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　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

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这首诗根据抄件刊印。

【注　释】

〔贾生才调世无伦〕本句用唐李商隐《贾生》诗“贾生才调更无伦”句。贾生，指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初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迁为太中大夫。文帝想任为公卿，因遭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才调，指才气、才能。

〔哭泣情怀〕贾谊在《上疏陈政事》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贾谊在梁怀王堕马死后，“哭泣岁余，亦死”。

〔吊屈文〕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后，渡湘江时有感于屈原忠而见疏，作《吊屈原赋》，“因以自喻”。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贾谊后被征拜为梁怀王太傅，因梁怀王堕马而死，他认为自己“为傅无状”，忧郁自伤，不久去世。作者非常赞赏贾谊的才华，认为他因哀伤而死不值得，并感到很惋惜。

【考　辨】

这首诗发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是根据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林克保存的抄件刊印的。

此诗“贾生才调世无伦”句，是用唐李商隐《贾生》诗“贾生才调更无伦”句。从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得知，毛泽东曾两次手书《贾生》诗，每次都凭记忆写作“贾生才调世无伦”。这说明他作《七绝·贾谊》诗时，用了《贾生》诗的成句，只是把“更”误记成“世”了。毛泽东的这个误记，无疑将成为《贾谊》诗是毛泽东所作的一个重要证据。

从林克保存的抄件看，此诗末句原为“何用轻容付一生”，后圈掉“轻容”二字，改为“哀伤”。可见，林克关注他抄录的诗词，当发现作者有了新的改动，会在抄件上立即进行改正。

【赏　析】

赞美与同情交织的诗人情怀——《七绝·贾谊》赏析

孙东升

毛泽东喜欢读史，读史时又特别关注历史人物。西汉的年轻天才贾谊，就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位。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这首咏史诗，就是毛泽东在了解了贾谊的生平事迹后，有感而发吟成的诗篇。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明白流畅，并无艰深晦涩之处，只要大致了解贾谊的人生经历，其意旨就很容易理解了。贾谊，这位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的西汉著名政论家、文学家，年轻有为、才华横溢，被毛泽东称为“英俊天才”。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贾谊18岁就能“诵诗属书”，名闻当世。汉文帝时，他被征召为博士，每次皇帝下诏让大臣们议论问题时，许多年长的博士说不清楚的地方，年仅20多岁的贾谊都能对答如流，显出出众的才华，因而深得文帝喜爱和称赞。不到一年，文帝就擢升他为太中大夫。贾谊主张改革，提出改订历法、修正律令、订立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措施，因而遭到当朝保守派权贵们的嫉妒和毁谤。文帝本想提升他作公卿，因为大臣周勃、灌婴的极力反对和排挤而未果，贾谊反被逐出京城，贬为长沙王太傅。一次在渡湘江时，郁郁不平的贾谊望着滔滔江水，有感于屈原遭谗被逐、自沉汨罗的故事，心有灵犀，联系到自己空怀报国之志反被疏远的现实，文思如泉涌，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因以自谕”。这就是诗的前两句所写的“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的来历。

大约过了三四年，文帝召贾谊回到长安，曾在未央宫前殿的宣室向他问有关鬼神本原之事。在得到满意的回答、二人彻夜长谈之后，文帝叹曰：我很久不见贾生了，自以为比他强了，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呀！于是，命他作了文帝小儿子梁怀王的太傅。在怀王太傅任上，贾谊忠心耿耿，梦想成就一番事业。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向文帝写了著名的《治安策》。文中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当时表面清平盛世下暗藏的种种危机，表现了一位爱国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并提出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利、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这些论述，有理有据，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可惜未被统治者所重视。

贾谊是一个政论家，他认为在治国安邦平天下的诸多事情中，教育太子——未来的君主的任务也相当重要。在《治安策》中，他提出对太子的教育应当选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为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在他看来，太子完全脱离世俗的人群，在周围都是正人君子的环境中成长就不至于变坏。这种想法近乎幼稚，因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在1958年4月27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除建议他的秘书田家英读班固的《贾谊传》外，还评论《治安策》一文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贾谊的主张，说说倒还罢了，但更为可惜的是，他在怀王太傅任上，因为梁怀王骑马不慎掉下来摔死这样一件平平常常的意外事故，便认为是自己“为傅无状”，因此郁郁寡欢，不断自责哭泣，一年以后也去世了，年仅32岁。对此，毛泽东惋惜万状地说：“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这首诗是根据抄件刊印的，没有标明写作时间，因而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但是，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毛泽东的有关文稿和讲话，知道他较集中地谈论贾谊等年轻天才时是1958年前后。这个时期，毛泽东特别重视年轻干部的提拔，认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见《读〈初唐四杰集〉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12页）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两次提到贾谊，说他“曾多次向文帝上疏、批评时政，郁郁不得志”；“这位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十八岁即能诵读诗书、善文章，为世人称誉。”这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更是不厌其烦地讲到：“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十几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毛泽东在读《初唐四杰集》时更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批注道：王勃可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相媲美，且都是“少年英发”、“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贾谊的才华十分赞赏，而对他的不幸早逝又十分同情。这首诗看似就事论事，实则饱含了诗人对贾谊这种出众才华的赞美、迂腐之气的痛惜之情。如果说在被贬长沙之后，他郁郁不得志，借吊屈原来抒发自己心中不平之气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梁怀王堕马而死之后，他用感情自责的方法来走上绝路，就实在太不应该了，难免让人觉得可笑可叹。诗中，毛泽东对贾谊的人生遭际在思想感情上经历了两次跨越：前两句大唱赞美、颂扬之歌：贾谊以屈原自比，不平则鸣，虽空怀报国之志而不得重用，但他的才情却是举世无匹的；后两句则在惋惜、同情的同时略带指责之意：本来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何必忧郁自伤，为之托付一生呢？短短四句28个字，可谓选材精当、议论警绝。诗人似乎想在字里行间凝聚贾谊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同时又不由自主地作出了自己的情感判断。这首诗的内在魅力，正在于此。

在文学史上，古往今来，写贾谊的诗颇多。当我们解读毛泽东的这首诗时，也许是因为化用前人诗句的缘故吧，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唐代李商隐的那首《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众所周知，毛泽东喜欢读李商隐的诗作，并曾在6处圈画过这首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写《贾谊》一诗时受到了李商隐《贾生》的启发和影响。将这两首诗放在一起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都是融大议论于短短篇幅之中，且均以慨叹出之，韵味深长，耐人寻绎。不过，正像任何诗作都不能步前人后尘那样，毛泽东的诗更脱前人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吟出自己的感慨，而效果却同样成为抑扬顿挫、唱叹有致、令人折服的良篇佳构。如果说李商隐写的《贾生》着眼点在于统治者不重视人才，而毛泽东则先化用（几乎是在借用）李商隐的一句诗作开头，把着眼点放在贾谊个人的穷迫遭际上，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情感，真可谓一咏三叹，让人回味无穷。借旧瓶装新酒、借旧题出新意，毛泽东运用极洒脱自如，反陆游词意写《咏梅》是一例，这首又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