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说：

元丰末年，王安石被罢免了丞相之职，神宗相继死去，对王安石的议论既已平息，事情也就安定下来，元祐年间如果能守住改革的法令不变，沿袭的时间长 了，效果自然会显现出来，谁说没有继承的好处呢？要是非要追究旧怨，必会将熙宁、元丰间所施行的法令全部废除。王安石以猛药先进行了救治，司马光又用猛药 将改革的内容全改了回来，于是使国家政策多次改变，民心多次扰乱。回想当时提出新法不可废除的，不只是范纯仁、李清臣等人，只是写史的人不遗余力地排挤王 安石，不想把当时的说法都保存下来罢了。并不是这样，哲宗不是汉献帝、晋惠帝可比的，为什么杨畏一说，章 惇就当了丞相呢？章 惇一上台，他的同党就将新法全都废除了，悲哀啊！开始的时候是群臣为了对付皇帝而结为一党，最后这些君子和小人都各自结为对立的派别而求取胜出，造成相互 决裂，耗费时日，耽误政事。等到立了新君，还不能停止。自古以来，如此而不产生祸患，有这样的道理吗？王安石当初对神宗说过，晋武帝因循守旧，得过且过， 不为子孙的长远而打算，当时在位，也只是苟且偷安，放弃礼仪，不要法度，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一带沦于外族之手二百多年。又说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 比当前更合适的了，过了这个时候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由此看来，靖康年间的祸乱，王安石是早已经预料到了。因而他苦心经营，不怕艰难，不逃避别人对他的诽 谤和议论，每件事都亲自去做，这是像周公旦那样，天还没有下雨，就把房屋加固遮盖好的做法。而古今议论此事的人，竟然将靖康之祸的原因都归于王安石，这不 是相当于秦人斩首、车裂、灭族刑罚的习俗没有停止吗？

陈氏、章 氏本来是平常崇拜王安石的人，他们的话不免和我有同病，阿其所好。如王氏诋毁王安石，大概与俗儒没有什么区别，他论元祐之政也是如此。那些把宣宗、仁宗当 做尧、舜而把马、吕当做皋陶、菱（古代贤臣）的，都可以省去了。况且元祐这些人中可议的，还不止这些。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中说：（原书没有见到，据 蔡氏《荆公年谱》中的引文）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没有不推尊他们的。绍圣时所定的，只有三十二人。到蔡元长当政时，凡是背叛自己的都被写进去，已经到二百零九人。而祸根其实基于 元祐时嫉恶太过分了。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 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张榜贴在朝堂。范淳父上疏说应该整治首领，胁从不治。范忠宣叹息着对同列说：“我们也将不免有今天 了。”后来时事既变，章 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所说，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到祸乱，悲哀啊！

章 、蔡兴党狱，至今稍有见识的人，都深恶痛绝。他们所作的恶不用再说了，怎么知道这造孽的肇始者，不在章 、蔡，而在天下后世的推尊他们为贤人的那些人。如果不是《玉照新志》偶然为他们记述，那么朝堂上张榜的四十人的事，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党籍榜和党籍碑又 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刻碑颁布到天下，是崇宁间（公元1102年~1106年）的事。在绍圣（公元1094年~1097年）时，也不过张一下榜而已。（《宋 史·李清臣传》说：章 惇既已经放逐了诸臣并记下吕公著、文彦博以下三十人的名字，将要都放逐到外地。有志行清白的人说：改变先帝的法度不能说没有错，然而都是几朝的元老，如果 听章 惇的话，必然会使众人惊骇。皇帝说，这难道没有折中的办法吗？于是把朝堂上的榜文揭下来，其他的人不再过问）由此来看，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吕、梁、刘这些 人，而章 、蔡只不过是跟着学的，他们反而可以从轻论罪。而党籍碑是万世唾骂的材料，党籍榜则没有人提及，哪里有幸与不幸呢？也不过是史家赋予幸与不幸罢了。

蔡确被贬，言官们仍评论不休。谏议大夫范祖禹，也说蔡确的罪恶，天下不容，执政者应该杀蔡确，范纯仁、王存两人认为不可，极力争取。文彦博要贬蔡确 到岭峤，范纯仁听说后，对吕大防说：“这条路自乾兴以下，荆棘已经长了近七十年，我们这些人开辟它，恐怕将来自己也免不了。”吕大防于是就不敢再说。过了 六天，竟然把蔡确放逐到新州（今广东肇庆府新兴县也就是岭峤）。范纯仁又对太后说：“圣朝应力求宽厚，不能因语言文字这些事，因为暧昧不明的话语就诛杀和 放逐大臣。现在的举动将被来人效法，这样的事不能开头啊。”太后不听。蔡确于是死在放逐之地。唉！用这事来对比王安石执政时是怎样对待异已者的如何呢？而 王安石蒙受苛刻严厉的名声，元祐的这些贤人们，评论者仍追究他们除恶不尽，天下还有是非吗？

陈汝锜又说：“杨立中在靖康初，说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际上是从王安石开始酝酿的。这话一说出，证据就纷纷出来了，把熙宁作为祸败靖康的开始， 把王安石作为煽动蔡京的前辈，这诬陷太过分了。现在史籍都在，凡是蔡京所逢迎的，溺于虚无，大兴土木，对下盘剥百姓，对上游乐无度，害国害民的不是一件 事，而这中间哪一项是熙宁时的政策；凡蔡京所交结的人，如内侍中的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小人则如冲勔父子，执政者如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惹是生非 的不是一个人，哪一个是熙宁时的人呢？虽然蔡京的弟弟卞馆是王安石的外甥，而蔡京没有因为卞馆的缘故而受到王安石的知遇并在熙宁和元丰年间当权，这与王安 石有什么关系，而使人认为有今日的祸患是因为王安石呢？推为尊者送到宗庙中受祭祀，只是借此欺骗皇上盗取宠幸，或许还可以掩盖他不肖之心。篡夺汉天下的 人，未尝不借口于舜和禹的事；制作符命把子婴玩弄在股掌之中的，未尝不用周公摄政的故事来解释；怎么可以说三让登坛，因为谦让的品德而产生祸端，而到南面 成为皇帝后，就又教给了后世因为称假皇帝而成为真皇帝的谋略呢？”

这话说的真是痛快。曾私下议论它，绍圣年间章 惇做事，还很是有意地继承了王安石，还不至于加祸于宋朝；成为宋的祸害的，只有蔡京。而蔡京成为显要，为他举荐导引的是谁呢？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马光。司 马光想废募役法，重新施行差役法，同僚们都很为难，蔡京五天就把事做完了，司马光赏识他的才能，于是加以委任。如果按举荐连坐的法律，那么司马光难道没有 不得推卸的责任吗？司马光也是贤者，我不敢学史家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条文的伎俩，把蔡京使宋蒙受的祸乱归罪于司马光，可怎么会想到那些善于骂人的怪兽， 会把这归罪于和蔡京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安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