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继续说：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个信号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5月16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1966年10、11、12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地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得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回答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说：
“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2000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4000。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众人无语。毛泽东说：
“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作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地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5%，党团内部只是1%至2%，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5%，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5%，3500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5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去天安门城楼途中，在经过胡乔木的住宅时，他突然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
“停车，去看看胡乔木！”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乔木家的大门，敲了一阵子，无人开门。此时四周的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毛泽东与林彪同乘一辆敞篷吉普车进入天安门广场，与人民群众共度佳节。游园群众和外籍友人无不欢欣鼓舞，争相与毛泽东握手，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毛泽东和林彪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在城楼上的群众代表和阿尔巴尼亚访华团等各外国使节。毛泽东还亲切地握着华罗庚的手，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又高兴地向在场的人们介绍说：
“这是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
毛泽东还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他与北师大学生领袖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领袖王大宾、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北航《红旗》学生领袖韩爱晶等人亲切握手。
这天晚上，华灯初上，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喜庆的烟火不时地燃放着，装扮得夜空更加绚丽。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
警卫二团的孔祥秀紧紧跟在毛主席身后，边喊口号边跟随前行，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竟然把自己也当成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一直跟随着，护卫着。他从城楼西侧跟到城楼东侧，时时面对面注视着眼前的毛泽东，心里泛起无比幸福的热流。他还随着众人不停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向大家挥手致意，又面向着广场上的人民群众，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回应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
“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5月2日，《人民日报》及其它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谭震林等一批被批判的老干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联欢的消息。还刊登了林彪手书的“四个伟大”的手迹。
5月2日上午，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在会议上致词，题目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接着，郭沫若还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激情地朗诵道：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所歌颂的是江青自1963年以来，为京剧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京剧界搞出了8个样板戏。一个最难改革的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一个交响乐，这3个旧艺术的堡垒都被攻克了，一时间，震惊了全世界。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决定》中在肯定了成都军区支工、支左的成绩之后，还写道：
“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欲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要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在1967年5月1日与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不可不读。他在谈话中提出：“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有人回答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毛泽东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请读者注意，这是毛公晚年的又一个重要预言。历史已经证明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同时也证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的预言，是多么的精准！“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由大乱到大治”，“起码要巩固它10年”，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是何等的清醒，何等的自信啊！上下五千年，伟人辈出，请看在那灿若群星的伟人之中，可有堪与其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