他说：

“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他还说：

“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

“有了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泽东说：

“对！有一个这样的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

吴芝圃还向毛泽东汇报了长葛县有的中学开展了勤工俭学，搞得很好，升学率也很高，学生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通过劳动实践，还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看看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请七里营的农民代表们和他一起吃饭，他向大家介绍他的家人说：

“这是我的两个女儿，这个是我的侄儿毛远新。”

他又指着江青说：

“她是我的爱人。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

吃饭时，毛泽东和江青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农民代表临走时，毛泽东全家5口人把客人送到门外，江青一再说：

“再见，再见。”

是日晚，专列离开新乡，停在郑州车站的叉道上。

据史向生回忆：“毛泽东参观七里营时，我不在郑州，正在嵖岈山公社召开地、县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同去参加会议的有农村工作部正副部长赵定远、崔光华、《河南日报》社长丁希凌、地委书记路宪文、办公室主任赵光同志等。红旗杂志记者李友九等同志已先期到达。嵖岈山……成立了一个很大的联社。……农民以部队班、排、连的组织形式进行劳动。远远望去，农田里一片丰收景象，好不喜人。最为新奇的是，联社自办了公共食堂。为了对农村食堂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亲自去食堂吃饭，还在食堂门外住了一夜，实地考察。红旗杂志社记者李友九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草拟了一个简章，我们参加了研究和修改。简章草稿中提出了：‘吃粮不要钱’的观点。

8月6日早晨，接到了省委电话，让我连夜赶回郑州，向主席作汇报。我立即骑上骡子，到遂平县搭火车，当夜赶回郑州。到郑州时已是深夜，车站接我的同志将我领到主席的专列上，吴芝圃等省委几位书记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主席等我到半夜，现已被叶子龙等随行人员劝说去睡觉了。……凌晨4点左右，主席醒了，他听说我等在那里，立即穿了睡衣出来。主席见到我，仿佛遇到了老朋友，高兴地说：

‘正等着你呢，想听你讲讲嵖岈山的情况。’

我感到很意外，主席对我的去向似乎很了解。我向主席汇报了嵖岈山的情况，将简章草稿拿给主席看。主席接过简章草稿边看边说：

‘这东西好，给我吧。’

接着，我向主席讲述了公社办食堂的情况，我告诉主席，农民去食堂统一吃饭，既节省时间，又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主席听了很高兴，称赞‘食堂’是新事物。主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不断提问，问得很细，如‘锅灶怎么弄到一起？’‘食堂粮食如何统一存放？’‘社员吃饭时秩序怎样？’‘你在那里有没有吃过饭？’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我向主席介绍了嵖岈山公社的规模和生产组织情况，主席听到农民劳动已经军事化，按班、排、连编制从事生产，又听到一个公社有5万人口时，感慨地说：

‘大的多了，公的多了。’‘这在古代，就是一个诸侯国了。’

但主席又谈道，比之古代诸侯国，公社是又大又公，多了公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主席又问起群众有纠纷公社如何调解。我告诉主席，由公社民政部门调解处理。主席说：

‘哦，这带政权性质，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实际上是基层政权，这叫政社合一。’主席说，‘大集体，小自由，不要统得太死。’

我又向主席汇报了嵖岈山公社的组织结构。当主席听到公社采取工、农、商、学、兵结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时，饶有兴趣地扳着指头说：

‘工、农、商、学、兵，那么工业、商业、学校都包括了，是五位一体啊。两个招牌换成一个招牌，是政社合一。’

谈到公社的名称，主席说：

‘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毛主席和我的谈话于8月7日黎明结束。”

再说8月6日晚9时，正在许昌地委办公室开会的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突然接到省公安厅打来的电话，只听电话里说：

“有紧急任务，你和刘肃欣赶快到火车站去！”

辛建不敢怠慢，立即叫上刘肃欣科长，骑着自行车赶到车站。省公安厅的朱干副处长告诉他俩说：

“这次是毛主席来我们这里视察，我们要共同搞好保卫工作。”

8月7日黎明时分，一列绿色专列徐徐开进许昌车站，恭候在车站的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专员王延太被通知上车。马金铭、王延太上车后，专列继续前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把马金铭、王延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说：

“地方同志工作辛劳，我来你们这里看看农村形势。”

马金铭说：

“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太好，可到襄城县双庙乡郝庄村、三里沟乡的后梁庄、十里铺的小张庄看看，这几处是一条线，近百里，沿途都是庄稼。这些地方，也就代表了许昌地区的农业生产形势。”

毛泽东说：

“很好，明天我们一同去参观。”

专列驶入城西10公里的长店路段，缓缓停下了。

8月7日7点31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副书记杨蔚屏陪同下，乘吉普车来到了襄城县双庙乡的郝庄村。毛泽东在村东头公路上下了车，向一大片烟叶地走去。

在这一带负责保卫工作的辛建和刘熙民，看见身材高大魁伟的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和灰色半旧军裤，健步向他们走来，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辛建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把原先想好的问候之词全忘了，只是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刘熙民也是这样，他握着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泽东见他俩这样紧张，就问刘熙民叫什么名字？刘熙民说：

“我叫刘熙民。”

毛泽东又问：

“哪个民？”

“人民的民。”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是康熙的臣民啊。”

他又问了辛建的姓名，笑着说：

“啊，你是辛辛苦苦地干社会主义呀，干革命就得有这种不怕辛苦的精神。”

毛泽东顺着烟叶地垄沟察看烟叶的长势，露水浸湿了他的衣衫，鞋上也沾满了泥土。看完烟叶，他又来到2队齐胸高的谷子地里，采了几个沉甸甸的谷穗，掂在手里。记者要给他拍照，他说：

“还是照大田里的大谷穗吧，让北京的同志看看。”

毛泽东又来到正在田间吃早饭的社员们中间，亲切地问：

“能吃饱饭吗？”

一个社员说：

“俺这是高级社，吃穿都不愁。”

毛泽东问：

“有休息时间吗？”

社员们说：

“争上游吃点苦有啥。”

毛泽东一行来到三里沟后梁庄村东的地里，正在割草和捉烟虫的大人小孩们认出了毛泽东，活也不干了，都围上来看毛泽东。毛泽东看着这些赤脚赤背老实憨厚的农民群众，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他朝着北面边走边看，农民们还是围着他看。他看到地里长着的云南品种的烟，每棵都有一人多高，70多片叶子，高兴地说：

“很好！你们这里一派丰收景象，我还从未见到过这样高大的烟叶子，干得好。”

他走到一个高岗上，举目环视，只见一片接一片的烟叶地，一望无际，听说是连绵数十里，就情不自禁地说：

“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他向村支书张富贵询问了谷子、玉米、红薯、烟叶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说：

“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襄县（即襄城县）城北小张庄，在村边下了车，走到地头树林下与农民搭话。毛泽东又钻入数十度高温的炕烟房内，观看了农民们炕烟的操作过程。57岁的烟叶技术员梁运祥正在堆砌炕烟的火龙，毛泽东问：

“烟叶不炕，太阳晒行吗？”

梁运祥说：

“日晒的烟叶色差，叶薄，质劣，无味。”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乘吉普回到了襄城，县委领导要请毛泽东一行到县委就餐，毛泽东说：

“谢谢，不给地方添麻烦啦。”

毛泽东一行返回时经过三里沟村，群众送来了一些大西瓜，毛泽东拒绝了。

下午1时许，毛泽东一行回到许昌县长店的专列上，许昌地委唯一的女副书记刘毓敏和组织部长康国蕴给毛泽东送来了3尺长的豆角和硕大的烟叶子，毛泽东说：

“很好。”

8月8日下午，毛泽东前往河南省商丘地区视察。

这一天，烈日炎炎，热浪灼人。商丘火车站由西而来一列专列，早已在车站等候的商丘党政军负责人，马上迎上前去。只见车厢里走下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他同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商丘县委书记刘学勤说了几句话，3人便上了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要先见见东道主们，这是他在视察旅途中，常有的惯例。任秀铎、刘学勤随着史向生来到会客室，远远看见毛泽东身穿一件白衬衣，一条灰色长裤，脚蹬一双深色皮鞋，站在那里等候。史向生向毛泽东介绍说，地委第一书记王培育因病住院，任秀铎是地委第二书记。毛泽东“噢”一声，问道：

“任秀铎？你是信任的任，山清水秀的秀，金字旁的铎？”

任秀铎回答说：

“是的，毛主席。”

史向生又介绍了刘学勤。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坐下后，随手从口袋里掏出几支烟，递给任秀铎、刘学勤、史向生，自己也点上一支，轻轻地吸了一口，问道：

“商丘是原归德府，古代在这里建过都。还有些什么古物？”

刘学勤回答说：

“还有文雅台、三陵台、阏伯台、八关斋、壮悔堂。”

毛泽东又问：

“今年夏季收成如何？”

任秀铎说：

“夏粮丰收。”

毛泽东问刘学勤：

“你们县主要农作物有哪些？”

刘学勤说：

“全县150万亩耕地，110万亩种小麦，占总耕面积60%以上。大秋有高粱、谷子、玉米、棉花，晚秋有大豆、红薯、夏玉米。”

毛泽东历来不满足听部下的汇报，总喜欢到实地考察一番。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要下车去附近看看。”

刘学勤连忙介绍说：

“附近道口乡黄楼村有一个中华农业社。”

毛泽东说：

“好，那就去中华农业社看看吧。”

一行人换乘轿车行至包河，毛泽东问坐在身边的刘学勤：

“这是什么河？”

刘学勤回答说：

“这是包河，传说是宋代包拯运粮时挖的河。”

毛泽东问起刘学勤的简历，刘学勤说他在日军占领家乡永城时，被迫失学。毛泽东微笑着说：

“日军侵入中国，占领永城，把你的读书时间也占领了。你现在还有时间学习吗？读的什么书？”

刘学勤说：

“现在工作很紧张，读书不多。”

毛泽东说：

“要挤些时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他在这一年已经先后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读了3遍。后来，也就是他同刘学勤说这话3个月后，在第1次郑州会议上，他正式向全党提出了要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再说轿车驶入一望无际的田野，毛泽东问刘学勤：

“农民喜欢吃小米吗？”

刘学勤说，喜欢。毛泽东又说：

“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农作物改革不要把谷子给改掉了。”

说话间，车队驶入道口乡大院，商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学诗上前把车门打开，请毛泽东进屋休息。毛泽东同道口乡乡长唐崇举握手后，走进办公室，见墙上挂有几面锦旗，其中有一面是1957年7月湖北省洪湖县文教参观团赠送的，上面写着：“你们是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的一面红旗，向你们学习”，他指着锦旗上的字，问道：

“懂不懂这上面写的意思？什么叫文化技术革命？”

刘学勤说：

“学习文化知识，搞技术革命。”

毛泽东听罢，没有吱声，深深地吸了几口烟。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稍事休息之后，毛泽东一行向黄楼村走去。刘学勤问道：

“主席是先看食堂，还是先看农业？”

毛泽东说：

“先看农业。”

下午4点，毛泽东来到了黄楼村的试验田旁边，在一道门前停了下来，仔细地看着门上的一行字，只见写的是：“道口乡中华一社七一试验站”。他问刘学勤：

“这是什么门？”

刘学勤说：

“这是跃进门。是欢迎中央军委检查团时搭的，一共搭了4个，一是表示欢迎的意思，再者是表明黄楼村人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毛泽东来到打井工地，问正在打井的小伙子：

“这井能打多深？多长时间能打好？”

苏学诗说：

“这口井打15丈深，要打25天。”

站在一旁的乡长唐崇举插话说：

“这个小伙子是才学习打井的。”

毛泽东对这位充满活力的18岁年轻人颇有好感，握着他的手满意地说：

“很好！”

他来到一块红薯试验田，问道：

“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说：

“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2亩麦茬红薯，翻地2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地委副书记王林为了证实将来丰产，走进田里，扒出来一个红薯，一看个头却不大。史向生感到不满意，自己也上去扒出一个，也不大。王林又找到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准备再扒一个。毛泽东平静地说：

“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

说着转身走向另一块红薯地。徐家林介绍说：

“这是我搞的。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000多斤。”

毛泽东已经开始怀疑了，他说：

“亩产13000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他走到稻田旁边，问道：

“稻田里为什么没有水？”

徐家林立即回答：

“刚断水一晌，现在要拔草呢。”

毛泽东说：

“不要放水拔草，可以用脚把草踩下去做肥料。”

他问起1亩水稻有多少墩苗？亩产多少斤？徐家林说：

“1亩3万墩苗，计划亩产1500斤。”

毛泽东听后不再说话，只是看地头上插着的牌子，上面写的是施肥数字，预计的产量。他又看了社里搞的人造尿池，问问它的结构和人造尿的制作方法及肥料效能，就朝着停放轿车的商单公路走去。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黄楼村的群众早已将车队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见毛泽东来了，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往前挤，都想与毛泽东握握手。

汽车已经启动了，小伙子杨邦福拼命地挤了上来，推开已经伸出手的曹效兰，把手伸进车窗里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车子开走了，曹效兰就埋怨杨邦福，杨邦福却只顾一个劲儿地喊：

“我和毛主席握手啦！我和毛主席握手啦！”

毛泽东在车里听着后边的一片欢闹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问刘学勤：

“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

刘学勤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相信。”

毛泽东说：

“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说：

“也不过2000斤上下。”

毛泽东说：

“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毛泽东觉得刘学勤是一个老实人，后来他在1959年2月第2次郑州会议期间，还没有忘记刘学勤，专门请刘学勤到郑州去谈试验田的结果。

毛泽东走后，商丘领导人于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地、县、乡3级党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不要提万斤口号的谈话精神。3级党委会一结束，各级党委又分别召开了干部大会。

后来，商丘人民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商丘视察工作，在道口乡黄楼村修建了纪念馆，还将道口乡改名为双八镇，将黄楼村改名为双八村。

欲知毛泽东此后到何处视察？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章末毛泽东和刘学勤的一段对话，很值得注意。关于亩产13000多斤的红薯试验田，他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初期就开始反对浮夸风的一个重要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