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这一天，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江青要刘志坚等人写一个材料。尔后她对刘志坚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刘志坚等人回到住处，一边讨论，一边根据江青和刘志坚的8次谈话，4次集体座谈，由陈亚丁整理出有关记录及有关会议材料。尔后再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出了一份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
2月20日晚，刘志坚要上海警备区将《汇报提纲》打印了30份。
2月21日，刘志坚将《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
2月22日，刘志坚一行6人离沪飞往济南，向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汇报，说：
“这个材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下了飞机，就接到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秘书说：
“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根本不行，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同志已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请你立即派人来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决定由熟悉材料的陈亚丁去上海参与修改。陈亚丁到上海见了江青才知道，是因为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
在修改《汇报提纲》的过程中，陈伯达提了2条建议，他说：
“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还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讲一个小故事。据刘庆棠回忆：江青在指导排练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供你们考虑。”剧中“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则是由刘庆棠和饰演通信员的小黄一起编排的。后来担任《红色娘子军》主演的白淑湘因为其父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杀闻一多，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她说过怀念父亲的话；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又揭发她曾说过“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于是她便被送到干校锻炼。刘庆棠向江青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江青接着问：“她认识如何？”刘庆棠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刘庆棠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这样，白淑湘就又回到了剧组。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曾说：“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且说江青听了陈伯达的话，高兴地说：
“伯达同志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自此，众人将《汇报提纲》原稿反反复复改了8遍，文字也增加到了1万多，最后定名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马上将《座谈会纪要》送毛泽东审阅。
1966年3月4日，林彪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逐渐升级，说他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后来在3月18日，罗瑞卿感到强加给他的罪名是百口莫辩，决定以死表白心迹，便跳楼自杀。很侥幸，他并没有摔死，只是左腿骨折。
这次批判会议一直开到4月8日才结束。
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瞬间波及到了北京。
此时毛泽东正在住处办公，护士长吴旭君慌忙跑进来，一边喊：
“地震了！地震了！”
一边搀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去，抓起案头上的一个牛皮纸袋夹在腋下，随着吴旭君走出屋外。吴旭君问：
“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你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
毛泽东回头瞥了一下办公室，说道：
“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
吴旭君说：
“主席并不是一无所有。你有那么多著作，是一笔多么大的精神财富啊！”
毛泽东正在考虑哪里是地震的中心，灾区群众的损失会有多大？似乎没有听见吴旭君的话，在院子里一块草坪上坐了下来。吴旭君见毛泽东面色凝重，为使他放松一下，便提议说：
“主席，讲个故事吧。”
毛泽东哪儿有心情讲故事，瞅了她一眼，说：
“平时我给你们讲过许多故事了，今天你给我讲一个，好不好？”
吴旭君想了想，决定讲一个笑话，让老头儿开开心。她说：
“那是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是上海人，当时还小，亲眼见到解放军进城睡在马路上。有一次，一位战士为班上做饭，准备吃米饭，要淘米呀？刚进城哪去找淘米用的炊具，正巧碰见一个抽水马桶。那位战士觉得是一个又大又干净的瓷缸，便把米倒进去淘起来了，结果一抽水米被冲走了。战士很奇怪，便高声喊叫起来：你们快来看哪，这个缸子还会吃米呢！”
吴旭君讲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她以为毛泽东也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毛泽东不但没有笑，反而背过去身子，沉默不语。她就问：
“主席，我讲的不好吗？”
毛泽东低沉地说：
“你看不起我啊！你讽刺我啊！我们是土包子，你们是洋包子，土包子不如洋包子，连抽水马桶都不认得哟！可是，我们土包子打下了天下，无产阶级坐天下。难道这不是真理吗？”
吴旭君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想不到老头儿如此较真儿，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反惹得他这样不高兴，心中暗暗后悔不已。
不久，毛泽东得到了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东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的报告。他立即指示周恩来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立即飞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后来在3月22日，宁晋县东南又先后发生了6.7级和7.2级地震各一次，3月26日在老震区以北的束鹿南发生了6.2级地震，3月29日在老震区以东的巨鹿北发生了6级地震。邢台地区的5次地震波及了石家庄、衡水、邯郸、保定、沧州6个地区，80个县市、1639个乡镇、17633个村庄，造成8064人死亡，38451人受伤，倒塌房屋508万余间。
3月10日，刘志坚、陈亚丁接到通知再度来到上海，江青让他们看了毛泽东对《座谈会纪要》的修改。
此前，毛泽东在3月上旬对《座谈会纪要》作了3次修改，亲笔改动了11处。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毛泽东还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此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等人又对《座谈会纪要》进行了修改。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电话事件”，情况是这样的：
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与许立群、胡绳谈话，询问《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是指谁？另外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
3月11日，在杨永直返沪之前，许立群在电话里转告了彭真的文字答复，内容如下：
许：杨永直问，你那个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谁像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地将电话内容转告给毛泽东。
3月1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少奇同志：
3月11日信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5年、7年、10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7天至10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5、7、10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上，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者），在超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产品，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的但是稳步的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的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余是小计委负责人，林是成员——笔者注）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70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7天至10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毛泽东 1966年3月12日
3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和医务工作者谈话中说：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院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有‘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医学界要大力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没有吃苦，应该锻炼。有的人是不赶不下去的，有的人是赶还不下去。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3月15日，江青将再次修改后的《座谈会纪要》送给毛泽东。
3月17日晨，毛泽东在《座谈会纪要》的标题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这样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还在《座谈会纪要》上的批示中写道：
江青：
此件看了2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 1966年3月17日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康生、陈伯达和吴冷西，还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邓小平以在西北视察三线“交通不便”为由，请假不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它问题也可以谈。”
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后，明确地说：
“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什么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同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毛泽东说：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3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
“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
在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时，毛泽东说：
“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在讨论其它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去年9、10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在《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个重要文件下发前，田家英身为一个贴身秘书，为发泄私愤，竟然擅自删除了其中的部分重要内容，可谓胆大之极。他的理由“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时人和后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田家英的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封建时代专了权的宦官。那些变了态的宦官利用近臣的身份，常常将愚昧无能的皇帝把玩于股掌之上。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想必自命不凡而又长期周旋于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田秘书不会不知道吧？！
另：关于中共中央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事，斯诺在他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的报道中是这样分析的：“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第二个问题是同第一个问题密切联系的，即刘少奇妄图提出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的问题。从1965年起，美国对北越的进攻，出现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危险。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196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目的是恢复中苏联盟。”斯诺的这一番话，尽管可以说是一家之言，但其毕竟不失为一个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