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 吊罗荣桓同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注 释】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0年起，历任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一军团、江西军区、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兼代理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这首诗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曾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的回忆。但现在仅存的一份手稿，从笔迹鉴定，当是作者在1973年据原作的回忆而改写的。
〔记得当年草上飞〕这句借用传为唐朝黄巢《自题像》诗句。草上飞，指红军行军打仗行动迅速。
〔每相违〕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由于罗荣桓曾长期同林彪共事，所以诗中提到林的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贵州、四川、云南境内率领中央红军迂回作战，摆脱了强敌的围堵，取得了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迂回过程中，部队经常需要急行军。林彪曾在同年5月在四川南部会理城郊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夜写信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这样“走弓背路”要“拖垮军队”，要求改变军委领导。林的这个要求被政治局会议完全拒绝。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不是难以忍受的。“战锦”是指1948年9、10月间攻打锦州，即辽沈战役的第一个和关键性的大仗。毛泽东在9月7日为中央军委写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早已详细说明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和同先打长春的利害得失的比较，但林彪仍然找出种种理由来一再反对。罗荣桓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的，所以诗中特意提及。
〔斥鷃（yàn宴）每闻欺大鸟〕斥鷃，即鹌鹑，是蓬间雀，在蓬蒿中飞起来不过几丈高。《庄子·逍遥游》说，斥鷃笑鹏鸟飞得太高，认为自己在蓬蒿中飞翔，也是飞得最好了。
〔昆鸡长笑老鹰非〕昆鸡，古说即鹍鸡或鹍鸡，一种大鸡。《尔雅·释畜》：“鸡三尺为鶤。”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鹰和鸡》中说，鹰因为低飞而受到鸡的耻笑，认为鹰飞得跟鸡一样低；鹰答道：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考 辨】
这首诗在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所署的写作时间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曾帮他保存诗稿的吴旭君的回忆。
1978年8月28日，吴旭君在这首诗发表之前，给汪东兴写报告，详细回忆了毛泽东写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吴旭君的报告，见《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诗中“红军队里每相违”句，不少注家解释为在红军队伍里不常相见。这一解释不仅有违作者原意，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此诗手迹上发现，“每相违”原作“有非违”。“有非违”是有分歧、有争执的意思，不能解作相见甚少。改为“有相违”，语词虽不同了，但意思当没有大变。此点应看作是作者的原意。在红军队伍里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作者尤其感受极深，这有大量史实为证。例如红四军七大前后、宁都会议前后、遵义会议前后都发生过激烈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于在作战方面不同意见的争执更是不计其数。当然，这不是指毛罗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要是把这句诗理解为毛罗之间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是缺乏历史事实根据的。但是，那种解作在红军队伍里作者和罗荣桓经常不相见，确实也是缺乏历史事实根据的。在红军时期，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荣桓先后在红四军、红一军团、总政治部、红八军团、红三军团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同毛泽东因工作关系见面的机会是较多的。倒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们远隔一方，相见极少。“每相违”，假使作者的原意真是说不常相见，却不提他们相见少的时期，独提他们相见多的时期，岂非怪事？作者决不会写这种不合情理的诗句。
这首诗中“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两句，长期以来引起学者的争议。出现争议，如果各自的见解有理有据，自圆其说，对理解此诗的内容是有益的。《毛泽东诗词选》和《毛泽东诗词集》对这两句的注释，一是鉴于这两句诗的本事，是我党我军历史中的常识问题，另作别的解释总觉得牵强附会；二是鉴于罗荣桓长期同林彪共事，诗内提到林的事，即使按他们的人品予以扬罗贬林，也是可以理解的；三是鉴于此诗留下的惟一手迹，像作者在1973年所改写，当时全党全国都在批林，诗内有批林的内容是正常的。下面对此诗作于1963年12月罗荣桓逝世后，修改于1973年的情况稍加说明。说此诗作于罗逝世后，有吴旭君的见证，也有诗本身的印证。诗题中用“吊”，一般是对刚去世者的“吊丧”。诗中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句，这不是在罗逝世10周年时所能写出的。说此诗修改于1973年，是考证此诗的手迹得出的。这个手迹不像是服安眠药后所书。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所写的批语，有些是晚上服安眠药后写的，但笔力尚健，只是多了漏字、衍字和错字，字形略显歪斜而已。可是，此诗的手迹不仅笔力不济，字形也大变，基本上已看不出是毛的书法了。查阅1973年尤其该年下半年毛留下的其他手迹，同此诗的手迹是相同的，这是一个明证。总之，此诗是罗荣桓逝世后的悼亡诗，但在批林高潮中修改时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和主题。这在毛泽东诗词中是有例可援的。毛泽东在1959年6月下旬和7月1日，先后写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经过8月举行的庐山会议，在9月修改这两首诗时，就赋予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作者在当时给胡乔木的书信中自己说明的。
1986年胡乔木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选》时，他对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和写作背景，有明确而中肯的分析判断，现抄录于后：“吊罗荣桓同志一诗，我看了吴旭君同志的回忆，很难提出可疑之点，证以诗中‘君今不幸离人世’一语，断非若干年后才能写出的。现存手稿同意你们的论证。盖中间一段他不可能再想到这首诗，到七一年后再追想，记忆模胡，参以当时心境，故改处甚多。作者的诗常自书写或重写多次，此诗则为特例，因此作在作者生时决难示人，即林死后犹然，罗处当然不会听说。此中究竟实亦非不可理解，细想想就明白了。因此，建议写作时间不动。”（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第333—334页。）
【赏 析】
亦哭亦诉悼战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赏析
董正春
今日重读诗人毛泽东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真是别一番“泰山梁木”之慨涌上心头。33年前的1963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1]，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罗荣桓终因长期抱病工作，积劳成疾，不幸在刚履花甲之年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举国悲恸。“消息传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心情非常沉重，中断了会议，领头起立默哀，他说：‘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事业，很不容易啊！’这是对罗荣桓一生的高度评价。”[2]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立即与贺龙、聂荣臻赶往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据毛泽东原护士长吴旭君给汪东兴写的报告中说：“在这之后几天中，主席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有一天，主席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仍睡不着，躺在床上写东西。”“已是半夜”“他仍旧在写”直至“天亮以后”“写完了”，却仍没有睡意，“闭着眼睛不停地独自吟着诗句”。“问主席：‘是谁能使阁下这般钦佩？’主席从我手中接过诗稿，在手稿上半截空白的地方写了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3]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这首悼亡诗产生的具体氛围，这就是毛泽东在“情绪不好，不愿意写字”之时，“发乎情之不容己”[4]所经历的一段激荡感情的心路。这首写后几经吟哦而“书题”的悼亡诗是一位已属古稀的革命领袖和才气弥高的伟大诗人对战友亡灵的亦哭亦诉的追忆，是从心底涌出的怀念、赞誉和痛惜，从头到尾充溢着真情。
且看诗的首联上句，开头便以看似平常而又不可更易的“记得”两个字为总领，把追忆的闸门一下子从三四十年前的“闹红军”时期打开。“当年”的罗荣桓，于中国革命紧要关头的1927年入党，同年8月参加领导鄂南秋收暴动，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任红军连、营、纵队党代表以及红四军政委、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等领导职务，为红军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十年内战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和完成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罗荣桓同志南北转战，屡建奇功，因此，诗人便巧妙地借用“草上飞”进行了形象鲜明的艺术概括，真可谓是神来之笔。“草上飞”作为一个可感的意象，给读者提供了补充想像再创造的余地，何况它还颇有一些来历呢。或谓本指渡河的小船，或旧称什么“流寇”、“草寇”，或典出所传黄巢《自题像》中的“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5]等等。诸说不一，大旨不悖，内中无不隐有一个“快”字，而这正是游击战中与敌周旋的红军英雄形象的特征。出没山林，行踪飘忽，灵活主动，诡秘神速，这在毛泽东写于当时的诗词中屡有所见：“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清平乐·蒋桂战争》），“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如梦令·元旦》），“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以及“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其中的“跃过”、“直下”、“直指”、“飞将军”等等，不正是对“草上飞”的最好注释吗！“草上飞”不仅指神速，还意味着矫健和胜利，因此它既是对红军战斗生活的充满自豪的回忆，更是对罗荣桓卓著战功的充满深情的赞誉。然而，今日想来，确有许多殊感遗憾的事情，于是诗人在“斯人不重见”，战友成永诀的时刻，接着吟出了令人回肠荡气的首联下句“红军队里每相违”。
这句中的“每相违”，通常认为是指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在当时“红军队里”这倒也并非不是事实，不过是谁与谁“相违”，是什么性质的“相违”，何以在悼念战友中单单提及“相违”，等等。深究起来，要弄得明明白白绝非易事。其实，这首联的前后句可以看作是一个因果句，“草上飞”是原因，“每相违”是结果。实则后者语出“同心与我违”[6]，同心犹知己，“违”就是分离、离别。“每相违”，就是虽然心相通，却常常不能见面。同在一个“红军队里”本可经常见面，可实际相处时间不多，如今人已不在，想起来更觉得是深深的遗憾。愈到失去时，愈觉存在时的可贵，而时不可再，惟有痛惜不及。就是在看似不经意地叙说中，寄托了抹不掉放不下的无尽的哀思，这种深挚、惋惜、痛悼的凝重、深沉的感情汇聚，自非一般所能相比。
一幕幕的往事，一缕缕的哀思，引出了诗中的颔联“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一下子由土地革命战争的“长征”拉到了解放战争的“战锦”，艰难的革命战争岁月更加激起了诗人对战友功绩的追忆和思念。众所周知，先后担负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和东北野战军第一政委和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重责的罗荣桓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曾多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重要作用是诗人通过对“当年”的边叙边议中表现出来的，恰似诗人在与逝去的朋友面对面交谈，共同回顾着往事，一起评说那走过的路，又像是对亡友敞开心扉的诉说。这一联的上下句，运用否定判断和肯定判断形成强烈的对比，对比之下，长征尽管是“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但还算不上是什么最难忍受的日子，“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7]相比之下，“战锦”则有所不同，这才真正是“大问题”呢。但诗“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8]，因此解诗也不宜如索隐派那般生拉硬拽地去对号，也不必像经学家那样去处处深究其微言大义，更不可认死理、抬死杠，说“战锦”事大，就意味着“长征”事小，这二者并非势不两立，“不是”、“方为”只不过是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诗人之理”罢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搞什么定量定性的“科学分析”。“战锦”即指攻打锦州之战，这是解放战争中作为三大战役第一战役的辽沈战役的第一仗。解放战争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成败攸关的大决战的开始，辽沈战役事关全局，而“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9]，我东北野战军于1948年9月7日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第一封电报后，于9月底即完成了对锦州的全面包围，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只用31个小时即全歼守敌，俘获敌酋范汉杰、卢濬泉及以下9万人，一举夺得了“战锦”的重大胜利，为其后战局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真是一战而关全局。既如此，诗人谓之为“大问题”便是毫无疑义的，而身为东北野战军第一政委的罗荣桓在此次“战锦”中的巨大功绩也就不言自明理在其中了。就是在“长征”“战锦”的相较相承中，诗人以特有的诗的艺术概括和诗的艺术辩证，赞扬了战友的贡献，寄托了对战友的深切怀念。
继前两联对数十年悠悠往事的如泣如诉地回忆之后，诗人便回到了现实之中。60年代的中国和世界，6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后者，早已使政治家革命家的毛泽东忧心忡忡。当时“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和紧张局势中，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是党在国际关系上考虑的中心。”[10]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等一批“反修诗词”便是在这种情势下写成的。而在“吊罗荣桓”时，诗人自然不会忘掉这种“情势”的，可以说诗的后半部分就是由此而发的。
颈联“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迭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合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这份忧虑来自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势以及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君今不幸离人世”。尾联中的这一句朴实无华，似脱口而出，却充溢着诗人对战友“离世”的难以言状的悲痛伤感和令人心碎的惋惜。一个“君”字，更是包含了无限的意蕴，是对战友的呼唤，又是痛惜中的自言自语，既想到了过去，又想到了现在和未来。于是，结句“国有疑难可问谁”，便在久存蓄势之下，冲涌而出，从而把罗荣桓国之栋梁的形象树立了起来，同时也把诗人为国痛惜的感情突现了出来。如此平白语句，然而字抵千钧，撼人肺腑。一句诘问，问苍天，问大地，更是发人深思，催人泪下。尾联两句，把追忆与评价、个人与国家、悲痛与惋惜，皆以浓重的感情高度地糅合在了一起，成为全诗一个自然的总结，而且结于发问，情真意切，志深笔长，叫人久久难以忘怀。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使之成为颇具“大家之作”[11]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注释】
[1]《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同志在首都各界公祭罗荣桓仪式上的悼词》。
[2]萧华《艰苦岁月·我的良师罗荣桓同志》。
[3]吴旭君《关于毛泽东写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4]《刘大櫆文选》。
[5]《全唐诗》题下注文并引陶谷《五代乱离记》。
[6]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
[7]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批注”。
[8]《毛泽东书信选集·致陈毅（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载《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十月十日的电报）。
[10]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1]本段所引俱见王国维《人间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