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1976年1月号。
【注 释】
〔重上井冈山〕井冈山，见《西江月·井冈山》注。1965年5月下旬，作者重上井冈山游览视察。22日，先后到黄洋界和茨坪。在茨坪居住期间，了解井冈山地区水利、公路建设和人民生活，会见了老红军、烈士家属、机关干部和群众。25日写了这首词。29日下山。
〔凌云志〕一语双关，既指重新登上高耸入云的井冈山的意愿，也指实现崇高的革命志愿。
〔黄洋界〕见《西江月·井冈山》注。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这次重来，已经过去了38年，作者却觉得只是弹一下指、挥一下手的短时间。佛家以“弹指”极言时间短暂。
〔九天揽月〕九天，天的极高处。《孙子·形》：“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揽月，摘取月亮。唐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览同揽。暗喻要实现宏大的革命目标。
〔五洋捉鳖〕五洋，即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南大洋（也叫南冰洋或南极海），这里代指世界。捉鳖，喻擒拿敌人。元康进之《李逵负荆》第四折：“管教他瓮中捉鳖，手到拿来。”五洋捉鳖，犹“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暗喻要消灭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
【考 辨】
这首词作者留存一件手迹，像是初稿，同发表的定稿相比，有异文两处，即“高树入云端”、“是尘寰”；在
1965年重上井冈山
“弹指一挥间”句之前多了一句“今日人人能道”，在此句之后少了三句，即“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此词写出初稿后，曾印发征求意见，留下了三件铅印修改稿。可知此词在发表前曾作过多次多处修改。第一次修改，删去“今日人人能道”，改“尘寰”为“人寰”，加写“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风发更心闲”。第二次修改，“可下五洋捉鳖”句，改为“可下五湖捉鳖”；“风发更心闲”句，改为“谈笑凯歌还”。第三次修改，“旧貌变新颜”句，改为“早已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句，改为“到处男红女绿，更有飞流激电”；“弹指一挥间”句，改为“抛出几泥丸”；“高树入云端”句，改为“高路入云端”。最后定稿时，又恢复了初稿中作者满意的句子。
【赏 析】
双关的思想内涵隐秀的艺术标本——《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思想与艺术试说
张惠仁
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指出：“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这是说有的作品由于作者“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因此，酝酿的时间较长而又经过多次修改、推敲，终于把尖锐、独特的意义潜藏在文辞之中，使一般的读者看不出来；而其中特出、挺拔的句子，往往具有超出文本之外的含义，使高明的读者惊叹叫绝。在毛泽东生前同意公开发表的诗词中，惟有“标明”写于“一九六五年五月”而于1976年1月号《诗刊》上公开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词最具此特点。应是他自谦实乃自豪的“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的晚年的得意之作。
或问：同时写出的《念奴娇·井冈山》难道就不具备吗？笔者认为，正因为它缺乏此特点，所以诗人生前不同意发表。与此连带的问题是这两首词在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虽然把写作时间都“标明”为“一九六五年五月”，但究竟孰先孰后，目前毛泽东诗词研究者中并无明确、统一的看法。笔者对此拟另文探讨。为了本文行文方便起见，现将拙见提出，顺请方家指教。
一、《念奴娇·井冈山》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同时，基本完成于1965年5月下旬井冈山宾馆，但《念奴娇》写于前，《水调歌头》写于后。
二、严格地说，《水调歌头》的定稿应是1965年9月25日。
关于《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思想内涵，近几年来出版的各类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诸如毛泽东大辞典、毛泽东文艺思想大全、毛泽东诗词大辞典、诗词鉴赏等）大都着眼于诗人的“怀念故地”和“赞美新貌”，说是毛泽东怀念曾经战斗过的井冈山根据地和人民群众，在“巡视大江南北”之时，游览参观了井冈山。到了山上，又“考察”了公路和水利建设，看到了不少新建筑，会见了昔日老红军……总之，由于“视察和交谈”，于是“感慨良多，诗兴勃发”。作品通过歌颂井冈山的新貌赞美祖国大好形势，激励人民发扬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精神。笔者认为，这样赏析，虽无大错，但总不禁要想起郑板桥的一副对联：“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总之，未曾搔着痒处，对其艺术特色也缺乏充分认识。
笔者认为，要准确地揭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思想底蕴，必须把它置于20多年前那场“文化大革命”风暴正式席卷神州大地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亦即由于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错误地观察现实，从而又使现实的阶级斗争更加扩大化的恶性循环的政治形势之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定稿，经历了四个月。1965年春夏之交至秋天，正是作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1]着的时候。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同意下，由江青于1965年2月到上海秘密组织姚文元、张春桥撰写，而由姚文元署名的。据江青自己说，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时，已经是第十稿了。可以想见，5月至9月，正是姚文元文章紧锣密鼓加紧炮制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对即将亲手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方式、步骤等已经成竹在胸、踌躇满志而又不无担心的时候。基本完成于1965年5月下旬而最后定稿于9月25日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正是此种心境的秘密写照——用中国传统诗词的艺术技巧和辞格所具有的带有“密码”性质的语言，把此时此地充满自信、喜悦而又略带苦涩的内心奥秘反映出来。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凌云，本意为升人云霄，喻指志趣高迈或意气昂扬。自从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问世，有的笺注者把“凌云”训为“登高”，于是“凌云志”就变成了“登高（山）的心愿”。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凌云志”与“上井冈”相“搭配”。殊不知“重上井冈山”乃为诗人内心深处的双关语，它与“久有凌云志”结构成词牌“水调歌头”的开首两句，纯粹为神来之笔，此乃妙手偶得之佳句，亦系贯串通篇之脊柱！具有“文外之重旨”，又是“篇中之独拔”（引自《文心雕龙·隐秀》）。按常理，如果仅具有表层意义的话，重来革命故地井冈山，不管是游览也好，视察也好，在修辞上根本用不着“凌云”二字，直用“登高”作“久有登高意，回到井冈山”，在平仄上完全合律。贺敬之的著名诗篇《回延安》写的就是重新回到生活、战斗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的。而现在毛泽东的诗句偏偏用了“凌云”二字，而且不用“回到”而是使用了“重上”，其目的全是着眼于语言所具有的“双关”意义上。
何谓双关？为了使语言符合于作者特殊的心理需要，人们有时利用词语的“音”“义”条件、关顾两种不同的事物，产生“表”“里”两层意思。“在一句或几句话上，表达出两重意义。”“它表面说桑，实际说槐；表面说东，实际说西。”[2]对于作者来说，表层意思是次要的。其真正的用意、旨趣全在深层涵义。换言之，如果不是为了表达深层的——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那他根本不会有创作的冲动，作品也就不会产生。
那么，“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其深层的涵义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在诗人的内心深处，它所要表达的是：
酝酿很久了，要搞一次堪与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岛——相提并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亦即“文化大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目标明确、步骤复杂、道路曲折、会有阻力）如果弄不好，无非是使中国的革命一切重来，就像当年上井冈山打游击，重新开始。
如果用较为简练的话表达，就是：
早已酝酿成熟搞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弄不好，无非是再上山打游击！
也许有人会说，这纯粹是笔者的“想当然”，无中生有！不，请看下述申论：
一、“井冈山道路”即武装斗争道路，这是凡接受毛泽东思想的人都不言而喻的。那么，“重上井冈山”，就是重新搞武装斗争。
二、也许有人会说，把“凌云志”释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还算勉强说得过去。那么，发动“文革”与“上山打游击”又有何相干？这个问题提得好，关键就在这里。请允许笔者把话说得远一些：
三、根据卫士李银桥的回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经批评彭德怀，加重语气道：“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3]这段话在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有大同小异的记录：“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4]
四、也许有人还要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可能曾经担心过军队不会全部听自己的指挥，弄不好，无非是再一次“上山打游击”，一切从头开始。而“文革”前夕的1965年则不一定有此想法。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文革”前夕，直到“文革”正式开始，毛泽东殚精竭虑、萦于脑际的常常是武装政变问题。在许全兴的力作《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有如下一段话：
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还表现在，他以为北京有发生推翻他的反革命政变的危险。1965年12月，他在上海会议期间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关于发生政变之事，他同林彪谈过。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虽然不赞成林彪大讲政变，但他没有否认他为防止反革命政变所做的调兵遣将。1967年2月3日，他同阿尔巴尼亚外宾的谈话也印证了上述调兵遣将的事。[5]
在经过汪东兴“整理”过的《汪东兴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于1965年5月下旬重上井冈山时，特意于5月25日下午2时许用了两个多小时会见汪东兴和张平化（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刘俊秀（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三人，主要是毛泽东向他们三人讲述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来历及组织情况、毛泽东本人在井冈山的斗争生活、井冈山根据地创立和发展的经过。据汪东兴回忆，“没有人打断他的讲话”。“主席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难得听到主席今天讲了这么多话。”5月26日晚上，毛泽东又专门只找汪东兴一人谈心。主要谈的是“军队里”的事。由于经过“整理”，现在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汪东兴日记》第232页上尚留有毛泽东当晚与他谈话的片言只语：
有些事情想和你说一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
在“5月27日”的《汪东兴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下午三时，中央派人将文件送到井冈山。我们把文件送到主席处时，我看到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写“重上井冈山”的诗稿。
以上种种，都说明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久有凌云志”）与“重新上山打游击”（“重上井冈山”）之间的关系。只有作好“重上井冈山”的充分准备，从最坏处考虑，并采取预防措施，才能把“凌云志”付诸实现；正因为“久有凌云志”，才不惜以“重上井冈山”为代价。反之，为避免“重上井冈山”，甚至更坏的结局，就必须把“凌云志”坚决付诸实现。
以上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说明“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此二句具有“双关”修辞格的特点，并揭示它们所具有的深层意蕴。
自“千里来寻故地”至“高路入云端”五句，其表层意思是直记眼前所见所闻，但在诗人的形象思维中也未尝不可以看作对未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雷”之后的神州大地的畅想。而“高路入云端”更具有象征意义：这条盘山公路是在悬崖绝壁和峡谷深渊之间开辟出来的，它不是一条笔直的平坦的道路，而是一条曲折、崎岖、盘旋而上的道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两句一方面实写黄洋界的险要形势，同时借景抒情，表达了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中最险要的一个，是从宁冈进入井冈山的必经之地。这里的“险处”，极具“复意”“重旨”。不仅指黄洋界地势险要，而且指当年处境险恶——1928年，井冈山军民曾经在这里进行过英勇的黄洋界保卫战，使根据地转危为安。诗人毛泽东赋予“黄洋界”这一语言符号以多种含义，除了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外，主要是社会意义上的。“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我们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从他38年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格言：当年像黄洋界那样艰险的处境我们都胜利地度过了，今后的艰难险阻也就不在话下了。但是，如果我们结合1965年“文革”前夕毛泽东心目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形势来看，我们说这是他在此前不久通过制定“二十三条”，确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又选定了从批判《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线”“突破口”等对象、步骤、形式都已“成竹在胸”后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心的秘密符号也未尝不可。它们最具备《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的“隐”的特点：“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意义产生在文辞之外，含蓄的内容可以使人触类旁通，潜藏的文采在无影无形中生发。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风雷”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屡见不鲜，一般均指社会的动荡、阶级的斗争、革命运动等。“旌旗”，更是古代战争敌我战阵的标志物。此三句合起来看，就是说人类社会从来就充满着动荡和战争，与《贺新郎·读史》中的“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意思相近。这三句既是革命家毛泽东阶级斗争社会观的形象表述，又是诗人毛泽东对即将在神州大地上出现的“文革”风暴的浪漫主义遐想。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既承上又启下：过去的38年正是“风雷震荡，旌旗奋挥”的38年，而即将由他亲自发动的一场革命运动，更应该是“狂风迅雷，旌旗纵横”的世界了。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一对排比式的六言对句加上一个五言平韵句，语言的节奏与形象的意境密切配合，相得益彰，是本首词中最能体现毛泽东晚年词学功力的佳句，想来应是词人的得意之笔！“揽月”句虽是化用李白“欲上青天览明月”，但它毕竟也是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揽月”与“捉鳖”，在作者虽是运用形象思维的两种设喻，读者鉴赏时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联想。但在作者的心目中，总有他明确的“对象”。笔者认为“上天揽月”当指我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航天工业以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6]，这是毛泽东当年“反帝”“反修”的战略考虑的重要方面。国际上的反修与国内的防修密切相关。“下洋捉鳖”系由成语“瓮中捉鳖”改造而成，喻指敌人、革命对象毫无疑问。如果说，在作者的内心深处，“捉鳖”就是指几个月前由他亲自修改制定的“二十三条”中提到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概不算无中生有吧！如果再用一年后经他亲自删改定稿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的语言来说，就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谈笑凯歌还”五字，充满着胸怀奇策、稳操胜券的信心与自豪。左思《咏史》：“谈笑却秦军”、李白《永王东巡歌》：“为君谈笑净胡沙”、苏轼《念奴娇》：“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辛弃疾《六州歌头》：“方谈笑，整乾坤”、陆游《出塞四首借秦少游韵》：“壮士凯歌归”等句子成了诗人自铸伟辞的原材料！总览“可上”三句，令人不能不联想到我国古代杰出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过的一段话：
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
的确是这样，历代作家，前后相继，在写作上都是错综复杂地变化着，并在一面继承，一面改革中取得新的成就。熔铸前人诗词中刻画客观事物的语言矿藏而创造出能够切合自己微妙复杂心态的诗句，的确需要能把前人优良传统融会贯通起来的文学素养。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是毛泽东一生写出的诗词作品的最后一首，可以说是他诗词创作的“绝笔”，然而，同时也是他一生全部诗词作品中造诣最高的“绝唱”！
本词最后两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乃改造谚语而成，起了呼应开头两句之作用，如此等等，论者言之甚详，此不赘言。
最后想提到一点，与“晚年毛泽东研究”这一课题的有关著作相比，对于毛泽东晚年有的诗词的评析，则失之肤浅、空泛，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笔者认为，不必“为尊者讳”。从现代接受美学观点来看，对于艺术作品，尤其是带有象征手法的、具有多义性内涵的诗歌作品，一般读者可以不管作品所蕴含的作者的原来用意，只须把它视为作者提供的一部“乐谱”，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领会，进行独创性的“演奏”，使之成为美妙的音乐。[7]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由于充分具备“文外之重旨”和“篇中之独拔”的隐秀特点，它仍然会成为读者喜爱的审美对象，为人们提供审美享受。
【注释】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23页。
[2]姜崇伦《古典文学辞格概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188页。
[3]《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4]《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5]《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
[6]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7页。
[7]参阅鲍昌主编《文学艺术新术语辞典》，第3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