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是在戊戌变法前年（1897年）初次赴日，在日本的第一年，清国留日学生还是稀罕货。清驻日公使馆专门培养了数名日语专家致力于号召赴日留学，却不见成效。
其实，甲午战争落幕当年（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曾遣人赴上海，招募十三名优秀学生赴日留学，这也是第一批清国留日学生。裕庚将这十三名留学生的教育，托付于日本高级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此学级起初被命名为“弘文学院”，因犯了乾隆帝之名“弘历”的忌讳，毕业时，留学生集体自愿将证书上的“弘”改作“宏”。留学期限为三年，孙文逗留日本期间，他们还未毕业。清政府未对海外公开乙未起义始末，留学生们自然不识孙文之名。上海《时务报》虽如实报道了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事件，但还不至于传到留日学生的耳中。
横滨冯镜如等一干在日华侨，为教育后代，也计划在当地建立华人学校。孙文也为其出谋划策过：“冯老板意在同时重视中西学问吧？校名定为‘中西学校’如何？……孙某的母校‘西医书院’只注重全英文教学，以至于孙某不得已在毕业后温习中文。若当初能两者兼顾，可省去不少麻烦。”
在座的陈少白也发言道：“问题是师资何处去寻？冯老板貌似有意从国内招？估计是打算请康有为的弟子吧？”
“你说的是万木草堂那帮学生？怕有不妥，教师的本职是传道授业，就怕他们会向孩子们宣扬变法。”
上述关于横滨建校的商议，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年，也就是康有为受光绪帝召见当年。由此可见，康有为当时的声望、名气达到巅峰，尤其是同乡广州人，简直将他奉若神明。若说李中堂为清国上下公认的宰相，康有为则是广州人心目中的宰相。
陈少白有友人求学于万木草堂，在广东时，与康有为也有过数面之缘。冯镜如闻知此事，请求道：“少白兄弟，能否拜托您请康先生安排一门下弟子来横滨授教？”
“好说，我这便至信。”陈少白拍着胸脯道。
不久后，康有为领导变法派抗争朝中守旧派的消息也传到了日本。孙文等人自称“革命派”，自诩先进于“变法”。孙、康两派之差，在于对帝制的延续与否。如今，共同的敌人“守旧派”，将两派捆在同一战车上。因此，革命派陈少白与变法派康有为交好，也算正常。康有为也不拂少白面子，安排万木草堂学长徐勤，赴横滨协助管理华侨学校。
所谓“学长”，意为学识通达之人。孙文在伦敦的同志南方熊楠，就被称为“南方学长”。徐勤字君勉，在评论界颇有名气。在横滨上岸时，他双手小心翼翼地抱着一顶长一米、宽半米的大家伙，还精细地用油皮纸包着。到冯镜如的店铺后，他拆开包装，原来是块匾额，上头是仙风道骨的四个字：大同学校。
看到这校名，当时在场的陈少白心里是万分尴尬，有些庆幸孙文不在场——孙文先前已取校名“中西学校”，但陈少白写信给康有为时忽略了这点，只说要建立一个华侨学校。收到信后的康有为倒也不客气，是对方有求于自己，这校名自然要由自己人来取。
“大同”一词出自《礼记》，在当时算是人们交谈写作的常用词。《老子》有云：“大道废，有仁义。”所谓“大道”，乃社会制度与秩序。废“大道”，方需倡导“仁义”。“大道”兴，则“仁”。“大同”是每一个革命家、起义者心中的圣地。孙文也常把“大同”挂在嘴边，那日拟定校名时，这个词汇也在考虑之列。但考虑到“大同”一词对孩童而言过于抽象，最终还是拍板了“中西”这个浅显易懂的校名。
“让先生下不来台了，少白兄，你要不要提一下？”
“一个校名罢了，孙兄绝不是那样心胸狭隘之人。若强行改了这校名，我可不敢保证对方会不会心生芥蒂。”陈少白好歹晓得其中人情世故，毕竟有求于人的是自己这头，康有为肯派人来，是给了天大的面子。说实在话，变法、革命两派志不同、道不合，就算是有守旧这一共同敌人，此番合作也实属难得。
革命派在清国南方设反清组织“兴中会”，除领袖孙文，还有杨衢云、谢缵泰两位会长管理组织日常事务。康有为得知“兴中会”旨在“除暴安良”，而非对抗清廷，早有打算通过胞弟康广仁，与之达成合作关系。只可惜，变法派未挨到双方骨干对接，便早早夭折了。
有这层干系，陈少白是宁愿担下孙文的雷霆之怒，也不愿让康有为心生哪怕一丝埋怨。
谁能料到，这是两派首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合作。徐勤刚赴任不久，戊戌变法就夭折了，康有为在宫崎滔天的援助下，从香港逃亡至日本。而在此之前，其首席高徒梁启超便在平山周的协助下，由塘沽赴日——革命派一连救下变法派两员大将性命，这是何等恩德。
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一干日本义士，是打心底希望这两家结盟。眼下，两派魁首均是戴罪逃亡之身，若能携手对抗守旧派，则大事尚可为，这与孙、刘联盟是同一道理，先灭曹，再做争斗也不迟。
“如今局势，两派和则两益，贵派也能放开手脚地对抗守旧派，无腹背受敌之顾忌。”变法派晓得其中厉害，可说破了嘴皮子，康有为仍不为所动。
“晓之以理，康先生会明白。”孙文欲亲自拜访。但康有为自恃为皇帝重臣，不屑与反叛朝廷的革命派为伍，连会面的机会也不给：“我贵为帝傅，怎能与革命党人来往？”
犬养毅开始从中撮合——若实在不愿单独会面，便革命派出孙文与陈少白，变法派出康有为与梁启超，四人会谈如何？犬养毕竟对变法派有恩，康有为不好拒绝，便当面应允了下来，但会谈当日，却临阵缺席，只让人捎了句话——卓如（梁启超字）深晓吾意，与他商议便可。
三人会谈草草落幕，梁启超失望而归。康有为瞧其表情便猜出了一二：“看来，卓如这趟是无功而返。”他还指望梁启超能说服孙、陈二人能“弃暗投明”，加入变法阵营。
“且不谈革命派领袖孙文如何，单单是那陈少白，便是鼓舌如簧。革命派，绝非是崇洋媚外之徒那般简单。”
高徒对革命派的称赞，令康有为无名火起。抵日后，留日同胞对这位孙先生的仰慕，康有为是看在眼里，怨在心里。孙文少时离乡赴夏威夷，回国后，也只接受过英文教育，可谓一非功名之身，二不识孔孟之学，甚至未参加过科举。
康有为虽排斥科举制度，但为了入朝为官，也曾寒窗苦读数十载，几经落第才考中进士。因此，他既轻蔑科举，又瞧不起孙文这样不读孔孟，不考功名，接受西洋教育者，称其为崇洋媚外之辈。
康有为刚抵日反数日，大隈内阁便下台，山县内阁再次掌政。与此同时，清驻日公使裕庚三年任期满，原定《日本国志》作者黄遵宪接任，但他因支持变法，且其著作曾经由康有为之手呈递于光绪帝，以至于其卧病上海期间，遭清政府逮捕并监禁。在此生死攸关之际，所幸有日政府出言求情，他好歹逃过一死，只是被遣返原籍。
日政府就此欠清政府一份人情，若清政府以此要求引渡在逃人员，日政府怕是再无理由回绝。清廷的手段也不是没见识过，伦敦绑架事件便是先例。
果不其然，清政府立马要求引渡康有为。日方也有对策，按国际惯例，事关政治逃亡，当事国有权拒绝引渡，但人肯定是留不得了。日本外务省思量再三，决定将康有为驱逐出境。
当时，康有为虽非高官，却是光绪帝身边的第一红人，考虑到西太后所剩时日无多，日本是无论如何也想保住康有为这条人脉。山县内阁的青木周藏外相便在商谈中提道：“此番动作，名为驱逐，实则是送客。依诸君看来，从‘机密费’中抽出多少合适？”
眼下要凑齐一万日元怕有难度，九千日元立马可准备妥当。
“机密费”说白了，便是内阁的私房钱。他们这是在商讨要赠予康有为多少饯礼。康有为白得了这九千日元，也不客气，转身便抛下梁启超与王照，准备独自环游世界去。
黄遵宪被罢，李盛铎赴任驻日公使。康有为临行前，喊来梁启超与大同学校的徐勤，交代道：“世间称吾等‘变法派’，此称呼易与‘革命派’混淆。若改作‘维新派’，又只能让人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革命’‘维新’皆非吾等之愿，吾等只愿匡扶英主光绪，复兴清国！从今日起，世间再无‘变法派’，只有‘保皇会’，是否更加顾名思义？”
三人不由得拍手叫好，徐勤更是拍红了手掌心，亢奋道：“保皇会，保皇会……保皇护君，匡扶社稷！妙！妙！会长自然还是吾等恩师南海先生！”
康有为甚是得意，摆摆手示意两人安静，悔恨道：“眼下，吾等英主正遭受朝中顽固派迫害。吾此番出洋，所为就是号召海外同胞救我英主于水火！我离开日本时日，后事还得托付汝等两位副会长。”
1899年3月22日，康有为在横滨离港，远赴温哥华。
“保皇”一词并非康有为首创，此前便常被引用。这两个字很好地诠释了爱国人士对光绪帝的同情，对西太后的憎恶。
历史记载，保皇会正式起步，是在1899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公历7月20日，地点自然是康有为所在的加拿大。康有为向各地华侨募集军资，怀里揣着从日本政府那儿白得的九千日元巨款，日常出行自然阔绰讲究，这倒让当地华侨对他另眼相看——要不怎么说是进士，这派头，就是与常人不一样。
加拿大收获颇丰，康有为随即转战美利坚，由于是专挑华人聚居的地界，路线与孙文当年出奇得一致，但成效却远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孙文只是一介无名之辈。而如今的康有为，是皇帝亲信、变法重臣，在广东华侨眼中俨然便是救国英雄般的存在。同样以演讲为主，康有为的演讲词中，高有皇太后、皇帝、皇后，低有军机大臣、尚书、大学士。台下听众被康有为的尊贵身份哄得五迷三道的——瞧瞧这层次，怎是孙文那草根演讲可比的！
丹佛的Mr.Yang目睹此情景，在寄给孙文的信中如此写道：
且不提逸仙兄当年，招募多少留美华人加入兴中会，就说如今，还剩有多少人？……本人前日亲临康有为演讲会，恕直言，论条理清晰，论绽莲之舌，这康有为不及逸仙兄万分之一。可笑，其号召力，所募集金额，却数倍于逸仙兄。即便如此，逸仙兄切勿妄自菲薄，康有为之辈不过是占尽天时、地利罢了。兄台之理念，才是中国，乃至世界之正道。
康有为多处辗转，在各地建立保皇会总部十一处，分会一百零三处。虽大半有粗制滥造之嫌，但康有为争的便是一口气——孙文之辈，何足挂齿？
在康有为眼中，孙文这样不考功名的“异类”，甚至与自己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但很凑巧，两人同有忧国之心，救国之志，并默契地当上了清廷的头号通缉犯。两者出发点一致，都为救国，本不该分彼此，奈何截然不同的目标，强行将两人置于对立面。康有为强行更名，只为与革命派划清界限。
康有为卖力宣传，留守横滨的梁启超也未闲着，在当地创立旬刊（十日一版）《清议报》。梁启超不仅能言善辩，更是妙笔生花。短短数月光景，《清议报》便在留日华人群体中稳占第一影响力。一时间，保皇派势力如日中天。
保皇派做大，孙文坐不住了：“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时不我待。我们得效仿保皇派，出版自己的刊物。少白，由你执笔。不谈口才，单论笔杆子，你不输那梁启超。”
保皇派离了康有为，群龙无首之下，还能大肆扩张。革命派被逼入守势，但锋芒不减，伺机收复失地。日本就那么大点儿地方，再缩小到华人圈，即便敌对，也是街坊四邻。孙文就时常到对方大本营“大同书院”去串门，还与对方两员大将——梁启超与徐勤聊得很是投机。
苦心栽培的兴中会，眼瞅着逐渐土崩瓦解，多年心血化作泡影，但为当下局势使然，又有谁能顺风顺水？孙文是乐天派，想通了此节，也少了许多黯然神伤。
今天，孙文又到变法派大本营串门，梁启超在学校会客室中接待。孙文感佩道：“梁兄一支笔杆，将保皇会经营得如日中天，孙某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然而，梁启超的态度似乎有难言的隐情：“小弟早有与逸仙先生联手之意了，可惜如今局势……唉，不提了，改日定当至先生府上拜访……不成，还是拜访少白兄府上，届时再共商两派联盟大计。”
兴中会还未必有沦落到被保皇会彻底打垮的地步。孙文心里明白，保皇会内部绝非万众一心，既有顽固的保皇主义者，另有部分会员仅仅是坚守“保住光绪帝”这条底线，暗地里则在培养自己的势力。会长康有为撂了挑子，梁启超与徐勤这两位副会长，大感不堪重负，竟主动向虎视眈眈的兴中会抛来橄榄枝。这段时日，向孙文示好的保皇派成员，何止梁启超一人。
康有为被驱逐出境后，远在香港避难的万木草堂学生，与国内一干康有为的门生，皆纷纷赴日。梁启超在湖南事务学堂当差时的同僚唐才常也主动要求赴日。
保皇派这帮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早就对他们那故步自封的康恩师心怀置疑了。而且以宫崎滔天为首的一干日本同志，因不了解中国的师徒伦常，常常不厌其烦地给这群年轻人鼓吹“革命”之益，怎晓得这种行为无异于在鼓吹他们背叛师门。这不，由其首席弟子梁启超起头，前后十三名保皇会会员写联名信，劝说他们的康恩师解甲归田：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即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各地康有为门生视此十三人为叛徒，赠予外号“十三太保”——早在唐朝，突厥沙陀族族长李克用（856—908年）归顺唐朝，其膝下十三子皆被提拔为太保（宰相之上，位列三公）。坊间便开始贩卖名为“十三太保”的鼻烟，每盒里整十三罐，暗讽叛徒得志。
联名信明指“非民主共和不能救中国”，这是彻头彻尾的革命派主张，但与此同时，还指出“光绪帝贤明，可推举为总统”，坚持了部分保皇派立场。提倡两派合作之意昭然若揭。
大同学校徐勤密信康有为，说是部分在日保皇派在孙文的教唆下，串通革命派，预谋推翻会中的顽固派。徐勤在信中直言道：“恩师若不速做对策，只恐事态不可收拾。”
当时，滞留温哥华的康有为突闻安置在香港的老母病危，便急匆匆登上赴港的客轮。客轮中途停靠日本神户。因他是受驱逐身份，按理说是登陆不得，但有老母病危这一特殊情况，海关也通情理，放他上了岸。康有为立刻换乘从日本开往香港的航班。要知道，原来的航班下一站便要停靠上海，他身为朝廷要犯，即便窝在船舱中，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好在老母病情转危为安，但久留香港始终不是长久之计。赶巧远在菲律宾的好友愿意提供住处，康有为便立刻赶了过去。
康有为收到徐勤的来信，当场拍案，怒斥“十三太保”忘恩负义，浑然忘记自己先前是如何贬低科举制度，怒斥孙文道：“孙文匹夫！连举人也不是的落魄汉，竟敢与我堂堂进士作对！”
“举人”，特指通过省级别科考——“乡试”的中第者。学子中第举人，方可参加全国性考试——“会试”。举人们赴京赶考的盘缠，由国家统一派放，因此，他们又有外号“公车”。“公车”若过量，则会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因此，数考不中者，将被终生禁考。但位及举人便有资格入朝为官，黄遵宪与梁启超都是举人之身。
康有为自然将孙文认定为是蛊惑人心的罪魁祸首，便着手将会中主要干部调离日本，远离孙文。于是，梁启超、区凤墀、韩文举前后被派遣至夏威夷、美利坚、澳门，任地方分会会长，三处都是华人聚居地。而力斥合作的徐勤，则荣升为大同学校校长，兼任保皇会副会长。
1899年年末，梁启超起航赴夏威夷，于大晦日[日本人把12月31日称之为“大晦日”，也就是除夕日。]抵岸。孙文一早便至信兄长孙眉，以及当地兴中会同志，为其引荐梁启超。孙中山为革命派领袖，梁启超是保皇会副会长，本是敌对关系，这封引荐信让孙眉等同志啼笑皆非。双方会面后，梁启超的表态更是让他们大跌眼镜：我等名为“保皇”，实图“革命”。
梁启超有些“脚踩两只船”的味道，他在火奴鲁鲁安定下来后，曾至信孙文，试图让两派达成妥协，建立民主共和，并推举光绪帝为总统。信中这样写道：携手攻入中原，乃是吾所厚望，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