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话说在春节期间，回到菊香书屋的毛远新告诉伯伯说，他在寒假期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感到对“四清”的两个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刻。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你的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很有好处。”
毛泽东认为，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参加一定的劳动，能增长才干，增加知识，转变思想感情，应当提倡。
春节过后，江青找戚本禹谈话，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对李秀成问题的批示。
《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1961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这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读过《李秀成自述》，于是我也找来一些相关的著作阅读，也读了李秀成的自白书。一次，我看到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之前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歌颂李秀成是英雄，说他那是曲线救国，伪降（假投降）。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没有什么批示。不过，我知道主席认为太平天国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对李秀成的问题也特别重视。我觉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个统帅假投降能行吗？可以这么做吗？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吗？我不赞成罗尔纲他们说李秀成是假投降。”“1963年春节期间，我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观点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书就觉得气愤，投降了敌人怎么就把敌人说得那么好呢？现在不是把美国人说得那么好吗？”“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容讨论，我提出的异议观点是大逆不道的。”“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斥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道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大体是一边倒，关锋等少数几个人则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还批判戚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在中宣部开了批判戚本禹的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一边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调子很高，总的是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1964年春天，毛主席在对新获得的太平天国的资料做了研究之后，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作出了16个字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在此之前，江青派人3次找过我，前两次我去了外地，第3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书沈同告诉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带我去江青家里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还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还拿给我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有16个字的批示，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有关领导传阅；批示后面还有‘退江青’的字样，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1966年5月那次我因为主席在上海召见，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总理从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作陪，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8点不到，我赴约去了。总理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就是在这次，总理告诉我他当时看过主席的批示。我原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2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毛主席当年一听说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就很恼火，以至于1966年3月30号，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我想，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再说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从广东送来的报告，反映了当前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提出了取缔高利贷活动的意见和措施，中央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有些可供参考。
中央认为：结合当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高利贷活动进行一次坚决的打击和取缔，是十分必要的。高利贷活动这种对城乡人民的高利剥削，尽管去年以来已经有所收敛，但是仍然严重地危害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影响着集体经济的巩固，助长投机倒把和其他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这是阶级敌人在金融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必须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
关于打击高利贷活动的办法和措施，除了邓子恢同志报告中所提的意见以外，中央再指出如下几点：
一、必须划清界限，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划清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分别放高利贷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处理。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主要按利息的高低来确定，一切借贷活动，月息超过一分五厘的，视为高利贷；月息不超过一分五厘的，视为正常的借贷。关于清算退息，凡是过去借贷双方已经清结完了的债务，除了属于地、富、反、坏、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所放的高利贷，应当清算退还以外，其他一般地可以不再追究清算，以免牵动过多，打击面过宽。
二、必须在农村认真整顿和健全信用合作社，加强领导，改进工作，充分发挥它作为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的作用，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的金融阵地，打击高利贷。关于整顿和加强信用合作社，坚决打击高利贷的问题，中央在1963年10月批转过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有关的报告，各地应当结合这个报告，继续贯彻执行。信用社干部调动越级批准制应该建立。信用社干部待遇要及早解决。
三、必须在城市机关企业和街道居民中，普遍建立和健全互助储金会，并逐步推行互助储金小组。这些互助储金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从职工和居民中自愿地筹集解决。为了使这些组织具有一定的周转力量，在机关企业，可以由工会和行政部门从经费结余、企业奖金或福利费中，酌量拨给一部分作为周转金；对居民互助储金组织，可以由民政部门从救济费中酌量拨给一部分作为周转金。必要时，人民银行也可以对它们发放小额的临时性无息贷款。
四、必须尽量安排城市闲散劳动力从事可能的生产劳动，特别是组织困难户的生产劳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酌量情况，实行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以工代赈办法，使有劳力而无收入或收入很少的城市居民，能够通过这些安排，获得一定的收入。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高利贷的有效办法。对于不能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互助以后生活仍有困难的，应当给予社会救济，使他们生活有适当的着落。同时还应当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群众中进行勤俭持家的教育，使群众克勤克俭、艰苦朴素过日子，尽量减少开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必须指出，高利贷的猖獗，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在给高利贷分子以坚决打击的同时，一定要做好我们的经济工作，包括农贷、信用社、储金会、社会救济，以及安排群众生活，安置闲散的劳动力从事生产等。我们有坚强的国家政权，有庞大的经济机构，国家每年都拿出相当数量的救济款和农业贷款，加上农村的信用社和城市的互助储金会等群众性组织，只要做好工作，我们完全有条件妥善地解决群众的临时困难，打退高利贷的进攻。这是金融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消灭它。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最近专门讨论一次有关打击高利贷的问题，并将讨论结果和打算采取的措施，向中央作一次报告。
此件发至县级，传达到有关单位。
中央 1964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