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8月中旬，毛泽东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教师李春光批评文化部负责人的大字报简报。

李春光于8月8日将他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学习讨论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示的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大字报批评文化部负责人扼杀《创业》，消极抵制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在理论研究上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现；好责怪别人，没有自我批评，压制不同意见等等。毛泽东在简报上批示道：

“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8月12日，毛泽东就庾信《枯树赋》注释问题批示：

“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仔细地研究。”

原来，江青曾组织学者为《枯树赋》作注，并将注文送毛泽东阅。注文中引伸了清代倪瑶在《枯树赋》题解中“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的说法，在题解中把《枯树赋》的立意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毛泽东读后觉得不准确，便写了这个批示。

8月13日，毛泽东看粤剧演员红线女8月5日的来信。

红线女在信中谈到她到延安、大寨、红旗渠参观后的体会，提出：山区的盐比城市贵那么多，我觉得这是对待山区，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态度问题。像食盐、布匹这类人人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必须照主席历来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去办。毛泽东在信中批示：

“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还接到了邓小平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党委常委吕方正及惠宪钧、柳一安4人的一封信，这是一封状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

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堆放着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

“先放着。”

8月14日凌晨2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打来的电话，说是毛泽东要和她谈话。

原来，芦荻作为一个侍读古典书籍的老师，在有关部门和学校派她来之前，曾告诫她说：“不得向毛主席提出不合适的问题。”因此，芦荻在毛泽东身边多时，由于担心在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上犯错误，所以就从未向毛泽东提出任何问题。于是，毛泽东便称她是一个“笨人”，还说，如果你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的。芦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玉凤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

张玉凤将芦荻的话转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便要她打电话约芦荻来谈话。芦荻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谈了其它几部小说后，便谈到了《水浒》。

毛泽东的确对《水浒》有很深的研究，单是在70年代，他就曾经看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直到逝世，一直把《水浒》放在床边。如果说毛泽东在解放前主要是从《水浒》中吸取造反精神的话，那么，他在解放后则主要是从《水浒》中吸取如何防止革命阵营内部蜕变的教训。芦荻的请求，正好引出了毛泽东一番不同凡响的宏论，他说：

“我曾经多次说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给革掉了。”

“《水浒》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据张玉凤回忆说：“1975年8月14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武汉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接着我说，19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泽东还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3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正是：有幸三生是斯人，尊前数月聆雅音。

可怜北大侍读女，来年便是戴罪身。

毛泽东所说的鲁迅评《水浒》的话和文章，分别出自鲁迅的《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和《南腔北调集》。他所说的金圣叹是清代人。金圣叹删改的《水浒》，只有七十一回，宋江等人受招安的内容被删去了。

张玉凤感觉到毛泽东的话非常重要，就问：

“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印出来？”

毛泽东说：

“好。”

张玉凤对芦荻说：

“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没有起草过文件，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这样写道：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3种都要出。”

毛泽东说：

“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于是，芦荻又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就递给了张玉凤。毛泽东说：

“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那两句话，让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后微微点头。芦荻起身告退。毛泽东朝她挥挥手，说：

“好，再见！”

张玉凤对芦荻说：

“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

芦荻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坐在他的书桌前看书。过了一会儿，张玉凤来了，她说：

“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另外，主席说，把鲁迅的那段话也写上。”

8月15日下午2时许，张玉凤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将芦荻整理好的毛泽东评《水浒》记录，拿去给毛泽东看。不一会儿，张玉凤回来对芦荻说，主席看过了，认为可以。她请芦荻誊写一份。芦荻誊写毕，二人来到毛泽东卧室，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芦荻将誊写稿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老花镜，一行一行看，看得很认真。芦荻和张玉凤侍立在床前。毛泽东看罢，说了声：“可以。”

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和提出要出版3种版本《水浒》意见的文稿，很快就由汪东兴送到了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手里。姚文元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经过一番思考，立即动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示信。他在信中写道：

“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在信中提出了他的构想，他接着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1、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2、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3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71回本改的65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3、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指示。

姚文元

毛泽东看了姚文元的信，当即批示道：

“同意。”

两个小时后，张玉凤拿着已经用道林纸印刷好的文件和一叠空白信封，来找芦荻，说是要她在信封上填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把这些文件发给他们。这种高速度的运转，使芦荻非常惊讶。

不久，姚文元向《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并让报社组织讨论，写一个宣传规划，还要写社论，强调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伸到我们党50多年的历史中，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8月20日，毛泽东阅姚文元8月18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开展《水浒》评论的规划。两报的规划都从批判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拟出了一些选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建议：拟同意他们先这样。遇问题再商议。

毛泽东批示道：“同意。”

欲知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由板桥水库溃堤发生的惨案，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在此次灾难发生前，各级有关人员曾经将灾情逐级上报，直达中央：从8月7日19时30分，到8日凌晨1时30分，在这长达6小时的时间里，地方3次报警，纪登奎、李先念两次报告中央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及军队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如果邓小平及时地派出军队救灾，派出空军炸掉副溢洪道，就一定会将水灾降低到最小程度。如果李先念在第一次报告邓小平无果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打破常规越级向重病中的周恩来或毛泽东报告，灾难也一定会小得多。可惜李先念的两次告急电话均被邓家小姐挂断了，十几万（官方报告说8万多，一些国粉说是24万）驻马店人只能在自称“我是中国人民儿子”的那个第一责任人的麻将声中葬身于洪水了！灾后，在有关方面严密封锁下，直至逝世，毛泽东也不了解这场灾难的真相！更可怜的是那些驻马店人，逝去的冤魂死得糊里糊涂，而今灾难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健在的人们又有多少人了解其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