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党委： 

中央早就指出：这次“五反”运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也像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运动；是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革命运动。凡是认真地正确地开展“五反”运动的地方，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大大推进了生产和工作，出现了一派新气象。经验证明：通过“五反”运动，不仅可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一步，而且可以促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更快地全面好转，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方的“五反”运动大有放松的趋势。有的地区和单位对“五反”抓得不紧，使运动拖拖拉拉，进度很慢；有的地区和单位，把“五反”运动同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使运动陷于无人负责的自流状态，甚至半途而废地停止了。如果不及早提起注意，这些地区的“五反”运动就有滑过去的危险。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不利的。

“五反”运动是推进工作和生产的一个巨大动力。“五反”运动必须坚持进行，搞深、搞透。凡是放松的或者停顿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重整旗鼓，把“五反”进行到底。必须把“五反”运动同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同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开展比学赶帮的增产节约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把它们对立起来和用上述各项运动代替或者挤掉“五反”运动都是错误的。在“五反”运动中要强调干部自觉革命，认真地洗手洗澡，彻底反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使机关作风革命化、企业作风革命化；要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和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斗争；要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只有把这几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五反”运动才能取得全胜。

“五反”运动能不能搞深搞透，关键在于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引起重视，把这一工作继续抓紧。要全面规划，有步骤地开展运动，力争在1964年搞完或者基本搞完这个运动。要加强运动的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注意总结经验，用具体经验指导运动；要派强的工作组到那些领导力量薄弱、运动开展不好的单位去指导和帮助工作。绝不能放任不管，听其自流。 

现在把华北局《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内完成工业企业“五反”任务的指示》和中南局《关于当前“五反”运动的意见》，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对本地区的“五反”运动进行一次检查，作出具体安排。 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各地委、县委，各大、中工厂、矿山、交通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党委、党组，各大、中学校党委，科学、文化机关党委党组，省、专区、县3级政府党委、党组：

我党从1963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3年到4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3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

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3月16日的报告，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1964年2月10日的报告（即总政治部《关于全军学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总结报告》、《曲阜颜家村大队根据中央两个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笔者注）。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

3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薄一波、谭震林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做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上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

3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讲到了老粗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3月25日，毛泽东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即“九篇文章”）一文，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两个批语，全文如下：

一 刘（少奇——笔者注，下同）、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各同志阅。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毛泽东 1964年3月25日

阅后退毛。

二 送陈毅同志一阅。退毛。

3月26、27日下午，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搞上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的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70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现一点友好之意。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赫鲁晓夫在3月7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开国际会议。看起来也可能是一种讹诈，估计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我们力争推迟就是了。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有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议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恩来嘛，我们的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总理在‘二十二大’上致词时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他。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现在这个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他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我们讲过，赫鲁晓夫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个是可能出来一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更坏的。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现在中苏会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是谈不拢的。与其谈得破裂，还不如推迟谈判。今年不谈，明年再谈，明年谈不拢再推迟，尽量推迟分裂。但是我们思想上也得准备，准备赫鲁晓夫贸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推迟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月27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

3月28日，毛泽东途经河北邯郸，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及河北省5个地委的负责人开“四清”工作座谈会。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说，山西全省从去年12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前十条》、《后十条》，在点上的公社里正在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

陶鲁笳回答后，毛泽东嘱咐说：

“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有人在汇报中说：

“教授下乡搞‘四清’，他们说自己什么也不懂。”

毛泽东想起毛远新说对‘四清’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的话，便插话说：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有人汇报到一些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

“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前十条》、《后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陶鲁笳在汇报中说现在自留地减少了，毛泽东说：

“自留地不能太少了。”

陶鲁笳汇报到水灾后农民互助建房，毛泽东说：

“农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为砖房，土房顶不住水。”

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泽东说：

“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

陶鲁笳在汇报中介绍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经验，说陈永贵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深受群众爱戴。大寨党支部有这样一个口号：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毛泽东说：

“很好嘛！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还向毛泽东汇报说，在1963年的抗洪斗争中，陈永贵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硬是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他还告诉毛泽东，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有效。陈永贵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问道：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上写了“陈永贵”3个字给毛泽东看，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毛泽东听了十分感慨，他说：

“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指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及《人民日报》社论——笔者注）我没有看。”

陶鲁笳让秘书把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找来，连同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给了毛泽东。

第二天，毛泽东在同陶鲁笳等人谈话中说：

“看来农业要学大寨。”

在离开邯郸去郑州的途中，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

后来周恩来指示廖鲁言带领3名助手于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调查研究了20多天，于5月25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说，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3月30日，毛泽东抵达郑州。这一天和4月1日，他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先后开了两个下午的会，座谈“四清”问题。他在听取汇报中插话说：

“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地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能滑过去。两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八评”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措辞也愈加尖锐。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到了武昌。

这天下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湖北这一年计划50%的社队要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他：

“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程？”

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面对苏共采取的使论战升级的这一步骤，毛泽东决定，一面继续写“九评”予以反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绝妙的一个措施，就是给赫鲁晓夫发一个70寿辰的贺电。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越要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态度。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4月5日、6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发表讲话中放肆攻击中国，他说：

“中国认为斯大林好，攻击我在苏共中央“二十二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么想复活斯大林的人就把斯大林搬走，和他一起生活吧。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就是说，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了就够了。也许在一些炎热的国家里，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

4月9日，刘少奇在接见朝鲜文化代表团的时候，公开了他和毛泽东在文艺上的不同观点。他说：

“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们的方针，不能绝对化。中国资本主义的，我们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这话刚刚传下来的时候，吴晗和夏衍等人都非常高兴。他们说：还是刘主席说得比较客观。当他们正要准备新的活动时，又传下来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

“刘少奇讲的算放屁，他懂得什么艺术和政治，完全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张目。”

这样一来，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动了。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给赫鲁晓夫贺电稿的修改及其它问题。他首先说道：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提出了4点意见：1、贺电中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2、在报刊上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3、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复信修改后再发。到时候可以把去年11月29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4、继续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

4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签署的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

此前，毛泽东特意嘱咐，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欲知毛泽东后来又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请读者细细地琢磨一下毛泽东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提议给赫鲁晓夫写祝寿贺电的那些话，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又一个不可忽视的预言。不久，在苏联高端发生的反赫鲁晓夫政变，以及政变后上台的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态度和他推行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无不证明了毛泽东那神奇的远见卓识和他那惊人的预见性，是多么的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