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 有所思
一九六六年六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首诗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
【注 释】
〔正是神都有事时〕神都，古谓京城，这里指首都北京。有事，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南国〕中国南方的泛称。作者写这首诗的前后，正在南方巡视。1966年5月15日至6月15日在杭州；途经长沙于17日到韶山滴水洞，在这里住了11天；28日赴武汉。本诗作于韶山滴水洞。
〔凭阑静听潇潇雨〕化用南宋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凭阑处潇潇雨歇”句。阑同栏。潇潇，骤急的雨势。
〔故国人民有所思〕化用唐杜甫《秋兴》诗“故国平居有所思”句。故国，《秋兴》诗中指京城长安；本句指祖国，因手稿原作“七亿人民有所思”。
【考 辨】
这首诗作者留存手迹一件。诗中“又来南国踏芳枝”句，手迹作“又来南国踏丛枝”；“败叶纷随碧水驰”句，手迹作“败叶纷随碧水之”；“一阵风雷惊世界”句，手迹作“一阵风雷惊宇宙”；“故国人民有所思”句，手迹作“七亿人民有所思”。此诗发表是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
此诗原题为《颂大字报》，后改为《有所思》。从全诗看，虽有颂大字报的内容，如颔联所描述的情景，但远非仅仅颂大字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决非仅写大字报的影响，而是写作者所设想的“文化大革命”高潮甚至胜利时的声威和盛况。从这两句诗来分析，他设想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长期的，只搞“一阵”而已。说是“设想”，是因为1966年6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尚未发展到满街红绿、旌旗招展的群众游行阶段。诗题改为《有所思》，内蕴更丰富，更切合全诗内容；也更富诗意，因是借用了汉乐府古辞的标题。
这首诗揭示了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短期设想，透露了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内心自白，记录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沉思考，有重要的文献和历史价值。同时，此诗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水准，不失为一篇上乘之作。有的读者质疑为什么发表写“文化大革命”的诗篇，上述简要意见不知是否可作回答？
【赏 析】
所思的是故国和人民——读《七律·有所思》
龚育之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名为《集》，而不叫《全集》，说明它实际上是10年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的增订本。在选诗的篇数上有增加。包括《毛泽东诗词选》出版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的7首，连同现在这个增订本中第一次发表的10首，10年中人们新读到的毛泽东诗词共有17首。这17首，一仍《诗词选》旧例，都放在“副编”之中。在附录和注释上也有增加。因此，新本子是比过去的《诗词选》更丰富和完善的本子。
在这17首新发表的诗词中，我觉得最会引人注目的一首，是作于1966年6月的《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说这首诗最会引人注目，有两个原因：一是从诗的艺术境界上来说，这首诗是这17首诗中最出色的一首，是堪同“正编”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艺术上相提并论的一首（这是理论界一位擅长写诗的老同志说的，我很赞成这个评价）；一是从诗的历史背景上来说，这首诗是反映作者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的复杂心境的又一首诗。
1927年春作者写《菩萨蛮·黄鹤楼》，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这样的诗句。1958年在此句下作者自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1935年2月作者写《忆秦娥·娄山关》，1958年在此题下作者自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大家知道，1927年的八七会议和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标志伟大历史转折的两次会议。八七会议那一次，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遵义会议那一次，则是长征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是中国革命从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到确立正确领导、获得顺利发展的转折。遵义会议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胜利地结束了长征，转变了路线，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这是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更大胜利的历史进程，这期间的毛泽东诗词，反映的是胜利者的豪情和慷慨，是对未来事业充满信心的联翩浮想，苍凉、沉郁，不再在作者的诗篇中显露了。
但是，我觉得，这首《有所思》中反映的作者心境，在胜利的豪情中，在笔下的雷声中，也隐藏着某种沉郁以至苍凉。
1966年6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时候。“神都有事”，就是“文化大革命”之事。
“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加上引号，说明历史已经证明它既不真正是文化领域的革命，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当时，不但毛泽东同志自己，也包括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和卷入这场运动的广大群众，都是把它当作文化和政治上的一场大革命来发动和参加的。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针对我们党、党的领导层、党的司令部里很大一部分人的“革命”呢？这就要说到他那时对我们党的领导层和司令部的政治状况的估计了。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增写、定稿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纲领的《五一六通知》和其他一些文件中，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政治形势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这时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尽管他对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挽救这个危机那时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事业的发展竟然出现他所认定的这样严重的危机，发动一场大革命来挽救这个危机的努力也才刚刚开始，他认为广大干部对此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这时的心情中，怎能没有沉郁和苍凉呢？
“南国踏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南方几省视察和居住。5月15日到6月15日在武林（杭州），途经长沙于17日到西方的一个山洞（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南方遥看北京，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看正在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呢？他在武汉给江青写过一封信，讲自己身上的虎气和猴气，讲自信和又有些不自信，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讲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讲前途光明和道路曲折……这封信在林彪事件爆发后在党内广泛传达过。信中所表露的心情，是复杂的。这样的心情，是不是会反映到同时写作的这首诗中来呢？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是泛指，还是特指？我看都有，应该从泛指和特指两重寓意上来理解。特指就是指“文化大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风雷骤起，震惊中国，也震惊世界。泛指则是指那个时代中国和世界的人民革命的风雷。“一从大地起风雷”（1961年11月《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五洲震荡风雷激”（1963年1月《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1965年5月《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都是泛指。特别后面这一句，把风雷和旌旗联在一起，正好作为《有所思》里这一句的注脚。如果在解释这一句时过分强调特指“文化大革命”，那么，“满街红绿走旌旗”虽然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情景的写照，但6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形态，主要还是高等院校和部分党政机关中的大字报和群众集会，一般还没有上街。满街旌旗，是8月以后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必解得那么实，用满街旌旗形容“文化大革命”之动员群众，也未为不可的。
“凭阑静听潇潇雨”，当是从岳飞《满江红》中“凭阑处，潇潇雨歇”化来。岳飞这首词是一首悲壮的词。岳词中有一句“待从头收拾旧河山”，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也有从头收拾河山的壮怀呢？这样的壮怀，不能不带有悲壮的味道，也就是不能不带有沉郁和苍凉的一面。
历史的悲剧是，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估计脱离了实际的状况，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几经曲折，不但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和目的，而且实际上他也已经很难把握和控制局势，陷入了欲罢不能、骑虎难下的境地。当他说天下大乱，七八年来一次的时候，他设想的决不是一次乱七八年。他晚年的心境，至少某些时候的心境，应该说是孤独和悲凉的。从1975年的时候为他读诗的芦荻所述他在董必武同志逝世的日子里，终日不语，流泪吟诵张元干词的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据说，毛泽东同志病重时，曾经回顾平生，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情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叶剑英同志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讲过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坊间一些书籍上也有这段话，我是从坊间的书籍上抄来的。
这段话表露的是1976年时的心境，不能用以形容写《有所思》的时候。不过那时思考的是“文化大革命”，这时思考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其间经历了10年，10年实践，使全党许多同志，也使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大大不同于10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了。毛泽东同志没有否定也不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他已经清醒地懂得，尽管进行了10年，尽管打倒了那么多“走资派”，尽管办过了那么多学习班，尽管开过了九大又开过了十大，结果“文化大革命”还是（或者说更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这前后10年和“不多”、“不少”的对比之间，毛泽东同志思考了一些什么呢？
不管怎样，归根到底，毛泽东同志写《有所思》，从他的主观意愿来说，所思的是：故国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