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读了这以后，想到王安石后来执政后，被流俗所中伤，这是王安石早就已经预料到了。文中所说的百折不悔，他也做到了。可惜的是这些话不值得对宋 仁宗讲。范仲淹执政时，所进行的变革不过二三件事，而仍然不被偶然得到宠信的人所容，只有三个月就离开了官位，仁宗皇帝的优柔寡断，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了。 而王安石则是你即使不听也要反复去说，难道是所说的齐人不如我敬大王的那种吗？

       但我所称道的一切，是流俗之人不加考虑的，而今天的议论者，认为是迂阔不切实际的陈词滥调。据我观察，近代的士大夫愿意竭尽心目耳力辅助朝廷的还是 有的。但他们的意思，如果不是关系到当代的利害关系，就没有必要施行。士大夫已经用这种观点迎合当世，而朝廷所选拔的天下士人，也不过如此。至于大的纲常 法律，礼义制度，先王一直坚持不变的，大都不予涉及。一旦涉及这些内容，大家就聚在一起讥笑他，认为很迂阔。现在朝廷致力于使所有人都认为政治措施得力， 有关部门精心推敲法令条文的字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它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迂阔和陈词滥调，也希望陛下可以稍微留心观察一下。在唐太宗贞观年 初，大臣的议论各不相同，像封德彝之类的人，都认为不混合使用秦汉两朝的体制，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认真思考先王的政事、启发唐太宗的，只不过魏文正公 一个人而已。他们施行的方针措施，即使不能完全合乎先王的意图，但大致还是一致的。所以能用几年的时间把天下治理得几乎不再使用刑罚，国内安定，外族顺 服，自从上古三王以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盛世。唐太宗初即位时，天下的风俗，和现在大体一样，魏文正公的话，本来就是当时所谓的迂阔不堪的陈词滥调，但它 竟然产生了如此大的效果。贾谊说：    “现在有人说道德教化不如法令有效，为什么不引证商、周、秦、汉的史实来印证一下呢？”但唐太宗的情况．也足以作为印证 的事例了。我很荣幸地向陛下汇报工作，不去考虑自己才能低下不能称职，竟敢谈论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我承蒙陛下任用我而应当回报。私下里认为在位的官员人才 不足，不能使朝廷满意，但朝廷任命天下之士的时候，有时不合情理，士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也在我被任命的职权范围之内，是陛下应该提前了解 的。说出这一篇话举出一些琐碎的事情，玷污了陛下的视听，最终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益处。也不能报答陛下对待我的知遇之恩。请陛下仔细考虑，选择可以执行的措 施，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按）这篇文章 是秦汉之后的第一篇长文章 ，能够与它相比的，只有汉代贾谊的《陈政事疏》。而贾谊所说的，大半都是君主自求保存他们的宗庙社稷的方法，凡是论述国事民事的，又往往是不计量原来基础 的高低，而只比较它的末端，怎能与王安石的这篇文章 这样内容广阔，以天下为公，要求天子来做国民的忠仆，从根本上整顿和清理，一项项都符合它应有的规律呢？李商隐的诗中说：“公之斯文若元气”，这篇文章 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之前，范仲淹应诏上书列出十件事，所引用《易经》中的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很是贴切，认为国家改变了五代的混乱局面已经平安 了八十年，国家的纲法制度一天天被侵蚀败坏，做官的在上面无所作为，百姓日渐穷困，不能不改革来救他们。他这种见解，差不多与王安石相同，而满朝廷的人都 纷纷起来为难他，宋仁宗也无法左右。这难道只是宋仁宗的过错，流俗已经习惯了当前的平安局面，把错误的也当成是正确的，即使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不能改 变这些。我读王安石的《与司马谏议书》，里面有：“人们习惯于苟且已经不是一天了，士大夫们大都不能为国事尽力，大家都把取媚于众人作为一种风尚。”当时 社会的心理，可以看出来了，而为什么要单单要求宋仁宗呢？汉文帝对于贾谊，宋仁宗对于王安石，是极相类似的：贾谊没有遇到明主而忧愤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 宗而辅佐他，因而贾谊只因文章 留名于后，而王安石能因事业而著名。而王安石遇到神宗，他所取得的成就也仅仅是这些，就像在这山上已经放牧过牛羊，因而只能看到它光秃秃的样子。自从王安 石被当时人所非议和辱骂，数百年至今没有为他申冤，而那些苟且于事不为国尽力而又尽力取媚于众人的人，为后世人所称赞和推崇，而中国于是就千年如同长夜一 般，只留下这篇文章 ，成为应试者不怀好意断章 取义的资本。悲哀啊！

        此书不被皇帝所采纳，到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上一《陈时政疏》，里面说：

        我私下观察从古以来国君在位的时间很长，如果没有至诚恳切为天下忧虑的心意，即使没有暴政酷刑施加到百姓身上，天下也没有不乱的。从秦代往下，在位 时间长的，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帝王，都是聪明有智谋有功业的天子。在位时间长，国内外没有忧患，因循守旧苟且偷活，没有至诚恳切为天下担忧 的意念，只注意度过目前的目子，不做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常常等到灾祸降临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即使有时候自身可以免于遭难，而国家 本来已经受到了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本来也遭受了穷困而走投无路，天下的百姓也已经尸横遍野，生还的人也时刻担心饥饿困顿和抢劫捆绑的危险。为人子孙，使 宗庙毁坏受到侮辱，为人父母，却使百姓一家挨一家地死去，这些难道是仁孝的天子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的三位帝王由清平世界导致败亡，自认为灾祸不 至于发生，却不知道突然之间灾祸就降临了。天下是最大的宝器，若非大力修明法度就不足以维持，若不广泛培养贤才就不足以保护所拥有的。如果没有至诚恳切为 天下担忧的意念，就不能寻求考察贤才，讲求法度。不任用贤才，不修明法度，苟且度岁月，有时还侥幸没有什么变故，但天长日久，没有不发生大的动乱的。皇帝 陛下有谦恭节俭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善待百姓珍爱万物的心意，而且在位时间很长了，此时确实是应该诚心为天下担忧，把晋、梁、唐的三位帝王作为借 鉴的时候了。根据我的观察，现在朝廷中担任官职的人，还不能说任用了贤才，实施的政令措施，也不能说是合乎法度。官员在上胡作非为，底层的百姓日渐贫困， 社会风气一天天地淡薄，国家财力一天天匮乏，而陛下住在深宫之中，从来没有咨询考察讲求法度的意思。这就是我为陛下计议而不能不发慨叹的原因。像因循守旧 苟且偷生，贪图安逸而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不能保持天长日久。晋、梁、唐的三位帝王不知道考虑这些，所以灾难变乱一时间就发生了，即使再想去咨询考 察讲求法度来救护自己，也已经来不及了。用古代来衡量现代，天下的安危成败，还可以加以挽救。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什么时候比今天更紧急了，过了今天，我 担心后悔也来不及了。那么用至诚的态度咨询考察、广泛培养贤才。用至诚的态度讲求法度并极大地修明法度，陛下今日怎么能不抓紧时间去做呢？《尚书》上说： “如果吃了药只是为了不感到头晕目眩，疾病就不能痊愈。”请陛下时刻忧虑这些致命的病症，不要以一天的头晕目眩为苦。我已经承蒙陛下提拔，让我做了侍从的 官职，朝廷的治乱兴衰，都和我的荣辱有关，因此我不敢回避越级进谏的罪行而忘记规劝陛下的大义。请求陛下深入思考我的言论，作为自己的警戒，那么就是天下 的大幸了。

     这封上书是前面所上书内容上的反复陈说，而用语更加尖锐，用心更为良苦。大概王安石对当时危急的局势更加恐惧，不能坐视不管，而宋仁宗还是可以做些好事，于是就希望他或许可能施行一些改革。然而仁宗已经老了，更没有能力，不到两年就驾崩了。

      （考异四）邵伯温的《闻见录》中说：“王安石任知制诰，一天在赏花钓鱼的宴会上，内侍分别用金盘盛着鱼饵放在几上，王安石把它全吃了。第二天宋仁宗 对宰辅说： 王安石是个诡诈的人，让他误吃鱼饵，吃一粒就算了，他全吃了，真不尽人情啊。 于是常常不高兴。后来王安石在自己写的《日录》中，厌恶鄙视这些皇帝，尤其是宋仁宋。”蔡上翔说：“做臣子的侍候皇上赏花钓鱼，皇帝离得很近，朝廷的大臣 也在一旁。不过是钓饵，内侍既然用金盘盛上来了，而人们都知道这是钓饵，哪里会误给了王安石吃而又被天子亲眼看到呢？而天子如果真的看到了，而一定要等第 二天对宰辅说这事，难道他害怕王安石而不敢说吗？并且还从此 常不对他高兴 ，又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隐忍呢？况且这是钓饵，王安石既然知道它错了，还非把它全吃了来行诈，他的诈术在哪里？皇上也一定要等他吃完了才知道他诡诈，这道 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此不满意臣子，臣子也因此很怨恨皇上，以至于后来写《日录》， 特别轻视宋仁宗 ，何邵诽谤人，怎么到如此地步呢？！“按蔡上翔的反驳，可以说如快刀斩乱麻。这类小事，本来不值得分辨，之所以要抄录下来，只因为王安石这样纯洁，而诽谤 他的人以“诈”来诬蔑他，那么即使他有善言善行，都要被这一个“诈”字抹杀了！天下还有公论吗？

        (考异五）在熙丰年间，整个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过不去，而从来没有诋毁王安石人格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后世所流传的苏洵的《辩奸论》开始的。他说： “误导天下苍生的，必定是这个人。”说：“他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说：“口中诵读着孔子和老子的书，身上履行着伯夷和叔齐的操行，收罗和招集起追求名 声的人物和不得志的人，与他们在一起制造舆论，私自标榜。”说：“阴险凶狠，和一般人的志趣大不一样。”说：“头发像囚犯，脸色像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 经》《尚书》。”说：“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几乎都是大奸大恶，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难听诽谤的言语，什么都说了。近代李穆堂才考评它的虚假， 他在《书〈辩奸论〉后》说：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来的版本看不到了，现在流传的版本中有《辩奸》一篇，世人都因这篇文章 说苏洵对王安石误国有先见之明。这些话最早见于邵氏的《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到十七年（公元1147），沈斐编的《老 苏文集附录二卷》，其中记载有张方平所写的墓表，里面也提到辩奸。还有苏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文，专门说辩奸的事。私下以为这三篇文章 都是伪托之作。从当时的情形来考察，许多地方不能吻合。按《墓表》所说，嘉祐初王安石名声才大起来，他的朋党权倾当时。他的《命相制》说：“自有人类以 来，只有几个人。行为言语，快要达到圣人的程度。欧阳修也称赞他，劝先生与他交往，而王安石也愿交往先生。先生说：我了解这样的人，他是那种不近人情的 人，很少有不成为天下的祸患的。”而《闻见录》叙说辩奸的起因，与墓表相同，如果是引用的，就应当明说是墓表上所说，不应当做为自叙的语气；如果是未经商 讨而意思契合，那也不应当词句都一样。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还没有被起用，党友也很少。嘉祐三年，才授以度支判官，上万言书，变法并没有施行。第二年命 令他编起居注，上书了八九次，才授予他制知诰的官职，不久得罪了执政者，于是借母亲的丧事而离开，整个英宗时代多次召他不来。这里说嘉祐初他的朋党权倾一 时，也太有误了。将王安石当做圣人的，是宋神宗，让他主持执政，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而苏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后面的事是 他所没有听说过的。（中略）像那些收召贪图名利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将自己比做颜渊、孟子这样的话，在《宋史》王安石的传以及王安石的集中都没有 这样的事。王安石在执政之后，或许有依附他的人，而苏洵已经去世，怎么能知道。苏洵所见到的王安石，官职小而且处于偏远之地，并没有号召人的能力，我不知 道他所说的贪图名声而不得志的人是指哪些人。人如果做坏事，必定对自己有好处才去做，王安石生平，自认为是皋陶、夔、稷、契，给多大的好处都不理会，给多 大的官也不改变志向，这是天下人都相信的，那他为什么要为奸呢？他见到大宋长时间形成的衰弱状态，忧虑不可终日，而公卿大臣们，如同堂的燕雀，安闲地自以 为没有什么事，他不得不出来担负天下大事，而又幸好遇到有作为的君主，于是就毅然地与皇上一起改变制度和风俗，力排众议而开始施行。这都是为了改国家的弊 端，寻求万世的安定，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的想法，即使他的方法不好，而心意是可以原谅的，怎么会有奸呢？又说：我小时候读俗刻本《老泉集》，曾在他的《辩奸 论》后面写过，尽力分辨这是不是苏洵的文章 ，看到的人半信半疑，想得到宋代的版本来参考，而寻求了多年，没有得到。可能马贵和《经籍考》所记载的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版本不称“嘉 祐”，书名既然不同，又多到二十多卷，肯定有后人的伪托之作混入其中。最近得到明代嘉靖壬申年太原太守张镗翻刻巡按御史沣南王公家藏本，它的书名和卷帙， 都和《经籍考》一样，而文章 中并没有《辩奸论》，于是更相信那是邵氏的伪托之作是确定无疑的了，又叹息邵氏虽费尽心机，却没有达到目的， 凡是假的没有不败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