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四川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李井泉在“二月镇压”中先后在四川抓捕了一大批人，经过做工作，被释放出来的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多达27865人。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还在《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中写道：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放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毛泽东在《广东省军管会组织支左干部分批进行集训》的报告中批示道：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10天至14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东的较好。”“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4月2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同众人一起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4月30日，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请到自己家里，他笑着对谭震林说：
“谭老板呐，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你要还有气，今天就痛痛快快地再冲我开一炮。咱们定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说：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陈毅说：
“主席批评狠一些倒没得关系，最可气是有些人借题发挥，落井下石，恨不得把我们全一棍子打死才心满意足。”
谭震林说：
“他们无非是想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打倒，自己好上台，把权力交给他们，我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说：
“你们对文革小组不满，这是正常的。文革小组也有坏人，我早发现一些人有野心，要把他们清除出去。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找我来讲嘛。你们在怀仁堂讲的那3条，我是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我们就一事无成。第二要保护老干部。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干部队伍95%是革命的，是好的。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第三要稳定军队。”
徐向前说：
“只要主席能够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我们就是受再大的委屈和挫折，也算不得什么。”
毛泽东说：
“我和你们共事几十年，我能不了解你们吗？我不能没有你们，你们都是立过大功的。”
毛泽东扭头问周恩来说：
“五一节参加联欢的名单拟好了吗？我要请今天在座的元老们全上天安门城楼。”
周恩来将一份印好的名单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念，还用红笔一个个划着圈，批准他们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
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前，有一个单位请林彪题词，林彪正在思考写点什么，叶群在一旁提醒说：
“就写4个伟大吧。”
1967年5月1日，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大中城市举行以“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主题内容的游园活动。
据一位知情网友回忆说：“这一年纪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园举行游园会，中央领导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点钟），当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要进入中山公园时，受到参加游园会的群众队伍的阻拦，通不过。没有办法，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休息。这时江青的护士许春华觉得这是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机会。于是她就跟江青说：‘江青同志，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江青说：‘那我去问问主席。’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时，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这一次，不仅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和毛主席照了相，据记忆陈伯达的两个秘书好像也参加了。就我自己说，真是太高兴了，和毛主席照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我们从这件事情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不是很亲密，江青会向毛泽东提出工作人员要和他照相的事情吗？同时，毛泽东怎么会爽快地答应呢？……面对着这样大量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厌恶见到江青’，明显地站不住脚。”
另据网友梁贵山回忆：“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在北航读书的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园活动，被安排在中山公园北门活动。当天中午时分，活动暂告一段落，大家边吃干粮边休息。当时我是第一次到中山公园，感觉好奇，就独自一个人偷偷跑到中山公园的南门去了。刚到南门，我还没有来得及观景，突然从门外拥进来两排解放军，迅速把路中的人群隔开到路两旁，紧接着开进来一辆敞篷吉普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车上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站在毛泽东右边——笔者注）！紧接着又开进来一辆敞篷车，车上站着敬爱的周总理！车开到了花坛前，须绕个半圆形的路，然后才能继续前行。激动的人群一下子从后面拥上了花坛，把整个道路全部堵死，任凭解放军任何努力，也推不开拥上来的人群。车只能停下来，毛主席频频和车旁的人握手。我虽然离毛主席的车很近，但手还是够不着，干着急，只能手举‘语录本’，高呼口号。此时周总理在第二辆车上显得异常焦急，一边做手势，一边喊‘撤！撤！’瞬间，两辆车像长上了后眼，飞快地退了出去。前后也就一两分钟时间，真是不可思议！车退出去后，立刻就进来了大批的解放军，整个公园被‘戒严’了！此时我想再回到自己活动区已经不可能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戒严’撤销了，解放军也陆续撤出了公园，大家才明白毛主席不会再回来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这是又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政治活动。我于是像飞一般地跑回到我们学校的活动区，把刚才的所见所闻眉飞色舞的告诉大家，同学们立刻把我高高地抛起，和我一起分享见到毛主席的喜悦心情。更让我感到激动和难忘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在中山公园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照片。照片中竟然有我，照片背景中3个高举‘语录本’的中间者！同学们又一次把我围起来，又让我坐了一个‘飞机’。我当时脑子一转，立即给新华社写信，请求他们能给我一张照片。想不到过了几天，他们竟然给我寄来了一张！真让我激动得难以言表！”
再说5月1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林彪等人陪同下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3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林彪插话说：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