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了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

4月7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汪锋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1、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120万人，是不是？2、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3、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4、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8万，对否？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6、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8、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5%？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10、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11、云南、四川、甘肃、青海4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4省共有200多万至300万，对否？12、这4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13、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

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4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毛泽东 4月7日

4月8日，毛泽东在刘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毛泽东又谈到了西藏叛乱事件，他说：

“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迎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你们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在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王芳有一次陪毛泽东游泳之后和他一起吃饭，毛泽东知道王芳喜欢京戏，曾在山东根据地演过《黄鹤楼》中的周瑜，就问道：

“周瑜是怎么死的？”

王芳说：

“是被诸葛亮气死的。”

“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毛泽东笑了笑，又说：“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孙权因此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周瑜的看法更大了，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而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4月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

4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山东兖州车站，他听取了舒同的汇报,决定到东郊公社考察小麦生长情况。

是日下午，专列到达济南。东郊公社书记郑松随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到济南火车站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郑松,微笑着说：

“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听到毛泽东喊自己的名字,郑松为之一惊,没想到2月25日座谈会至今已近50天了,主席还记得自己的名字,“顿生一种幸福感”。

毛泽东首先察看了公社党委的试验田。这片试验田有20亩,地头上插着一块木牌,上面除了写着面积、品种、管理措施之外,还写着“计划亩产1000斤”字样。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读下来,有些怀疑地问郑松：

“一亩能收1000斤吗？”

郑松说：

“计划亩产1000斤,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一亩收这些斤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现在我不相信,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哩！”

他俯下身子拨开麦苗，亲手拔起一墩反复察看,仔细询问了麦田的深翻整平和下种量、施肥、浇水等情况，尔后离开这片试验田，又看了大辛庄的小麦长势，便乘专列经天津回到了北京。

后来在小麦收获后,东郊公社党委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视察过的大辛庄1700亩小麦,平均亩产400.6斤,比上一年增产254.31%；而他视察的20亩试验田平均亩产742斤。

再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乘车从中南海出来，突然看见表哥文涧泉正在路上徘徊，就示意秘书停下来，把文涧泉接到车上，拉回家中。毛泽东问道：

“十一哥，你来了多久了？”

文涧泉怏怏不乐地说：

“来了几个月了。”

毛泽东又问：

“住在哪里？”

文涧泉有些生气地说：

“人还没死，就摊了门板。”

文涧泉说摊了门板，是指乡下有个习俗，死了人之后，尸体要在门板上摊1天，然后再入棺。这显然是气话，埋怨他住的地方不好。毛泽东笑着说：

“火气还不小嘛。我从武汉回来刚几天，前天才知道你来了。”

原来，文涧泉这位老农在家乡种了几十年的田，对水稻的栽培和管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水稻要合理的密植，才能增产。可是，他的观点在大跃进高潮中遭到了批判，说他是经验主义，是保守，大门上还被插了白旗。文涧泉一气之下，在1959年初来到了北京，要找表弟讨个说法。他住在一个条件较差的招待所里，要见毛泽东，可是每次都被挡了驾，回答是：“主席外出视察，不在家。”就这样，他在北京一直等了几个月。

这一天，文涧泉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一位外宾，就知道他已经回来了，于是就向中南海走去，结果还是被挡了驾。正在他不知所措时，被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听了表兄受冷落的经过，就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住宿差，好吧，马上给你换个地方。看样子，十一哥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啊？”

文涧泉说：

“能称心得起来么？我挨了批，还插了白旗。”

毛泽东不胜惊讶，问道：

“你为什么挨批插白旗了？”

文涧泉说：

“开头是为队里密植。后来是为大炼钢铁，砍了黄土岭的油茶林。你不是说过，油茶是个好东西么？”

毛泽东叹息着说：

“黄土岭的油茶林也砍啦，可惜，可惜！你顶住了瞎指挥，是功臣嘛！怎么还插白旗呢？应该戴大红花才对！”

毛泽东看着文涧泉掏出手帕擦眼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看来你的怨气不小。我向你赔不是，给你戴大红花。”

文涧泉说：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文涧泉便把为密植挨批的事情说了一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文涧泉似乎还没有消气，他说：

“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行，种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作了一辈子的田了，还没有看到如今这么个‘密法’。政府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人虽然老了，但还可以看水，这么密植会要减产的。”

毛泽东只好以好言相劝。文涧泉说：

“没用。县官不如现管。政府的政策不改变，我回去还得挨批。我要在北京住下去，等政府改变了态度，等我的孙子写信来，我才回去。”

毛泽东知道表哥心直口快的脾气，也难怪他为密植问题如此恼火，就留他吃晚饭，安慰了几句，说：

“‘忠言逆耳利于行’，难得你有这番好意啊！十一哥熄熄火，在北京住几天，再回家去。”

文涧泉经毛泽东这么一劝说，气消了，心平了，在北京饭店呆了几天，便又回到乡下继续种田。

4月15日，《人民日报》以观察家名义，发表了吴冷西修改好的、经周恩来审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评论披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中国平叛的言论。评论中说，对尼赫鲁演说中所说的“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评论中引用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赫鲁“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赫鲁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6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和第三届人民政协第1次会议的议程。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

在讲了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聊斋志异》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书生，晚上坐着看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伸进舌头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把舌头伸出去，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样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最后那个鬼只好悻悻地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关于西藏叛乱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100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3个区域）大概是120万人。120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120万人里头，有8万喇嘛，这8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95%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么，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20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20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20万军队，只要5万军队，20万的四分之一。1956年以前我们就5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1956年那一年我们撤了3万多，剩下1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6年不改革，6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120万人，而是300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120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50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4个区域合计180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4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1万多人。1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120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7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3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支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20万军队，只需要5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3月20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1954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3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60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60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关于国家领导人的调整问题，毛泽东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3月29日发给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的第4个党内通讯，是一篇极富辩证法的短文。他说：“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但他又告诫“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危险之至。”你看，这不是极高明的两分法么！为了避免犯错误，他提出每年“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或者7级的干部大会”。只有这样，“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这的确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