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是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暴君典型，但是自古以来，给他说一点公道话的人还是有的。

《论语》就记载了子贡的说法：“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虽然不是好人，但也不会像传说中那么不堪，一个人一旦变成负面典型，天下之恶就都归他了。

朱熹担心别人误会，解释说子贡不是要给纣王平反，“非谓纣本无罪，而虚被恶名也”，这段话是讲破窗效应，“喻人身有污贱之实，亦恶名之所聚也。子贡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虽然后世的说法夸大了纣的罪名，但还是你先干坏事的，所以君子还是要管好自己，不要授人以柄。

抓典型是近几十年来的治理方式。但推测子贡说这段话的背景可以知道，这种思维是牢牢嵌入我们的民族心理深处的。聪明人早就意识到了坊间传闻与历史常识之间的不合，但并不打算纠偏公众认知，而是以群体心理偏好为戒尺，鞭策人们远离“不善之地”。

在一个群体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父母子女、上级下级、亲戚朋友之间，这种道德化的历史叙事倾向是有实用价值的。大家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争相远离坏名声。但这种道德很容易走向虚伪，一个人不是出于良心而行善，而是出于害怕被排挤、被污名的恐惧而跟群体保持一致。

更重要的是，教化意图压倒历史的真实，会让后来者难以吸取前人的教训。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总结历代治理得失，撰成《日知录》一书，他提出另外一种历史视角来解释“殷纣之所以亡”。

顾炎武说，“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他的观点是，殷王朝大势已去，纣只是赶上了，“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驰，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所谓“承平日久，法制废弛”当然也是一种很模糊的概念。有的王朝两百年，有的王朝几十年，承平多久算是久，“法制”废弛之后有无可能重振呢？

但是顾炎武难能可贵地指出了，对于一个古代君主来收，仁与不仁没那么重要。他举了一个例子，南北朝的北齐开国之君高洋，这也是一个荒淫残暴的主，但两人的历史地位迥然不同。“文宣之恶未必减于纣，而齐以强”，高洋也是个大混蛋，但北齐却强盛了起来，顾炎武的解释是“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一股势力勃兴之初，哪怕出现一两个昏君也可能坏不了事。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顾炎武把我们的历史观往前推了一步。我们如果真的想从历史的变革中吸收知识，首先要正视历史事实本身。从统计上看，亡国之君和开国之君的道德水准确实没多大差别，只不过是人们更容易把亡国之君的道德缺陷和国破家亡的事实联系起来解释，而对于开国之君更喜欢去发掘他们身上的“雄才大略”。

当解释掩盖了事实，我们希望“善恶有报”的心理得到了慰藉，但群体与个人的理性发育则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道德叙事的泛滥，理性精神的不足，会使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低水平循环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良心代言人”的崛起和破鼓万人捶的闹剧，都是周期性的现象。道德并非无关紧要，但正因为道德维系了我们自我的认同与彼此的关系，我们更不应该容忍道德变成一块破抹布。

尤其在现代社会，道德叙事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甚至成了一个反向指标，道德叙事越普遍的地方，圈套和陷阱越高发。因为现代社会的繁荣，仰赖的是对创造性的激励，和对规则的维护。创造力的源头是个体，个体与个体合作的纽带是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这些都与传统社会对道德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传统社会讲的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社会对个体意识是压制的。但是现代社会应该鼓励每个人充分实现自身的潜能，每一个企业家、科学家、小说家、画家都得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得以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标准要求自己，才有资格带领一个社会向前走。说句不中听的，一亿个高中没有毕业的人蹲在网上研究《永乐大典》，创造出来的价值是0。当然，图个乐呵也没什么。

明明是管理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审美的问题，法律的问题，最后都一锅烩变成道德的问题，结果那些问题没有解决，道德还被污染了。道德成了万能胶，粘住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啊。在一个破鼓万人捶反复发生的社会，或许没有一面破鼓是完全无辜的，但用一万种花样锤它们，也只能迎来下一个注定忘本的“良心代言人”。

来源：西坡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