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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回答说:“想要公私两方财物都不匮乏,替国家社稷长久存在考虑,招募军队的法令确实应当变革。”
皇帝说:“枢密院认为肯定会发生建中那样的变故。”
王安石说:“陛下亲身实践仁义,为政务忧愁劳苦,上下不相欺,肯定没有这种事情。建中之所以引起变故,是因为唐德宗重用卢杞这种人却疏远陆贽,他没有亡国算是很侥幸的了。”
当时有散布谣言的,说朝廷教练保甲,将征发人去戍边,于是乡民惊扰,有父子抱头痛哭的,也有为了免于征发而自残的。韩维等人向上请求暂停施行保甲以安民。
王安石说:“往日保甲,要得到他们自愿值勤的状子,然后才役使他们,大概对于人心来说没有什么惊惧的。况且如今窝藏强盗以及充当强盗的人,本来就认 为新法对他们不利。陛下观察长社一县,所捕获的开封府地区大盗被保甲驱赶到外面的人到了三十名,这些人既不被京城地区所容纳,又被周围州郡剿捕,他们想想 无以为生了,就专门进行煽动蛊惑。最近听说带头煽动蛊惑的人已经被捕,但是送到京城的也只有二十名左右。凭着十七县十多万家,而被煽动蛊惑的人只有二十名 左右,不可以说很多。自古以来兴办事业,没有不用权威领导众人而能让上下一致的。如今联结十几万人成为保甲,又等到他们响应招募才派他们轮番值勤,这是因 为陛下体恤他们到极点了。命令保甲轮流值勤捉捕强盗,如果听任他们自由来去,那么谁肯听从命令?如果用法律驱使他们,又不是人们所情愿的。况且统治天下的 人,如果只是想听任民心所情愿就够了,那么有什么必要设立君主而且为他们设置安排官吏呢?如今周围州郡保甲,应该预先派遣官员宣示皇上旨意,然后按照法令 推行它。”
一天,皇帝对王安石说:“曾孝宽说,百姓中有砍掉手指抗议保甲的人。”
王安石说:“这件中是从蔡骃那儿得知的。赵子几派蔡骃查问,原来是百姓因为砍树误断手指,作证的有好几个人。大概保甲法,上从执政大臣,中间则是内 外两制,下面则是强盗以及窝藏强盗的人,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可是臣召来乡民询问他们,都认为便利。那么即使有砍掉手指逃避丁役的人,也不全都是这样的。 况且保甲不只是铲除强盗,原本就可以训习当兵。人们既然都能射击,又建树旗鼓变换他们的视听,并且约定用免除赋税以值勤代替巡检士兵;又从正长以上,能捉 拿强盗的人将官阶奖励给他们,那么人们竞相受到鼓励。然后让他们和招募的士兵互相参用,就能够消除募兵的傲气,而且节省财政费用,这是宗庙社稷长久的策 略。”
皇帝于是改变三路义勇同开封府地区保甲法一样。
冯京说:“义勇已经有指挥使,指挥使就是那些乡里豪杰,如今又建保甲,叫什么人做大保长?”
王安石说:“古时候百姓住的地方就是乡,五家组成比,比有比长,等到打仗,就用五人组成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组成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组成 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就是闾胥,伍司马就是比长,只是根据事情起不同的名字而已。这是上古三代六乡六军遗留下来的办法。此办法记载在《书》上,从夏朝以 来到周朝都没有改变。秦朝虽然分割田界,可仍将他们组成什伍,还是按照古代的制度,这就是军队众多而且强大的原因啊。近代只有府兵是近似于它的。如果舍弃 已有的既定法规,却竟然遵守五代动乱亡国那样的残留法规,不足以带来安定富强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人们都很安逸不认为因循守旧是值得忧虑的,这是见识短 浅。”
有人说:“保甲不能代替正规军值勤。”
王安石说:“等到他们演习熟练,然后值勤。可是东边部队的武艺也不比义勇、保甲优异,臣观察广勇、虎翼士兵就是这样。如今充当募兵的,大都是偷懒刁滑不能自我振作的人,从事农业的,都是淳朴出力一心听从命令的人,那么紧急时就不如民兵能够派上用场。”
冯京说:“太祖征伐天下,难道用的是农人士兵?”
王安石说:“太祖的时代紧接着五代,百姓极其穷困,豪杰大多认为当兵有利。如今百姓安于本业以生为乐,而且军队中不再有像从前能提拔做公侯的人,豪杰不会再在军队中,而响应招募的人大多是偷懒不能够自我振作的人而已。”
文彦博说:“用道义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借军队称强于天下。”
王安石说:“用军队称强于天下的不合道义,然而有道德的人原本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正因为他能刚强,必定不至于柔弱。扩大六军,本来就是前代君主所崇尚的,只是不应当专事兵强而已。”
皇帝说:“保甲、义勇粮草的开支,应当预先替他们打算。”王安石说:“应当减少招募军队的费用来供应他们,所供应保甲的费用,只不过是豢养军队的十分之一二。”皇帝说:“京城地区募兵的人数已经比从前减少了。加强根本的威势,不可以全部裁减。”
王安石说:“已经有保甲代替他们服役,就不需要招募军队。如今京城招募士兵,逃跑死亡停免释放,一个季度有几千人,只要不招补,就是能够减少。然而 如今厢军已经很少,禁兵也不多,臣希望尽早训练民兵。民兵训练完成,那募兵就应当减少了。况且如今保甲考核武艺分为八等,奖励极为优厚,人们竞相私自练 习,不一定值勤以后再进行学习。臣希望用几年时间,他们的武艺不只是超过义勇,一定会超过正规军。正规军练习武艺,只不过应和官府法令而已,不像保甲人人 有努力的想法。”
以上都是初设保甲时王安石在朝廷上与人辩解的言辞,之所以要不怕拖沓而详细列出(所录还有删节),一是因为此法是王安石精神的寄托,应该传下去;一 是因为《宋史》所记述王安石的政绩,一直是力求简略,无法从中考察他立法的用意,只有兵志中对此事,说得稍为详细一些,更不能不表述出来了。唉!我读这些 而感叹王安石见识的高远,忧国的忠诚,做事的勇敢,实在是有史以来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的。服兵役,是国民对国家最大的义务,是无法逃于天地之间的。因此士农 工商,都应当为兵,而万万不能在士农工商以外,还有一个兵的阶级存在。假使在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一个称为兵的阶级存在,那么这个阶级必定是一个藏污纳垢之 所,而它的兵也不可用的。宋朝因为募兵的原因,而使兵另成一个阶级,它的积弊,当日的贤人们说得已经很详细了;而且不必非要到遥远的宋代去求证,就是我们 现在的旗兵绿营防勇,他们腐败的劣迹,本来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王安石想清除病源,于是发明了专用乡民农民的义理,这是曾、胡、江、罗他们治理湘军能有功勋 的原因。他们说:“农民淳朴,一心听令,有了急事民兵足可以依靠。”在曾国藩的书信中,类似这样的话,数都数不清,如果不是真心做事而有经验的,不一定能 想到这些。而之所以能使用他们的方法,就是首先对他们进行礼义的教育,而用名誉来鼓舞他们。曾国藩这些人之所以能建立大业,靠的就是这些;日本人每天自夸 炫耀大和魂,于是屡次取得胜利,使世界各国对它瞠目相看,也是靠此罢了。而中国自秦汉之后二千年间所称的贤士大夫,能理解这一点的有几人呢?能知道而又能 付之于行动的又有几人呢?在王安石当时所施行的新法中,就是于保甲法所注入的心力最多,而因此招致的诽谤和怨恨也最深重。其他的新法,大体上专门是为便民 的,因此反对王安石的只有朝廷那些因意气而作对的人,百姓没有几人附和的,只是到了保甲法,因为它与裁减军队交互施行,募兵因此怨恨他,这是一点;因为保 甲法中的职责如警察以维持治安,那些盗贼和窝藏盗贼的人也怨恨他,这是第二点;然而这还不够,全天下的成年壮士,无论贵贱、贫富,都要从事武力之事,都要 用纪律约束,那些不愿意的怨恨他,这是第三点。常人一般都好逸恶劳,喜欢放纵而不愿被束缚,况且凭中国数千年来已经习惯放任的人民,尤其到宋的中叶,纪纲 茫然无存,上下都习惯于愉闲懒惰,已经成为习惯,现在忽然想束缚住他,使他的筋骨疲劳,使他的负担加重,百姓会认为是害自己,反对新法也就很正常了。因此 当时朝廷的耳目所看到的,说有斩断手指来逃避出丁、抱在一起痛哭的,这是情理中应当有的事,未必就是诬陷诽谤之词。即使这样,这足以成为保甲法的弊端吗? 子产有“孰杀”之歌(子产是春秋时政治家,改革不被理解,有歌谣唱:“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孔子有“麛裘”的诽谤 (孔子始用于鲁国,有人作诗讽刺他说:“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讽刺孔子的身份和他得到的地位和权力是不相称的。),凡一个政策在改 革的开始,必定有多数人会感到非常苦痛。因为这个就废除法令不施行,那天下还有什么弊端能革除呢?王安石说:“自古做事,没有不使用权势率领众人而使上下 如一的。”又说:“如果只听凭民情的愿望罢了,何必要立国君?”这难道是法家专制的言论吗?政治的原理,确实就是这样。痛恨专制,是痛恨专制的人害国害民 而自己从中取利。如果事情是关乎国家利益和百姓幸福的,而由主权者强制来执行,那么还有什么可痛恨的呢?强迫国民去服兵役的义务,这正是一个国家应当有 的;如果有违抗,就是对国家进行叛逆了。而王安石当时对于这些人,未曾进行过惩治,只是反复劝谕,而且为他们多方面想办法,诱导奖励他们,使他们自己逐渐 醒悟,我只看到了他的仁心;而议论他的人反将他的法令看成苛刻的政令,这些盲人的言论是不足以辨别是非的。
《宋史》中有关训练保甲为民兵的记述如下: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开始设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用王中正、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合二十二县建设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共 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学习一种武艺,设教头一名。总共禁军教头二百七十名,都教头三十名。使臣十名。弓按八斗、九斗、一石分为三等,弩按二石四斗、二 石七斗、三石分成三等,骑马射击按九斗、八斗分成二等,那些勇力超群的人作为超等。遇上教练的时候,每月供应钱三千,每日提供粮食,官府给予兵器、战袍, 又准备好银碟、浊酒作为犒赏。
三年,大保长武艺学成,便建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练保丁。凡是一都保相近的分成五个团,靠近该团都副保正所住的空地集合训练他们。用大保长中武艺学成的十人连续教练,五天轮一遍。将他们的壮丁分成五部分,用其中之一作为骑兵,二部分是弓,三部分是弩。
府界法修成,便推广到三路,各设文武官员一名提举,河北就是狄谘、刘定,陕西就是张山甫,河东就是黄廉、王崇拯,用储备库藏豢养义勇保甲的钱粮供给他们的费用。这年,引导府界武艺学成的保甲,由皇帝亲自检阅,录用能干的人,其余的赏赐钱帛。
四年,将五路义勇改成保甲。那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联合考核保甲,都保一共三千二百六十六人,正长、壮丁一共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 年比过去的费用节省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耗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集中训练的赏赐钱一百多万不算在内。
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义勇、保甲以及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万二千零二十八人。
这是保甲法推行的大略情况。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成效显著,开始时将保甲用做警察,而盗贼都没有了。之前在京城周围的群盗,抢劫杀掠,每年动不动就有二百起,到这时就一个也没有 了。仅长野一县,捕获到京城附近被保甲驱逐出来的大贼,就有三十人。接着是用他们做民兵,才开始训练时,人们的议论沸腾,当教授的技艺学成后,竟能超过正 规军队。奖赏所需要的钱,都是从往年的财政结余以及禁军缺额所节省出的钱中支出的,没有费户部一点钱。司农官亲自参与这事,督察检查极为精细。县令有人强 迫保甲买服装的,都予以处分,因此人们没有敢不奉法的。奖励既然丰厚,仕宦和有人力的家庭,子弟们都高高兴兴的前去(以上都节录自《宋史·兵志》)。由此 来看,王安石和宋神宗十余年经营的苦心,可以说没有辜负;谁能想到宋神宗尸骨未寒,良法的美意就被破坏殆尽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继位,当时知陈州的司马光就第一个上书请求废除保甲法,他写到:
(前略)自从唐朝开元以来,民兵之法被破坏,戍守战攻,全都招募长期作战的士兵,民间哪曾练过兵?国家治平相承有一百多年,满头白发的老人不认识兵 器,有朝一日田间的百姓都穿上军服拿起兵器,满地奔跑,老人叹气认为不吉祥。事情初创,调遣缺乏法度,挨家挨户骚扰,一家也不遗漏。而且朝廷常常派遣使 者,到处巡行按察,所到之地犒劳赏赐,浪费金帛,以巨万计数。这些都是鞭挞平民百姓,一铢一两一丈一尺地收刮他们,一旦使用起来就如粪土一般。可是乡村的 百姓,只是苦于劳役,并不感戴恩德。农民的劳苦已经那样,国家的开支又像这样,到底用他们干什么呢?如果让他们搜捕强盗,保卫乡村,那么有什么必要这样多 呢?让他们戍守边境,从事征伐,而那些边远地方的百姓,以骑马射箭作为本业,将进攻作战作为习俗,从小到大,再没有其他的事情;中原的百姓,大半从事种田 努力耕作,即使再交给他们武器,教他们攻击刺杀,在教场当中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好像很整肃,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同敌人相遇,咚咚敲起鼓来,响箭开始交接,他 们败逃溃散可以预料,是必定无疑的。(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