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
话说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了成功。毛泽覃与贺怡的儿子贺麓成参与了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的研制工作，他是中国自行培养的一位优秀的导弹专家。
6月底，也就是在周恩来、康生、江青与现代戏观摩大会的代表们举行座谈会一个星期后，陆定一、周扬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大会，请彭真作了一个专门讲现代戏演出问题的讲话。彭真在讲话中与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截然相反，提出了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针，他说：
“现在可以把那些古戏稍微搁一搁，放一放，抓一下现代戏。等把现代戏演顺了手，再来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戏。现在的一部分现代戏，实际上是粗制滥造，非骡子非马，弄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现代戏，我们要把《箭杆河边》（由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其唱腔是按照传统曲调安排设计，没有新唱腔——笔者注）这类戏，好好地演出，争取得到大家的拥护。”
彭真的讲话，立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并印成了单行本、专集，广泛进行宣传。江青对周恩来说：
“你看看，难不难，毛主席指示请你来挂帅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人家偏偏不买我们的账，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的和我们对抗，和毛主席对抗。北京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呀！”
与此同时，林默涵又指示一些笔杆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上海演出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进行批评，认为“这个戏把原小说的精华部分去掉了，敌人的形象不如小说写得那样狡猾和嚣张，这就使正面人物很难完全树立起来。所以，这个戏的演出无论在剧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
中宣部和文化部还在内部刊物上，以反映情况的名义，对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小简报》上，几次发表文章说，江青的意见简单、粗暴，不足为道。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也发表了许多评价《箭杆河边》的文章，称赞这出戏。因为江青说过这出戏是 “正不压邪”，所以，署名萧甲的文章就说：“我看这出戏比《芦荡火种》还要细。” 刘厚生也发表文章说：“我认为这个戏不错，有人觉得正不压邪，我倒觉得不太突出，因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错。”
林默涵等人还在演出人员和专家们的座谈中，对江青抓的现代京剧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江青看了听了这些议论，她不动声色地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员说：
“这不是一个艺术的意见，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是坐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到反面人物一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沉默，要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1964年7月1日，《红旗》杂志在第12期上发表社论，题目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社论赞扬了在北京举行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盛况。
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
此后，这个小组开始领导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及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了整风运动。这个小组又叫作文化革命5人小组，因此，称之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便首先在文化艺术领域开始了。
7月4日，毛泽东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后，在给吴冷西的批语中写道：
吴冷西同志：
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毛泽东 7月4日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土金璋等12位来自延安的干部。
据土金璋回忆说：1964年6月，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负责外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纪念馆陈列方案报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后，我们一行12人，由我带领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并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征求意见，以便最后定案。我们到了北京，为了工作方便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确定由我负责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联系汇报事宜，其他同志则每天出去走访老同志，征求他们对陈列方案的修改意见。7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主席办公室汪东兴主任派车将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
“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并问延安有无干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我打听到你从延安来，想请你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一下延安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又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紧张的是我4月份才由北京调到延安工作，对工农业生产正处于熟悉情况阶段，随身又未带材料，担心向毛主席汇报不好。因此，我建议说：
“我们一同来了10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参加主席接见，大家都谈，你一句，他一句，这样谈就全面些，不仅能满足主席了解情况的要求，也能满足主席见到更多延安人的愿望。”
汪东兴说：
“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今天不定，过两天再说。”
7月6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延安来的同志7号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7月7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又来了电话，指名要我接电话，说下午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
7月7日下午5点钟，一辆乳白色的小面包车从招待所大门驶进，服务员同志礼貌地来到我们坐等的小会议室，兴奋地说：
“中办来车接延安的同志们。”
黑振东、张茂远、刘克廉、黄高谦、冯芝桂和我等12位同志立即上了车。小面包车在奔驰，大家顾不上欣赏窗外的景致，一颗颗焦急的心已早早飞到人民大会堂，飞到毛主席身边。当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们：
“主席正在接见外宾，很快就要来了！”
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6点20分。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汪东兴带我们到湖南厅前厅。蓦然间，我们眼前一亮，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又惊又喜，只见主席微笑着、迈着稳健的步履向我们走来，汪东兴上前告诉主席：
“延安同志来看望您了。”
主席听到后满面笑容地点点头，同大家一一握手。我第一个和主席握手，我仔细地端详着主席熟悉的面容：那宽阔的额头，温和的眼神，慈祥的笑容，无一不显出伟人的风采。握着主席那温暖宽厚的大手，我激动得心呼呼直跳，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汪东兴介绍说：
“他们都是从延安来的。”
由于我和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见过几次面，这时主席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打量着我，摇了摇头连声说：
“不，不，不。”
汪东兴忙作解释说：
“金璋同志原在钓鱼台宾馆工作，后来调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因延安这几年外宾去的多，陕西省委把他要回去在延安工作啦。”
主席听罢，一边点头一边说：
“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我说：
“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您！”
主席慈祥地笑了，他说：
“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你们都在延安工作吗？”
我介绍说：
“我在地委工作，其他同志都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延安党校工作。”
主席又问：
“延安现在怎么样？”
我说延安有不小变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延安的情况。我接着又说：
“延安人民都很想念您，盼望主席能回去看看。”
主席深沉的目光投向远处，缓缓地说：
“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应该看看延安人民的，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谢谢延安人民啊。”
汪东兴走过来对主席说：
“延安的同志们想同主席照个相。”
主席笑着说：
“好！好！大家照个相留念。”
同志们又热烈地鼓掌。主席连连招手，关心地叫大家站好。大家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主席，以至于摄影师按下快门时，冯芝桂同志还未将双手放下。照完相，主席和大家握手告别，同志们对主席说：
“祝愿主席身体健康。”
主席也笑着说：
“好！好！谢谢大家。”
大伙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毛主席，主席一边招手一边说：
“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