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暗地窃取青苗法的实际而明着又避开它的名称的，就是朱熹的社仓。他的方法是取息十分之二，夏天放出贷，冬天收回来，这与青苗法有什么不同？朱 熹在崇安施行而奏效，而想把这施行到天下，也就像王安石在鄞县施行后而因行之有效而要施行到天下一样。朱熹平日本来是非常诋毁王安石的，说他是急于得到财 利，使天下搅扰不堪，闹得人都不想活了。等他倡导社仓，有反对他的，他奋然说：“王安石就只有施行青苗法一事是对的！”（都见于《朱子语类》）王安石果然 是急于求取财利吗？王安石所做正确的事，果然只有青苗法这一件事吗？也不过是他的说法罢了。

第三均输法

均输法，是用来流通天下货物的方法，其中规定了物资买进和卖出的方法，使运输者方便，而有的和没有的人之间可以贸易，也是一种惠民的政策。熙宁二年 （公元1069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上书说：（按：此文是王安石自撰，《宋史·食货志》所录删去了其中许多主要语句，今根据《本集》全抄录在此）

我观察先王的法令，在京畿之内，赋税按照精粗，以一百里为差距，而京畿之外的各个诸侯国，各自拿出自己的出产进贡，又制订了经用通财的办法，根据贸 易不断迁移。管理市场上的财物，让没有的人拥有，为害者要除去；在集市上售不出去，货物积压阻碍了百姓的使用，官吏把这些货物收集起来，等待其他时候来购 买的人，像这些都不是专利。聚集天下人，不能没有财物；管理天下的财物不能不讲道义。通过道义管理天下的财物，辗转运输时的辛劳或安逸，不能不保持平均， 用度的多少不能不全盘掌握，货物的有无不能不加制约，而轻重聚散的权利不能没有方法使用。如今天下的财物用度困窘急迫没有余额，主管的官员受到蹩脚法律的 限制，内外不能互相了解，充盈空虚不能互相补充。各路供应的东西每年都有限定的数额，丰收的年代和方便的地区可以多进贡，又不敢不留剩余；年成不好物价变 贵，难以供应完备，却又不敢不供给充足。远方运输是两倍五倍的成本，在京城只能按半价出售。三司转运使按照文书催促到期聚会而已，在中间对于货物增损不置 可否。等遇到军国祭祀大事花费巨大，就派人铲除粉刷，几乎不再有多余的储备，各部门财政用度往往自我掩饰，不敢说实话以防备有急事。又担心年度预算不足， 就多方拆挪变卖，从百姓手中收取，缴纳的租税甚至超过成本一倍。而朝廷所用的，往往要求进贡不出产的东西，而且不按季节索要，富有的大商人趁着公私的急 难，掌握了轻重聚散的大权。我们认为发运使总管六路的赋税收入，但他的职责只是管理茶、盐、矾的税收，军事储备和国家用度都依赖他，应该借给他钱财货物， 补充他的用度不足，使他普遍了解六路财税的有无，再调配使用。凡是购买进贡的物品都要买贱的不买贵的，用近处的不用远处的，命令在京城仓库中收藏和每年定 量支出的应当供办的数额，能够在方便的时候变卖，以等待上面的命令。逐渐收回轻重聚散物资的职权，归入官家，而是制约有无以便辗转运输，省去劳务费用，去 除沉重的赋税，使农民宽松，差不多国家用度充足，百姓的财力不会匮乏。所有本司都应该设立下属。允许他们举荐，等有了应该执行的事情，令他们根据条例上 奏，皇上再下令命制置司参照执行。

《宋史·食货志》记载均输法施行的始末大略如下：

诏令发运司拟定实施方案上报，而命令发运使薛向负责均输平准事务，拟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缴的米为三百万石。当时议论者顾虑实行均输法会造成麻 烦，多认为不妥。薛向既然主管此事，便请求设机构委任官员，神宗让他自己委任官员，薛向于是举荐刘恍、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下属官员，又请求有关部 门提供六路每年应当上缴的数目、京城每年耗用物品及现存物品估计能满足供应的时间，总共应当置办的有多少等，都预先下达给有关部门。神宗同意他的请求。之 后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 、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范纯仁、谏官李常等多次上书说这法不应施行，并弹劾薛向。神宗一律不听，还下诏奖励薛向，可均输法最终也没有施行成功。

均输法，开始于汉代的桑弘羊，到唐代刘晏而更加完善，王安石实际上是学习了他们的制度，并不是自己的创造。古代货币的使用不完备，百姓用实物来交 换，国家征租税，也是用实物，因为道路的远近，输送的辛劳和闲逸不均衡；因为年景的不同，供求的关系也不相同，下面的百姓大受其害，而朝廷也得不到利益， 确实有条例司所上奏的情况。因而桑弘羊和刘晏施行均输法，不加赋税而国家的开支充足了，史家赞扬他们，并不是没有理由。现代交通的便利大开，货币使用也很 广泛，我们读历史，只看到他们不怕烦琐，苦苦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知当时治理国家的人的苦心孤诣，是我们远远地赶不上啊（看现在的漕运，就可以知道均输的 妙用。如果能把商运供应京城的米都折合成南方的粮食，那么国库与人民所收到的利益，每年不也以千万来计算吗？均输的意思也是这样。漕米也是用实物来充租 税，是古代拙劣的方法到今天还蜕化完毕）。而当时轰然群起攻击新法是为什么呢？史书上说它最终不能成功，它不成的原因并没有说，难道是因为攻击它的人多才 终止的吗？

第四市易法

市易法，本是汉代的平准法，是用来平抑物价而使货物流通的，实际上是一种专卖法。这里记录它兴起的原因和内容如下：

（《宋史·食货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保平军节度使推官王韶首先提倡沿边界地区实行市易法的方案，请求借官钱做成本。诏令秦凤路经略司 用四川交子买货物拨给他，于是任命王韶为本路帅司担当公事兼管市易事。当时想把公署迁移到古渭城，李若愚等认为聚集很多货物会诱发戎人夺抢之心，又妨碍秦 州、小马、大马的民间贸易，不同意。文彦博、曾公亮、冯京、韩绛、陈升之都心存疑虑。王安石于是说：“现在蕃族人富裕的，往往储蓄现钱二三百贯，他们尚且 不怕抢劫，难道朝廷威望，反而衰弱到怕人抢夺的地步？现在想联合生羌（羌，古代居住在中国西部的部族），则形势应当扩张，接应应当靠近羌族。古渭边寨，便 于接应联络，商人聚集，居民越来越多，以此立为军，增驻兵马，选择将领把守，则形势就扩张了。而且蕃族能与官方贸易，边境百姓不再有欠账，足以使蕃族有归 向之心，以贸易取利来补助军费，再开辟荒地，将来可以聚集军队。”

由此看来，市易法的施行，本出于王安石的殖民政策。在边境没有开发的地方，而想用人力使它发展，使它繁盛，必然要从商务下手，然而本地上不开放，商人们就不来，如果不以国力施行，就达不到目的。这就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所施行的。后来这种办法有了成效，就推广到内地。

（《宋史·食货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便诏令拨给内库钱帛，在京城设市易务。在此之前，有个叫魏继宗的，自称平民百姓，上书说：“京城 百货没有固定的价格，现在的富人大姓，趁百姓有急需，取好几倍的利息，财利既聚集于少数人手中，国家经费也来源不足。请求借给榷货务钱，设常平市易司，选 择精通财务的官员负责，找来好的商人经营贸易。让他们确切地掌握市场货物的价格，贱则提价购买，贵则减价出卖，从中取利，以供给公家需要。”于是中书上奏 在京城设立市易务官。凡是货物可以交易以及积压于民而不能售出的，以平价收购，愿意换官方货物的准许。如果向官方购买，则根据他抵押财产数量贷给他钱，限 期让他偿还，半年交利息十分之一，到一周年加倍。凡各部门购买物品，全都靠市易务供给 之后各州都设立了市易务。

我私下怀疑当时的均输法，怎么能施行的时候缓慢而废除时那么快，宋神宗和王安石，绝不是能被人所左右的人。原因是市易法的施行而使均输法被废。市易 法和均输法，它们建立的用意差不多，只是均输法所涉及的，仅是定额的租税，而市易法所涉及的，是一般的商务，因而它们的范围有广阔和狭窄的分别。既然已经 有了市易法，则均输法就可以并到市易法之中了。考查王安石之所以要施行市易法的原因，他的用意大概有两点：一是针对经济学上所谓的分配这一方面，用来抑制 豪富，保护贫民。 小农小工这些人，能够制造财物的，到市场上出售，往往被富豪们联手抑制和勒索，不给他们应有的价格，使贫民中的生产者受害；豪强商人用贱价买到，等他们转 卖，又联手提高价钱，于是贫民的消费者又受害。王安石考虑救济他们的方法，所以在这法令中，遇到客人的货物，不能出卖而愿意卖给官家的，允许到相关部门出 卖，行人、中间人和客人们用平价来买；出卖时也随时间而估价，不能过分要价，这都是求得分配的均等。一来是更注意经济学上所谓生产的一方面，使金融机关能 得以流通，本钱的使用越来越广。 小农小工从事生产的人，他们的资本大都很有限，必须等所生产的货物卖完了，才能收回本钱再来从事生产，这中间往往中断而跟不上，生产力也就因此而萎缩。王 安石思考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因此在这法令中，凡平民能有五人以上作保证的，或者以金银抵押的，官府可以贷给钱（当时以铜钱和绢布为货币，而金银不是货 币，因此可以充做抵押品），而根据所借期限的长短，而取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利息，这些用来增加生产的资本。

市易法的本意是这样，王安石对民事的尽心，也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然而这法可行吗？回答是：依我来看，王安石诸多新法中最不可行的，没有超过这个的 了。让我说出它的原因：从后面的那种说法，则市易这个业务实际上是一个银行（青苗和市易二法都和今天银行经营的业务相近，青苗法是农业银行的性质，市易法 是商业银行的性质）。凭王安石八百年前，就能知道银行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机关，他的见识可以说是千古卓绝，即使这样，银行这一存在，它的性质适宜民办而不 适宜官办。即使现在的各国中央银行，还都是集股资而建成，不过是政府进行了严格的监督罢了，而其他的大小银行，无一个不是让百姓来办的，这更不用说了。现 在一一都让政府亲自来办，还任命官吏来管理，不说它是怎么的琐碎，并不是治理的机关，这些人又肯定不擅长做些事，这是欧洲各国都尝试过而受不了它的弊端 的。由前面的说法，这是一种专卖制度。他立法的本意，不过是货卖不出去的，官府来收购。而最终的结果，是把天下所有的货物，都由官府来买卖。即使不是这 样，也要由官府来估量它的价值，不这样他所说的平抑物价的目的就会达不到。收集天下的货物而让官吏来管理，这是近代社会主义派所主张的条理之一，只是它有 与之相辅相成的内容。如果按这种说法，那么国家就成了唯一的资本家，成了唯一的企业家，更没有第二个和他竞争的，这可以施行，而它的结果怎么样，还是不敢 断定的。如果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想要施行这种制度，怎么不可以？现在的经济社会，只要听从它供求之间的相互调济，而自然会达到平等，所谓的自由竞争，这 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现在想要把营运的职责，都让国家来承担，别说它达不到，如果能办到，而它的危险，也将越来越厉害。大概它最初的本意是抑制兼并，而它的 结果，势必会使国家自己成为兼并者。兼并者对百姓是非常有害的，而一个兼并者出现，而不能禁止其他的兼并者不起来与他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逐渐达到平等。 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兼并者，而没有人与它抗争，则百姓的穷困，怎么能够得到解救呢？这都是市易法不可施行的理由。况且还有一种说法：王安石想要用这一个市 易法来达到前面所说的两个目的，而不知道这两个目的是不能用一个手段来达到的。银行的性质，最不适于兼营其他的商务，而普通的商业，又最忌讳用抵押典当而 贷出它的资本。现在的市易法兼有这两种矛盾的营业性质，结果会两败俱伤。因而当时的新法中，只有这种是伤害百姓，国库从中得到的好处也最少，王安石的用意 虽好，只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是改变当时最害民的差役法制度而成为募役制，让百姓出代替劳役的税款来充当募兵的资本，这近似于一种人身税，而它的办法和当今文明国家的所 得税很类似。 这是王安石救时惠民的第一好政策。我们生在当今这个时代，自本朝康熙、雍正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之后，政府从来不再有役使百姓的事，说到役法，人们往往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而怎么能想到数千年来，国民宛转死于这役法上面的不知有多少人，自从大政治家王安石出现，才打开了它求生的路，今天我们仍然得到它的好处。

考证差役法，它的源头很远，经书上说有“力役之征”，说的就是先王的政策，也只说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如果这种说法可信，那么从民间征力役，即使 是三代之前，也不曾避免。大概古代租税制度不完备，国家财政很可怜，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得不使用民力。就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来说，这也不能说严重；然而君 主经常滥用它而没有节制，因此孟子说它影响了百姓按时耕种以至于冻饿离散，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形，是可以想见的。自秦汉以来，延续下来而没有改变，到宋时它 的弊端更加严重。现在抄录当时士大夫们所记的事实和建议，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是顺应了时势的要求，不能不这样了；而这项法令的完善和周密，也可以印证 前面这些人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