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同盟会_禅生活网摘

复原纸纹护眼小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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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

1905年6月11日，孙文在马赛港登上了返航日本的客轮。客轮停靠新加坡例行补给，孙文索性下船去拜访定居此地的好友尤列。在尤列的引荐下，孙文又认识了爱国华侨陈楚楠、张永福。

新加坡有康有为亲自坐镇，可谓保皇会之“金城汤池”，放在先前，乃是兴中会的“禁地”。而如今，孙文不仅大摇大摆地与往日的革命同志并肩谈笑于市野之间，还结交了当地的华侨。体验到如此变化，孙文心怀畅慰地笑道：“天不负有心人，我等兴中会终究是守得云开了。会中同志也从起初的寥寥几十人，发展到如今遍布诸国……不知你们有否听闻消息，日本那头，留学生们是争先恐后地要入我们兴中会。”

陈楚楠赞同道：“贵会在日本确实是凯歌连连。”

孙文不禁思念起日本的好友与同志：“我这趟出来的时间确实有些长了，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与孙文同年的尤列也感慨道：“转眼，我们也年近不惑了，再不能像当年那般单打独斗。能否团结起身边的力量，才是关键。”

当年重阳起义失败，尤列只身南逃西贡。那之后，他在香港九龙另外组建爱国组织“中和堂”，着重笼络华侨中小企业家与基层打工仔。

同年7月19日，客船抵达横滨。孙文事先未通知同志，谁承想码头上竟聚集了百余名留学生前来相迎，这着实让他有些受宠若惊了。

宫崎滔天不好在公开场合与孙文接触，便没出现在相迎队伍中，而是在府中耐心等待孙文造访。两人重逢，宫崎热泪盈眶，他不善中文，只能将想说的话提前用英文写于纸上，见面便递给孙文：孙先生肩负归国亿万人之期望，这是何等重负……十日前，有个与孙先生同病相怜之人刚乘上“明尼苏达”号，如果怕是已经抵达西雅图了。

宫崎口中“同病相怜之人”，正是全权负责日俄议和的议员小村寿太郎，如今，有几千万双眼睛正盯在他身上，稍有不慎，便是身败名裂的下场。宫崎继续以蹩脚的英文道：“滔天虽是一介浪人，但也愿尽绵薄之力，为孙先生分忧。”

孙文也以英文答道：“孙某出走这段时日，竟凭空多出这么多的留学生？如何，可有中意的人才？”

宫崎事先便料到孙文会有此问，早已备好了答案，纸条上罗列了一串简单的信息：

黄兴本名轸号克强廑牛湖南善化县弘文学院同治十三年生

孙文暗暗点头——同治十三年，也就是1874年，正直壮年……尤其是这湖南籍贯更是合孙文之意。

宫崎见孙文颇为满意，建议道：“如何，要不要我安排你俩见上一面？”

宫崎至今已与黄兴有过数次接触，对方也表示仰慕孙文已久。双方就兴中、华兴两会合作达成共识，且黄兴愿意让出第一把交椅的位置。

翌日，中餐厅“凤乐园”中的孙、黄首次会晤，堪称是中华革命历程上的一大里程碑。唯一见证人——作陪在旁的宫崎滔天，可谓真切感受到两人的意气相投，相见恨晚。

清末林立的革命组织大多是虚有其名。至今，实际操刀过起义的只有兴中、华兴两会。而在座的孙、黄二人，分别是两会的掌舵人。就两会合作一事，兴中会一方没有任何异议。现如今，辅仁文社杨衢云遇刺身亡，谢缵泰发动“洪全福起义”失败，退出革命舞台，兴中会大权自然由孙文全权接管。

然而，在华兴会一方，黄兴却尚无法独断专行。就孙文任联盟首领一事，华兴会四大头中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三人表示赞成，而刘揆一派却极力反对。商议之结果，华兴会暂留其名，是否加入联盟，全凭会员个人意愿。

7月28日，孙文专程造访了华兴会干部宋教仁、陈天华操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此杂志创刊还不足一个月，在杂志名上有意引用了佛典中的“支那”，而非清国。单就这个名称，激进的革命气息扑面而来。

在座众人皆赞同“唯革命可救中国”的观点，孙文再次强调了“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的重要性。翌日，华兴会再次展开内部谈话，结果依旧是三比一，刘揆一坚持反对联盟。最终，只能暂时决定两会结盟后，仍然保留华兴会主体。

7月30日，各省留学生与七十名华侨聚集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总舵，召开联盟准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兴中、华兴、光复三会驻日成员，湖北科学补习所师生，还有除却甘肃省在外的各省留学生代表。

提供会议场所的“黑龙会”首次出现在世人视野。这个组织的历史不算悠久。总当家为内田良平，他在这个位置上已待了三十余年，但论圈子里的影响力，还得首推中顾问头山满。

“黑龙会”的专刊上，曾公布其会旨：先人一步制天下列强之势，行世界经纶，掌握满洲、朝鲜乃至西伯利亚百般之形势，以开展各种事业以对应……显然，最初的“黑龙会”主张国家主义。

这一日，留学生联名建议孙文将联盟会取名为“对满同盟会”，孙文不置可否。他一向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走不了多远。最终，新会名定为“中国同盟会”，连“革命”二字也被弃用，说是过于老套。至于入会宣誓词，孙文提议继续沿用兴中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最终拍板在沿用十六字的基础上，前插“当天发誓”四字，后再添“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十六字。

另外，孙文还特意设计了一套辨认同志的暗语，仅传授给会中数名骨干。对这套暗语，宋教仁有些异议：“这是否太过冗长了？”

“长则长矣，但是凭孙某以往经验，这却有实效。”

孙文搬出“经验”之谈，宋教仁也不好再做辩驳。毕竟，眼前的孙先生可是从清廷的镇压中九死一生过来的老前辈，而自己能称上“经验”的，只有长沙一役，相比之下，确实不值一提。宋教仁尝试着提出异议：“接头暗号……这倒像会党的做派。”

“这般正合孙某之意，会党出身草莽，有弊，却也有其利。借鉴其利，无须迟疑。”

说句公道话，还真不怪宋教仁迟疑，这接头暗语，确实有些啰唆了：

何处人？——汉人。

何物？——中国物。

何事？——天下事。

何友？——则列举三名会中骨干。

但凡有新同志入会，免不了要与孙文重复数次以上问答，以铭记于心。

宋教仁虽位列华兴会骨干，却与黄兴那帮富家子弟不同，他出生于贫苦家庭；众骨干中，只有他不是留日学生，他是在长沙起义失败后才去的日本。

宋教仁十二岁丧父，他在寒窗苦学期间，结实了黄兴等一众先进青年。后华兴会成立，宋教仁主动请缨担任副会长，辅佐好友黄兴进行革命事业。单考虑出生背景，他理应更亲近出身市井的会党，但数十年的苦学经历，令他的思维方式偏向科学理性。他早先便在武昌创办有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如今自然也编入“中国同盟会”麾下。

见孙文坚持己见，宋教仁只能苦笑：“鄙人还一直以为逸仙兄这样的学医之人，会瞧不上会党的行事作风。”

“钝初（宋教仁的字）错了，孙某虽学医，却同样是食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的凡人。我信奉耶稣基督，亦看重可有可无的仪式。钝初应该庆幸自己不信基督，否则，孙某这里还为你特别准备了一套仪式。”

“我不是……但也愿闻其详。”宋教仁好奇道。

“我会要求你宣誓时手持《圣经》。”

“好吧，要不要再树一面会旗？”

宋教仁本是玩笑话，谁想孙文当了真：“钝初倒是提醒了我……孙某之亡友陆皓东早年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我有心将其立为会旗，只不过还未征得大家同意罢了。下次会议，我提起此事时，还望钝初举能手赞同。”

距7月20日召开的联盟准备会议仅一个月，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正式开幕。大会前的星期日（8月13日），留日学生在麹町的富士见楼为孙文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欢迎宴。出席宴会者有一千三百多人，楼内人满为患，近千人聚集楼外空地，只求能拜听孙先生演讲，场面可谓空前。

陈天华记录下了孙文此番演讲之摘要，将其登载于《民报》首刊，其开头如下：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

“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可见孙文对会党之信赖，以至于后世的研究者们给了孙文一个绰号——“会党狂人”。

演讲台上的孙文，沐浴在台下一千三百多双仰慕的目光中，回想当年的冷遇，深觉恍如隔世。而且，台下人不再是流氓闲汉，而是引领时代浪潮的留学生。

此次演讲被整编为《孙逸仙演说》一书，传阅于未能到场的留学生之间，当时正求学于仙台医专的鲁迅便是其一。

孙文造访欧美的一年零八个月间，据统计，在日留学生呈几何倍数增长，演讲时，其人数高达八千至一万人。其实，初次赴日的留学生，哪听说过孙文其人？保皇会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俩的宣传，倒是满坑满谷。如今孙逸仙扬名在外，全凭他个人努力。

欢迎宴一周后，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会议地点设在东京赤坂区葵町三番地的坂本金弥宅邸，年满三十九岁的孙文被推举为“总理”。单论年龄，他也是会中的最老资历了。尚被关押在租界监狱中的章炳麟也被推举为干部之一。

“同盟会”吸纳了留日学生数百余名，会员不限国籍，宫崎滔天、北一辉等一众日本志士也主动请愿入会。这一日，孙文婉拒了服部登的入会申请：“滔天一向高调行事，他执意要入会，也没人挡得住。但服部你至今没有对外阐明立场，外界只知晓你是孙某的临时翻译，着实是没必要入会，为今后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服部登懂中文，且除去台湾以外，知其人者寥寥，安排其进行“地下工作”再合适不过，不像那宫崎滔天，虎背熊腰，声若洪钟，到哪儿都扎眼得很。再者，服部精通柔术，情况危急下还能保孙文周全。随着孙文愈发成为公众人物，也就愈发需要一位心腹，为其操办送信、联络等私事。这样的人倘若进了会，反倒是不方便行事。

10月7日，孙文自横滨离港，赴越南进行游说工作。客轮途经长崎，孙文登岸，与沙俄革命党斯基洛夫斯基会面。他在那时，已对社会主义颇有兴趣，客轮的阅览室中就收藏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刊。

在越南期间，孙文致力于在华侨圈子里宣扬革命理论，募集革命资金。他还顺道跑了趟新加坡，组建当地“同盟会”分会。

一通忙碌下来，次年4月份，孙文才重返“老巢”日本。他这才听说，自己外出的这半年间，日本爆发了一件令留学生群起而攻之的事。

去年，孙文赴越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在11月2日发行的《官报》上公布了《关于清国人入公私立学校的有关规程》。其中开篇第一条，学校在录取清学生时，入学申请书中必须附加公驻日清公使馆的介绍信。第九条，录取清学生之学校，有义务对清学生的校内校外生活严加管束。第十条，因品行不良被勒令退学之清学生，任何学校不得再次录取。

留学浪潮之下，唯利是图的“学店”如蝗虫般来袭。这类学校，多半有着个虚张声势的校名，不然就是毕业证书设计得“金碧辉煌”，甚至还有学校在毕业证边框镶上金箔的。

据公使杨枢所公布的数据，1905年，长驻东京之留学生总数逾一万，东京以外地域约有三千余。公派生自然是服从安排，让如何就如何。问题出在自费生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富庶家庭，占着祖荫，愣是将求学生活过得纸醉金迷。鲁迅在《藤野先生》一书中，就曾将留学生会馆比作舞厅，“满房烟尘斗乱”。

一无教师、二无教室的“学店”泛滥成灾，日文部省自然上有政策。这本无可厚非，只是时候挑得不好。“中国同盟会”前脚刚成立，“管束令”后脚便公布，这让人如何不误会？

其实，法令颁布之初并无甚反响，毕竟没有留学生有闲心去关注日本的官报。直至11月26日，各学校要求留学生在三日内出示原籍、地址、年龄、学籍、经历等详细信息，“管束令”一事才被挖出。一时间，“退学回国”之抗议声响彻留学生圈子。事实上，还真出现了小规模的罢课，只有军校的留学生不屑参与这次“玩闹”。

12月7日的《朝日新闻》将此次骚乱引咎为清国人独有的“放纵卑劣”的劣根性，嘲讽其“一盘散沙，难成气候”。翌日，一名清国人在大森海岸投海自尽，留《绝命书》一封，表明自己难忍“放纵卑劣”之辱，唯死以证清白。

自尽者不是其他人，正是去年10月参加过长沙起义，位列华兴会骨干，随黄兴、宋教仁一同逃往日本的陈天华。

陈天华写得一手妙笔文章，那日在富士见楼，便是他为孙文的演讲做得摘要。同样，他也是华兴会章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当世风靡于留学生圈子里的文章，除了邹容的《革命军》，便要属陈天华的《猛回头》与《警世钟》，可谓是圈内的“大文豪”。再者，《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做《民报》，沿用为同盟会专刊，陈天华被推举为选稿者之一。

综上所述，陈天华也算得上是当时排的上名号的公众人物了。他在《绝命书》中这样写道：

呜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国乎？今日之中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其有一线之希望者，则在于近来留学者日多，风气渐开也。使由是而日进不已，人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即十年二十年之后，未始不可不转危为安。

以上仅是开头，遗书全文逾四千字。由此可见，陈天华之自尽绝非出于一时意气，而是酝酿已久。日媒公然诋毁同胞“放纵卑劣”，陈天华欲以一己牺牲，激亿万同胞觉醒。《绝命书》继而写道：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

……

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

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留学生群体分裂为“归国”与“残留”两大派系，并分别组建“联合会”与“维持会”。同盟会中也是各执一词，宋教仁、胡瑛、孙武主张“归国”，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则誓要坚守阵地。最初，“归国派”还略占上风，但随着临近毕业的留学生与军校生纷纷投身“维持会”，形势逆转过来。

12月19日召开的日本帝国议会上，在野党“进步党”建议废止“管束令”。最终，执政党让步，同意将法令延期施行，这也与废止无异了。

日政府如此爽快就妥协了？其实，同一时间段，日方正在谴责美利坚政府，缘由是日籍移民在加利福尼亚受到不平等待遇。若国内与留学生的矛盾持续激化，在国际舆论上，对日方十分不利。

此次骚乱中，退学回国的清学生多达两千人，但随着日方妥协，他们又陆续复学。抛开外界原因，“管束令”被废止，可谓是留学生阵营的一次凯旋，以至于他们重返学校时，昂首挺胸，那叫一个得意。

远在西贡的孙文听闻东京留学生骚乱与陈天华自尽的消息后，惋惜道：“古有屈原投江殉国，今有陈过庭自尽取义。奈何我革命阵营，又折损一员大将。”

两千三百年前，楚国大臣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殉国。陈天华的故乡湖南新化自古便是楚地，汨罗江也经流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