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安石所说的应当兴办教育、官吏应当长久任职等，稍懂得治国纲领的人都不会有反对意见，不用再细说。只有他论述的以法裁决，因为小罪而加以大 刑，就怀疑他有申不害和商鞅一样的观点，对事操之过急，这种怀疑又比对他政治原理的怀疑阴暗得多。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就是国家有命令百姓服从的关系，统治 权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并不只是专制国家这样，非专制国家也是这样，即使是立宪国家也有如此的。假如不可行的，就不要制定为法令，既然制定为法令了而不 执行，就是亵渎国家的神圣。后来的元祐诸君子，因为阻挠新法而被贬官流放，而他们则把积怨发泄到王安石身上。曾国藩曾经想到管子治理齐国时的事，说：“命 令执行不到位的杀，命令执行过头的杀，不执行命令的杀，留下命令不上报的杀，不听从命令的杀。”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正因为姑息，没有实践他在这上书中所讲 的话。
现在的州里县里虽然有学校，也只是空有校舍和用具而已，没有教育督导的官员，也不会有长期培养人才的事情了。只有太学里才有教育督导的官员，但也没 有严格选拔。朝廷中涉及礼法、音乐、刑狱、政务的事，在学校里也学不到。学习的人也认为这些应该归有关部门管理而态度漠然，觉得不是自己应该掌握的。老师 教授知识，也只是讲说辞章 句读而已。讲说辞章 句读，本来就不是古时候教育人的方法。近几年才开始教学生学习考试用的文章 。考试文章 ，若非广泛读书强化学习，有穷年累月的工夫，就写不出来。他们能够熟练掌握时，向大处说不足以治理天下国家，往小处说不足以被国家所用。因此即使他们在学 校里熬白了头发，耗费大量时间。去遵循皇上的教导，等到让他们从政，又茫然不知该何去何从，都是诸如此类。今天的教育，不只是不能让人成材，而且又使人困 苦败坏资质，使他不能成材，这是什么原因呢？人能够成材，源于专一而毁于芜杂。所以先王在安排人才时，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农民安排在田间，把商人安排在 市场上，把士人安排到学校里，使每个人都有固定专一的行业，不会见到其他行业的东西，害怕其他的事情会影响到本行业的发展。所说的士人，又不仅是不让他们 见到其他的东西，而且把先王的思想做法完全展示给他们，诸子百家的异端杂说，一概摒弃而没有人敢去学习。现在士人应该学的，是对天下国家有用的知识。如今 把这些都放置一边不教给学生，却教给他们应试文章 ，使他们损耗精神身体疲倦，天长日久从事这种工作。等到任用他们这些人做官时，又使他们完全抛弃了所学的知识而要求处理天下大事。古时候的人们从早到晚专 心做天下国家大事，尚且出现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情况。如今竟然转移他们的精神，夺走他们的时间，从早到晚学习对国家大事没有补益的事，等任命他们去处理具 体事情时，又突然要求他们成为对国家的有用之材，这样在他们之中，能力足以有所作为的就很少了。所以我说：不只不能使人成材，反而又会使他们困苦败坏资 质，使他们不能成材。
（按）后世评论王安石的人，有人认为八股取士是从王安石发端的，因而认为他有罪，唉，为什么诬蔑王安石到这地步呢？！王安石说培养士人必须在学校 中，他的话是再明白不过了。他开始的进修为政并没有废除原有的选拔人才的办法，那是因为在学校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依据形势不能不这样，这在下面还要论述 到。
甚至有更大的害处：先王执政时，士人学习的对象，是文武两方面的道理。士人的才能，有的可以做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士，每个人的才能有大有小，担任 官职有适宜有不适宜，这些情况都是有的，至于武学方面的事务，随便他才能大小，没有不学习的。所以才能出众的人，在朝内可以做六部的长官，出朝可以做六军 的将军，才能差一些的，可以做比闾、族党的老师，也都可以做卒两、师旅的长官。因此戍守边疆、保护宫廷，都由士大夫来完成，小人不能要求这种工作。现今学 习的人，认为文和武是两回事，我只要知道处理文章 就可以了，至于戍守边疆、保护宫廷的责任，全部推给军队，而军队往往是一些奸邪凶悍而又无赖的人构成的。假如他的才能和品行足以在本乡托身的话，也不会愿 意离开父母加入应征的行列。戍守边疆保护宫廷，是天下的责任，做国君的应该谨慎从事。所以古时候把教人射箭赶车作为当务之急，其他方面的才能根据能力是否 合适然后才教给他，如果能力不及，也不必强求。至于射箭，就是男子的事了。人生下来有残疾就罢了，如果没有残疾，从来没有人会放弃射箭而不加学习。在学校 时，固然要练习射箭，有宾客时要射箭，祭祀时要射箭，辨别士子才能品德高下也要用射箭来区分。至于礼法音乐，向来是寓含着射箭的道理，而射箭也存在于礼乐 祭祀之中了。《易经》上说：“锋利的弓箭，用来威镇天下。”先王难道仅仅认为射箭是用来学习作揖礼让的礼节的事情吗？先王本来认为射箭是武事中很重要的一 项，是可以威震天下保卫国家的工具。平时凭借它学习礼乐，出征时凭借它去作战攻伐，既然士人从早到晚练习射箭而且技艺出众的很多，那么边疆宿卫的工作就可 以从中选拔人才而取用了。士人曾经学先王治理国家的道理，他们的品行和仁义受到乡里人的推重，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才能把边疆宿卫的任务托付给他们，这是古代 的国君把武器交给别人，却没有内忧外患的原因。现在却把天下的重任，国君应该非常谨慎的选拔人才的大事推给奸邪凶悍无赖、才能品行都不足以在乡里托身的 人，所以才会常常担心边疆不稳固，忧虑守卫宫廷的军队不足以使自己觉得安全。现在谁不知道保卫边疆宫廷不能使人有安全感呢？只是认为天下的文人学士以拿起 兵器为耻辱，而确实也没有人能掌握骑射列阵的方法，如果不召募军队，谁能担当这些任务呢？教育不严格、选拔标准不高，士人以拿起兵器为耻辱，没有人掌握骑 马射箭、行军作战的技巧，本来就是顺理成章 的了。诸如此类都是因为教育不得法的缘故。
（按）这是王安石提出的全民皆兵的主张，现今东西方许多国家没有不靠这种方法使国家强大的；而我中国自秦汉到今天两千年，前于王安石的，后于王安石 的，没有一个人能看到这一点。而教导国民崇尚武功的，必定在于学校，与现今学校中特别重视体育，是何等的吻合啊。中国看不起当兵的人时间已经很长了，而自 宋代之后，情况更严重。在募兵制度下，而想要使兵不被看低，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王安石所说的将天下的重任交付给奸邪无赖、行为不被乡里人所依托的人，致 使天下的学士以掌管军事为耻辱，现在和过去一样的情形。世上如果没有王安石，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消除这种痛苦呢？
现在制订的俸禄的标准，大都比较低。假如不是朝廷侍从之类的官员，只要家中人口稍多，不同时从事农业商业获取利润就不能养家糊口。下面州县中的差 吏，一个月的俸禄，多的有八九千，少的有四五千，把等候补选、任职和补缺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大概六七年能够拿到三年的俸禄，算起来一个月的收入实在到不了 四五千，少的也实在到不了三四千。即使供养家人，也感到很困难。像生活消费和婚丧嫁娶的费用，也从中开支。超出中等道德水准的人，即使穷困也可以做个君 子，中等道德水准以下的人，即使处境舒适也可以做个小人。只有中等道德水准的人不是这种情况，穷困就成为小人，舒适就变成君子。估计天下的士人，中等以上 的，千百人里面也没有十分之一，穷困就做小人，舒适就做君子的人，天下比比皆是。先王认为众人不能用强制手段制伏，所以制订行为准则不能用自己为标准，而 应该以中等人为标准，顺着他们的欲望向有利的方向引导，认为中等人可以遵行的话，就可以在天下施行这种法制并流传到后世。只给出如今这些俸禄，却又想让士 人不要败坏廉耻的原则，大概中等人做不到。所以今天官职高的，互相贿赂赠送、营谋资产，背上贪污的恶名；官职低的，公开贩卖、索取财物。士人已经毁坏了廉 耻的原则，背上了拖累天下的名声，那么他们苟且懒惰取悦别人的心思出现了，而勤奋自强的志向冷落了，他们负责的工作又怎么会不松弛，天下太平的景象又从哪 里来呢？更何况枉法受贿、侵扰百姓的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说的应该使他们的财产多起来。婚姻丧葬、奉养父母、吃穿用度，都没有制度予以节制，天下人把奢侈当 做光荣，把节俭当做耻辱。只要有了钱财，无论他们要什么都能得到，有关部门也不禁止，人们又引以为荣；假如财力不足不能符合流行的风俗，那么在婚姻或丧葬 时，往往会得罪本族人和姻亲，人们都把这当做耻辱。因此富有的人贪婪不知道停止，贫穷的人财力匮乏却又勉为其难去追逐潮流，这就是士人困难重重，廉耻之心 完全丧失的原因。这些就是所说的不能用礼法加以约束。现在陛下自己行为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这是左右显贵大臣亲眼看到的。但是在他们内室之中，奢侈糜烂毫 无节制，做下陛下厌恶的事情，损害天下的礼教，有的已经很严重了，却从来没有听说朝廷把这些人罢免流放，昭示天下。当初周代时，把聚众酗酒的人拘禁起来处 以杀头的刑罚，认为饮酒过度会造成危害，甚至于害死人的情况很多，所以严格禁止灾祸产生的根源。严格禁止了灾祸产生的根源，所以施用的刑罚很简省，人们惹 上灾祸以至败亡的就极少。现在朝廷法律中尤其严厉的是对付贪官污吏的条文，严格禁止贪官污吏却忽视了禁止奢侈糜烂的条文，这就是所说的禁止了末节而放松了 根本。（姚鼐说：自“陛下躬行”到“弛其本”与后段“法严令具”到“不能裁之以刑也”两段，前后应当互换。王安石集见有一南宋刻本极多错误，世上也没有好 的版本改正它，可能“世之议者”一段补“饶财”之余，“陛下躬行”一段补“约以礼裁以刑”之余，可能都应当放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结句之后，而是这个刻本 的错误，于是不觉它文势不顺。“然而世之议者”上仍有脱字。）
然而当今的有识之士，认为现在官员众多，即使县官的俸禄也供应不足，（姚氏说：下有缺少的文字）也太不明事理了。现在做官的确实很多，但上一代设置 官员很少，而赋予的俸禄也如此之少，财力不足，也应该另有说法了。官员的俸禄难道值得计算吗？我对于财政经济从来没有学过，但也考察过前代理财的大概情 况。天下人出力创造出天下的财物，又拿天下的财物供应天下人的消费，自古以来的太平盛世向来没有把财力缺乏当做忧患的。只是担心理财没有正确的方法。现在 国家没有战争的威胁，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都献出自己的力量，创造天下的财富，然而公家或私人都担心穷困，大概是由于管理财政没有正确的方法，有关部门不 能估算社会的实际需要而采取变通措施，果真可以用正确方法理财并且适当变通的话，即使我再愚蠢也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不会妨害国家的经费。
（按）孔子说增加俸禄用来劝诫做官的人，后代讨论政治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是重要的事。然而有提出疑问的。一是认为增加官吏的俸禄消耗大量的经 费，王安石对此已经做了分辨。王安石的财政思想，这个书上没有提及，但他说“靠天下的力量生天下的财物，取天下之财物供给天下的费用”，这种常说的原理， 全都在这里了。凡古今中外的国家，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朝代，官员俸禄不过占国家年支出的百分之三四。假如理财的方法正确，则这百分之三四的比例增加一 些，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理财不得法，即使将这百分之三四而减少掉，也不足以使困难的经济复苏。王安石所说的“增加官吏的俸禄不足以影响经费”，确实是懂 得治国的人所讲的。还有一种说法，说官吏的俸禄增加了也不足以制止贪污， 大开贿赂之门使做官的规矩败坏的，并不是受薄禄而是受厚禄的人。这种说法，从当今的军机大臣和督抚等人就可以得到证明，从收入高的官职那里也可得到证明， 这似乎并不是为难的话。即使这样，假如只给以高的俸禄而在后面没有好的法度来督察责罚，那就真像评论的人所说的了，于是王安石在“多给他们俸禄”的后面， 又说要“用礼义约束”。可是如果只有法度在他们的后面督察责罚，而遵守的人的俸禄无法养活自己，那法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有一个好的法律，必定还要有 其他的法律与之相配套，如果毁坏了使它们不成系统，即使是锦绣也要化为虚无了。因为我国近年来增加了一部分官俸，不仅足以影响了财政支出，还相互竞争使人 心日趋败坏，这难道足以说明前代贤人提出的这一做法有过错吗？
（又按）戒除侈糜之风，是自古以来的常训，而近代的人，有的见到欧美奢侈很重，而他们的国家和百姓很富有，就以为奢侈并不是坏的品德。嘻！这太过错 误了！凡一国的经济，必须是有了本钱才可以使财富增值，而奢侈的做法，是使财富不再成为本钱。所以奢侈是亡国之道。现在的欧美，是因为富有了才开始奢侈， 并不是因为奢侈而变得富有。然而他们也正有如杜甫所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他们大多数人的穷困，是因为奢侈者剥削所造成的罢了。而社会问 题，就成了欧美的大患。他们将来的决裂，不知要走向哪里。现今稍有见识的人，对此未尝不担心的，而有人仍说奢侈不是祸害，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的理论，是 想要立法来惩治奢侈，这件事肯定不可行，然而他的思想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