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他说：

“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3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题目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中说：大寨大队原是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自从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大寨大队的社员闸坝垒堰，把山沟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100多斤增加到700多斤。

社论中还说，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社论要求每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时，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

2月13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

下午3时，毛泽东邀请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春节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共16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

他还说：

“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

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说：

“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搞试点。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到要关心溥仪，他说：

“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说：

“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说：

“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困难。”

毛泽东说：

“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章士钊又把载涛的一个小故事告诉给毛泽东，他说：在一次会议上，载涛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北房东南角塌了个大窟窿，让他赶快回家张罗修房。载涛放下电话，向主持会议的领导请假，大家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载涛说的虽然是玩笑话，可他也确有隐情。他的工资按说不算低，但他是大家庭，人多嘴多，可能一时掏不出修房的钱来。

毛泽东听章士钊如此一讲，便道：

“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

他还对章士钊说：

“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我经手借你两万元，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现在，我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立即从他的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激动地说：

“毛主席的盛情可领，钱我们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

溥仪又转对妻子李淑贤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就是幸福。”

李淑贤点头表示赞同。经章士钊一再劝说，溥仪方才把钱收了。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派秘书给章士钊送上“还债”的第一个2000元。并让他捎话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章士钊接到毛泽东这一笔钱，坐立不安了。思前想后，他要章含之转告毛泽东说：

“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赠。”

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微笑着说：

“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他还对章含之说：

“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套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

毛泽东说，过了初五就启程，坐火车到江苏、浙江等地。

章含之回到家中，将毛泽东坚持要还钱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章士钊非常激动，他说：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收下主席的这一片诚意了。”

从这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总要派一位秘书送2000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

2月15日，正月初三。这天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叫章含之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遗憾地对章含之说：

“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

章含之觉察到毛泽东的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不知道有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但也不好细问。

不久，章含之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准备组织一部分师生参加北京郊区的“小四清”，章含之问毛泽东说：

“主席要学英语，我是否可以向学校请假？”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欲知毛泽东在北京还有什么大事要做，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一、第二卷中已经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对旧的教育制度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和他在创办夜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之时的重要改革活动。时隔数十年后，在1964年2月13日同有关领导人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他郑重地提出“学制可以缩短”的问题，这无疑是“教育要革命”前奏。请看：他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14年了，这样害死人的学制和教育方针还能够容忍下去吗？毛泽东又说：“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读书“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联系不久前他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正在他那智慧的头脑中酝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