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吴冷西也到达了上海，将要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3日晚，毛泽东在中共桐城县委给安庆地委并安徽省委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他拟的题目是《介绍桐城县的经验》，他批注道：

至少在20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5年至10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较不过渡对于每一个小集体每一个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这种过渡。不管过渡到乡或区的大集体，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体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

毛泽东 3月23日

3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宣布说：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在讨论之前，先请邓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一下。”

邓小平在通报中说：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毁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因为原主任达赖出走，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当局的名。毛主席说让他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他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

邓小平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后，毛泽东指定由吴冷西和有关人员，起草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此后，上海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在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

3月27日，毛泽东在吴冷西呈送的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及胡乔木和吴冷西本人在文字上再加斟酌。

3月28日晚，新华社全文广播了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3月29日，毛泽东写出了第4个党内通讯，发给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他写道：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或者7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10天，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死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讯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1959年3月29日

3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时，加了一个《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并在标题下面写了一个按语：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

他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普遍提出清算旧账，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要求，批示说：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400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不许可的。”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人到他的住处座谈，陶鲁笳接到通知晚了，待他赶到时大家正吃午饭，他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他说：

“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4大指标（钢、煤、粮、棉——笔者注）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

毛泽东闻言，笑着对王任重说：

“你有同情者了。”

柯庆施却对陶鲁笳说：

“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陶鲁笳当即争辩道：

“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

李井泉说：

“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

陶鲁笳说：

“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

曾希圣说：

“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陶鲁笳说：

“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在大家的争论中，毛泽东一直捂着嘴在一边笑。他见都不讲了，这才说了一句：

“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1959年4月1日，上海会议结束。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上海会议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会议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给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

4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

4月2日晚，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几个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

4月3日，吴冷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对印度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做了详细报道，并着手写相关的评论文章。

4月3日，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第二次报告》作了批示，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1959年4月3日

4月3日下午傍晚，毛泽东在谭震林来信的批示中写道：

各县、社4月不开大会。原定5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5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3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3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3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5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泽东 4月3日下午6时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使他感触颇多。于是他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

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首先说起了海瑞的故事，他说：

“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海瑞吃，海瑞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海瑞敢说真话。”

毛泽东讲完了海瑞的故事，接着又讲了一个卞和献玉的故事，他说：

“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不识货，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2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右脚也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一块好玉，第3次再献上去，剖开后证明确实是一块好玉。他由此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毛泽东由故事引入正题，要求党内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要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他还说：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他又说：

“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指标再次被压缩，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原煤产量指标降为3.4亿吨，其他工业品指标也大幅度降低。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4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会上讲了十几个问题。他在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时说：

“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要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不行。要与多方面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是为了断。”

“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

毛泽东还说：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毛泽东强调党内民主、反对家长制。他以自己和弟弟毛泽覃的关系为例，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和我争论一个问题。这个同志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说他对，我说我正确，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泽东又说：

“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毛泽东鉴于不少人在全会上仍然坚持生产高指标，不愿意压低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指标，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人还占了上风。他们认为，纠“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纠下去会给群众泼冷水，会给大跃进运动抹黑，而且，右倾大有抬头之势。对此，他说道：

“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行。1959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做计划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留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指标定为2000斤，这就没有余地了。过去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忘掉了。工作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满打满算。保证重点是重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

“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经济计划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3000万吨钢搞成2000万吨。

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3000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1000万吨，只搞2000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毛泽东很不满意几个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6亿人民，1300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个人没有人恨，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

“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的《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拣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

“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看了。）我讲我跟一些同志的冲突，冲突过后我也过去了，我也不记仇，绝不报复。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成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恩来打过架没有？跟彭德怀打过架没有？跟朱德打过架没有？跟你（指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一个林、一个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那些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个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

“至于跟粟裕同志，萧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4月5日下午，毛泽东从上海到了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刘庄，他办公、休息都住在南屏游泳池。

是日晚，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备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这一愿望就没有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