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落地，国门洞开，清廷派遣五名“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出使海外。五名大臣皆为二品以上官职，此行名为“考察外国政治”，实则是行屈服示弱之事。
1905年9月24日，距中国同盟会成立不过月余光景，五位大臣计划乘坐火车至天津，从天津登船，开始此次“考察”之旅。
当时，北京火车站位于正阳门（俗称前门）附近，按理说，必定是戒备森严之地，谁承想车轮还未转动，一声巨响，车厢里便发生了爆炸。“考察团”中四个随从当场被炸死，两名大臣负伤。
两个月后，作案团伙被缉拿归案。清当局这才知晓，主谋便是案发当日一同被炸死在车厢之中的吴樾。
要说这吴樾，他最初是站在梁启超的“立宪”阵营，后转而仰慕赵吉、杨守仁等革命志士，加入了革命派。他很清楚，中国若实行“立宪制度”，无异于是在为清廷续命。
吴樾出生于安徽桐城，早先是保皇派专刊《清议报》的忠实读者，后偶然拜读邹容的《革命军》，变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并主笔《直隶白话报》。刺杀“出洋五大臣”，是为了掐灭任何立宪的可能性。
五大臣出行各带有数个随从，随从各不相识。吴樾换上了提前准备的官帽与布鞋。按清官制，有品级之官员，帽顶上会镶有“顶戴”。二品以上“顶戴”为红珊瑚，以下为蓝宝石、青水晶、砗磲、素金，以此类推。有官帽却无“顶戴”，外加一双布鞋，为标准的“皂隶”（随从）打扮。吴樾换上这身行头，趁乱混入车厢之中。
吴樾藏于怀中的炸弹，是他照着书籍，一步步手工制作而成，自然不配备有定时装置那样精密的玩意儿。那年代，火车在出发前，要进行车厢与车头的连接，连接瞬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会让车厢倒退数米；乘客若未及时入座，会被掀翻在地。
说来，也是造化弄人。吴樾进入车厢后，坐在随从的座位上，离五大臣还有些距离。他刚起身，正欲将炸弹掷向五大臣，谁承想刚巧碰上车厢连接，冲击力直接让吴樾跌倒在地，引爆了怀中的炸弹……
吴樾与身旁的四名随从当场死亡，五大臣受了些皮外伤，车厢之外，前来话别的大臣伍廷芳被震伤了耳朵。因此事，清廷不得不将“考察”推迟了三个月，但终究还是顺利将五大臣送出了国。翌年8月，五大臣回国，主张清国最快五年，最迟十年间，必须实行立宪政体。
吴樾自知凶多吉少，留下了遗言。在遗言中，他认为当今并非革命时代，而是“暗杀时代”，而自己愿效仿荆轲之举。都提到刺客鼻祖“荆轲”了，由此可见，吴樾不愿为自己开脱，大大方方地承认了此举为暴恐行动：
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
革命派与此次暗杀无丝毫瓜葛。孙文为吴樾的牺牲仰天长叹：取一名清朝巡抚之性命，则要牺牲一名同志为代价。然一同志死，则革命折损一将，一巡抚死，却有千万巡抚代之。我等同志之性命，绝不可如此贱卖。
所谓的“两会一心，其利断金”，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场面话罢了。黄兴尽力从中撮合，好歹让湖南（华兴会）、广东（兴中会）联盟成为现实。然而刘揆一一句反对，便将华兴会部分派系独立了出去。
至于浙江系组织“光复会”，那是革命组织里的“独行客”，估计也是会长章炳麟那独来独往的个性使然吧，孙文根本无从下手。
最负盛名的革命女志士，浙江绍兴出身的秋瑾，便是“光复会”一员。那年月，女学生本来就是稀罕货，女留学生更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然而秋瑾却毅然抛夫弃子，赴日留学。“孙黄结盟”时，部分光复会成员“跳槽”至同盟会，秋瑾便是其中之一，其后还被推举为浙江主盟人。
“管束令”事件中，秋瑾也响应号召愤然退学回国。骚乱平息后，归国的学生陆续返校，但同时也有部分学生不愿再寄人篱下，秋瑾也在其中。
其后，秋瑾与一众不愿返日的同志合作，于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但不久后便与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创办的“大通体育学堂”合并。“大通体育学堂”的前身是一所坐落于绍兴的军事学院，专为革命输送战士。后为混淆视听，才摇身一变，成为一所“体育学堂”。
反观迄今为止的数次武装起义，领导者总是寄希望于“星火燎原”，徐锡麟对此无法苟同。在他来看，分散革命力量，无异于自寻死路。
徐锡麟不同于其他留学生，他可是正儿八经朝廷钦点的举人，原湖南巡抚俞廉三是他的表叔。在俞廉三的引荐下，徐锡麟从安徽巡抚恩铭那儿捞了个“巡警学堂”堂长的缺。然而，徐锡麟放着大好前途不要，竟密谋在毕业之日发动起义，还想杀几个地方大员来祭旗。
起义前线暂定在安徽省会安庆与浙江绍兴两处。徐锡麟并非同盟会中人。也就是说，这次起义同样与革命派无关，论性质，倒颇像是“吴樾爆炸案”那样的独立行动。
有一次，安徽巡抚恩铭将徐锡麟传来，交给其一份名单：“革命党近来会有大动作，就怕这次会冲着我等朝廷命官而来……这是从牢里的叛贼嘴里抠出来的革命党名单，本官命你速速将名单上的人捉拿归案！”
名单上皆是化名，徐锡麟在其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化名，他坐不住了——照这个势头，官府迟早会查到自己头上，时不我待……说来，他之所以不愿与孙文为伍，也恰恰是因为看不惯其不紧不慢的作风。
7月6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观礼台上，徐锡麟着警服，穿长靴，向巡抚恭敬地行了个军礼，取出毕业学生名单，朝台下说出了行动开始的暗号：“今日，革命党将生事端。”
潜伏在台下的同志陈伯平得到暗号，当即朝观礼台上投掷了一枚炸弹……说来也是命，这颗炸弹哑了火。徐锡麟当机立断道：“大师（巡抚尊称），且让属下取下这乱党首级，呈献于你。”
“何方贼人！”
恩铭还在云里雾里，只见徐锡麟弯下腰，抽出藏于长靴中的手枪，对准身旁的上司扣动了扳机……
收拾了恩铭，徐锡麟将目标转向台下的官员，然而他“怯远”，用现在话讲就是高度近视，一连几发打偏，台下的官员们早就逃得不见了人影。
徐锡麟这些年来没少抓对学生的革命教育，在此危急时刻，他满心以为在场的两百名毕业生，至少有半成会随自己倒戈，谁料到这枪声一响，大部分学生逃得比官员还慌张，仅剩下三十余人。
徐锡麟将宝押在这帮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军”身上，但他忽略了一点——这支新兴势力根本就得不到清廷的信任，身上甚至没有一支配枪。徐锡麟率这三十余人的起义队伍突破重围，一路杀进军械库，却发现弹药库的铁门紧锁，一时间打开不得。
所幸，西侧的仓库未上锁，里头有五门火炮。陈伯平正欲准备炮击，徐锡麟制止了他——如今大势已去，无谓挣扎，只会波及无辜群众。既然恩铭已伏诛，夙愿已了，愿玉石俱焚。
陈伯平不愿坐以待毙，出击迎敌，遂战死。徐锡麟则只身静坐于军火库中，听天由命。毕业典礼始于早上八点，起义军于正午时分闯入军火库，负隅顽抗至下午四点。
徐锡麟不甘，不甘就这样兵败身死，更是不甘只有三十名学生愿意追随自己。这时，有左右建议引爆军火库，拉外头的清兵陪葬。徐锡麟摇头道：“取巡抚一人性命足矣，切莫再同胞相残。”
包围库房的“同胞”也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几百人的队伍，愣是没人愿意第一个突进。上头只得给徐锡麟的脑袋悬赏，赏钱从三千、五千、七千，最后跳到天价一万，才见底下人有所动作。
恩铭中弹后，且一息尚存。布政使兼任代理巡抚冯煦假传恩铭遗言：行刺本官者，仅徐锡麟一人，与他人无尤。
显然，安徽当局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让参与起义的三十名学生逃过一劫。事后统计，共有三名清兵和一名学生死于此次武装冲突。两江总督端方闻知此事，即刻下令处死乱党。
被捕的徐锡麟自称是革命党领袖，当被问及此次起义是否与孙文有关时，他傲然否认——孙文“鲰鱼”（杂鱼），哗众取宠之辈，怎能与我徐某人相提并论！
按原计划，此番起义的地点有安庆、绍兴两处。如今，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已然破产，而秋瑾领导的绍兴起义尚未有确切消息。徐锡麟在临死前，定然是做梦也盼着绍兴方面大捷。
然而事与愿违，绍兴起义一拖再拖。先前，安徽巡抚恩铭因私事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推迟了两日，绍兴方面起义也不得不随之延期。终于盼到典礼举行，徐锡麟却连一日都未撑过，便被捕身死。在绍兴方面，徐锡麟名下的“大通体育学堂”自然随之被列入重点监视名单。
秋瑾危矣！
周围人苦劝秋瑾尽早避难。不用旁人提醒，秋瑾又如何不晓得自己的处境呢？然而，她已然萌生死志。
提起秋瑾，她爱好穿男靴，这件事最为世人津津乐道，但谁又明白其中辛苦……秋瑾幼时同其他清朝女性一样，被迫缠足。几年缠足下来，她的脚趾早已扭曲变得畸形，只有大拇趾幸存。所以，她不得不在长靴中塞入一块填充物，骑马、练剑更是奢望。秋瑾有诗云：
放足湔除千载毒，热心唤起百花魂。
7月14日，也就是徐锡麟被处死的一周后（也有说法，是处刑翌日），绍兴“大通体育学堂”被清军包围。秋瑾对此也早有觉悟，所幸时值暑假，留校学生不多。她不愿连累学生，领他们从后门撤离。临别时，学生们苦劝秋瑾：“师母何不一同逃难？”
秋瑾欣慰一笑，摇头道：“快跑吧，就凭师母这双脚，定会成为你们的累赘。”
其实，昨晚便有同志王金发造访，说是大势已去，劝秋瑾尽早撤离。秋瑾在那时，已毅然拒绝。
就在数日前，她专程重返湖南湘潭夫家，见了十一岁的儿子沅德与七岁的女儿灿芝最后一面，可惜前夫王廷钧赴京公干，未能相见。但见到自己的两个孩子暖衣饱食，她在这世间已了无牵挂，大可就义而去。
“大通体育学堂”受困当日，秋瑾被捕，被关押在卧龙山女子监狱。与徐锡麟一样，翌日一早，便被处刑于轩亭口。
绍兴之所以败露得这般快，皆因本地乡绅胡道南告发。绍兴知府贵福接到告发后，曾亲赴杭州，请示浙江巡抚张曾扬。张曾扬采纳了幕僚与乡绅之建议，命贵福即刻将主犯秋瑾逮捕处死。
时任浙江道员的陈翼栋得知绍兴事件始末，严厉训斥地方官府处置有欠考虑——安庆徐锡麟谋杀巡抚恩铭，并重伤一名巡捕，且强闯军火库与官兵对峙，其罪自然当诛。然而，绍兴秋瑾无犯罪事实不说，还提前遣散学生，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即便从她身上搜出一把手枪，却一弹未发，再如何也罪不至死。
任凭你如何严刑拷问，秋瑾就是“百问不答”。按照大清律例，无人犯供述则不可处刑，知府贵福无可奈何下，命幕僚伪造了一份供词，其大致内容如下：我持枪行凶，我宣传革命言论，造反日记也是出自我之手……万般罪责在我一人，与革命党无关，莫要再逼问我革命党之事。
审讯人员攥住秋瑾的手指，逼其在自供书上画了押。秋瑾自知难逃一死，要来纸笔，留下七字遗言——秋雨秋风愁煞人。
赴死前夕，秋瑾向掌刑的知县提出了三个请求：其一，请作书别亲朋；其二，行刑时不得脱衣带；其三，行刑后不得枭首示众。
掌刑知县心怀恻隐，准许了后两个请求。至于第一个请求，处刑在即，是当真没时间兑现了。
秋瑾枉死，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震动。“激进的女诗人”“才貌双全的女革命家”这两个头衔，足以为她争得世间同情：按清律，女犯当以用绞刑处决，为何偏偏秋瑾一人遭枭首之刑？秋瑾未伤得一人性命，且未留下一字供词。现草率施以处决，视清律为何物？为何逮捕翌日便处刑？莫不是朝廷做贼心虚？
也应了那句“善恶到头终有报”——直接导致秋瑾被捕的元凶胡道南死于义士枪下，负责掌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愧疚自杀，就连那围攻大通体育学堂的巡防营统领李益智，也被活活烧死在广州大沙头的画舫之中。
另外，构陷秋瑾的绍兴知府贵福后申请调任安徽省宁国府，却被当地百姓拒之门外，正如他在自传的那句话——遂不知何处以终。
浙江省巡抚张曾扬不堪浙江省百万群众口诛笔伐，于同年9月5日申请调任江苏。然苏沪民众亦视他为仇寇，以至于赴任不过两个月，他不得不主动要求“左迁”至山西。张曾扬在山西担任过两年巡抚，满以为在自己的老地盘上，便可以相安无事，哪承想山西民众也丝毫不卖自己面子。最终，张曾扬走投无路，只得辞官回乡。他在自传中描写过这段经历——国人责骂之声难平，忧惧成疾，辞官回籍。
朝廷的人事调配，受民间舆论左右到这般地步，倒是清朝入主中原以来的头一遭。别的先不说，“舆论”这种新玩意儿，本身便为专制政体所不容。由此也可见，清朝之体制，今时今日已然积弱不堪。
当年叱咤中原的清朝，如今也落得惧怕“众怒”。秋瑾赴死后，其结拜姐妹徐自华、吴芝瑛千里迢迢赶来，兑现义结金兰时许下的誓约，将秋瑾的遗体安葬于西湖畔。
据清律，谋反者之尸骸不得下葬，应受“弃市”之刑。清廷御史常徽上疏，奏请朝廷夷平秋瑾坟墓。然而，如今的清廷哪还敢再犯众怒，当即驳了折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连区区一个叛贼的坟墓也不敢碰，堂堂清王朝真是晚景凄凉。下葬当日，徐自华还在坟前吟诵了已故姐妹赠予自己的诗作：
莽莽河山破碎时，天涯回首岂堪思。
填胸万斛汪洋泪，不到伤心总不垂。
秋瑾笔下的“伤心”，便是赴死之意……只有在赴死之日，才有资格垂下那“填胸万斛”的“汪洋泪”。
秋瑾牺牲当日，远在彼岸的东京，保皇会的新载体“政闻社”于神田区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犬养毅、尾崎行雄等一众日本政治家前来捧场。梁启超在会上发言道：“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亦欢喜踊跃。”
梁启超话音刚落，同盟会的张继率会中四百余人闯入会场（政闻社在场成员才二十余人）。张继劈头便质问在场的犬养毅：“晚生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教犬养先生……犬养先生前日在早稻田演讲，明言现今中国正是革命时机，而今日却前来出席反革命组织之集会，这又是何意？”
犬养毅没有回避，登上讲台直接回应道：“我能有何意？你支那是革命还是立宪，与我有何相干？”
如今，清廷将“立宪”立为国策，但康、梁二人仍是罪无可赦的朝廷钦犯。要知道，即便撇去政治立场不谈，这师徒俩当年可是密谋要暗杀西太后的主。
这不，清廷查到这新兴政治组织“政闻社”与康、梁两人关系匪浅，立刻要严加取缔。听说，这还是袁世凯告的状。好端端的政治组织开张没几日，便被“贬”为见不得光的地下组织。这让康、梁阵营元气大伤。
然而，革命派也没闲心瞧对手的笑话……清廷捎带着把同盟会主刊《民报》也给取缔了。先前也有提及，《民报》之前身为创刊于日本东京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办人宋教仁邀请出狱后的章炳麟（因《苏报》事件入租界监狱）赴日担任报刊主笔。
章炳麟乃是当代国学泰斗，文笔自然深奥晦涩。孙文却希望机关报能“亲民”，也就是简明易懂。然而孙文几次提醒，章炳麟却只当耳旁风；孙文恼了，明言若机关报再如此下去，别怪孙某分道扬镳。
恰巧在同时期，江西文人汤增璧之论作《革命之心理》被推到风口浪尖。在其影响下，同盟会还邀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衫荣等日本共产主义学者，举办了一场“社会主义讲习会”。
然而该论作中有少量赞美暴恐、鼓励暗杀之言辞，并被引用进《民报》。当时外交家唐绍仪在赴美途中停靠日本时，还专程拜访报社，指出报刊中数点不妥之处，加以提醒。
可惜了，报社还未来得及做出调整，清廷便要求日政府驱逐孙文出境。日政府不愿意得罪邻国下一任首相或者总理的最有力候选人，但眼下还是清朝，有些面子还是不得不卖的。伊藤博文为自己的弟子——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出谋划策道：“孙文对我政府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良驹。此事，若由我政府方出面，不免要顾首失尾……不妨委托黑龙会去办。”
“委托黑龙会”，也就等于全权由内田良平做主了。
日方向清廷许诺，会在约定时日让孙文离开日本，但在那之前日方会继续礼遇孙文。此承诺一下，孙文离日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作为对孙文的补偿，内山打算在饯礼上下足功夫：“现今，同盟会之中，孙文与章炳麟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他现在最急需的不是人才，也不是支持，而是钱！”
正在日本政府一筹莫展之时，日本股票大亨铃木久五郎挺身而出，自愿承担部分饯礼。
村松梢风著作《近世名胜负物语》中的角色“铃久”，便是以铃木久五郎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中，铃久仰慕孙文，甚至将女儿取名为“文子”，后其女儿文子在宝冢舞台上大放异彩。
内田良平的情报网广布世界，堪称日本第一“地狱耳”（同中国的“顺风耳”）。他知道，由于夏威夷近期政策巨变，加之一些许摆不上台面的原因，孙文胞兄孙眉在毛伊岛的牧场与农田被尽数充公。他还知道，孙氏一族已陆续撤出夏威夷，只剩下数人一时脱身不得，其中就包括孙文那尚在学龄的独子孙科。兄长落魄，这一家的吃穿用度，自然便压在了孙文的肩头上。就在前些日子，孙文刚耗尽钱财，在毛伊岛为兄长购置了一套宅子。内田闻知，不免感叹：“为大国，为小家，孙逸仙已尽心竭力。”
徐锡麟、秋瑾起义爆发时，孙文已被“请”出日本，颠沛流离，哪还有闲心率领同盟会参与那次起义。同盟会成立至今，仅在1906年组织过一次大规模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虽然起义军最终因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但也逼得清廷调动四省约三万大军，使得清廷一时半会儿都恢复不了元气。
起义军方面自然也损兵折将，华兴会刘揆一之胞弟刘道一便战死于此次起义。1907年2月3日，同盟会在东京为刘道一举行追悼会。孙文当时还在日本，他在死者灵位前吟诗道：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孙文不善诗词，这首《无题》可称为他一生中难得的佳句。另有传言说，孙文流传于世的作品，多是托黄兴代笔而成。
同年2月25日，内田良平在赤坂“三河屋”为临行的孙文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欢送队伍中自然少不了宫崎滔天等日本志士。让人意外的是，素与孙文不和的章炳麟也前来赴席。
十日后，3月4日，孙文乘德籍客轮“Prince Alice”从横滨离港。起程前，孙文一股脑儿收下了一万七千日元的饯礼。其中的一万日元属于铃木久私人馈赠，落不着话柄。而日政府集资的那七千日元却给孙文带来不少烦恼。
与孙文同行的还有同盟会同志黄兴、汪兆铭、胡汉民，以及萱野长知、池享吉等数个日本同志。黄兴在香港便与众人分道扬镳。
孙文前脚刚走，日本国内舆论就为那七千日元饯礼炸开了锅。这笔钱出自国库，究竟是单纯的饯礼，还是另有意思，日本国民有权知晓。至于同盟会那头，说来也倒霉，凑巧撞上《民报》停刊。章炳麟如何会放过此等良机，便带头大做文章：孙文见财忘义，竟将我《民报》贱卖于日政府！
宋教仁、张继等骨干被谣言所蒙蔽，提议要罢免孙文总理之职，由黄兴接任。令人吃惊的是，刘揆一竟破天荒地站在孙文这一边。会中一时人心涣散。
远在香港的黄兴自然知晓真相，至信一封给东京同盟会总部，为孙文辩解：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孙文则当即贡献两千日元用以重建《民报》，剩余五千日元充作起义军资，好歹将这次“倒孙风波”平息了下去。
不待日政府下逐客令，孙文便自觉离开了日本。乍看还以为孙文“识相”，其实不然，他早就计划跑一趟越南了。
如今，起义什么都不缺，就缺“人”。以往的起义军队，都是由会党与新军组成。会党方好说，全凭头目一呼百应。所谓“号召易，统领难”，会党中玉石混淆，前几次起义的破产，会党都难辞其咎。
再看新军——新军虽统一指挥，统一训练，战斗力远强于会党，但毕竟是政府军，对革命派而言，妥妥的“敌军”。“化敌为友”可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大工程。
也就是前阵子，在广西钦州，数名大乡绅代表当地农民，联名请求官府减轻对甘蔗与砂糖的重税，官府非但不允，还将这数名乡绅给扣了。钦州上下群情激奋，民间自发组织武装力量——“乡团”，杀进官衙救出了被扣人员。钦州知府赶忙上报广州上级，称之为“匪乱暴动”。凑巧的是，在钦州东南不远的廉州（现合浦），民间正游行示威，抗议大地主垄断米市，坐地起价。
朝廷为平定上述两股叛乱，向钦、廉两州分别调遣了一支新军。也是凑巧，这两支队伍的长官都是革命派多年以来的拉拢对象，倒戈夺取钦、廉两州也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然而，两名长官见革命军残兵弱马，当即便收起了响应的念头。
——起义军前线告急，急需军备支持！
——武器弹药是现成的，从清兵那儿抢来就是了！
——边界要塞储藏有大批军火，如今已无后路，突袭镇南关！
1907年12月2日，壮族革命家黄明堂率领突袭部队，成功占领镇南关炮台（现友谊关）。4日，孙文、黄兴、胡汉民等人也绕经越南，自南边进入镇南关。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关隘中的武器库竟空空如也！
攻打钦、廉两州的前线部队尚有弹药，却被困在十万大山（广西南部山脉），一时半会儿支援不得。怕什么来什么，关内起义军弹尽粮绝时，三千清兵包围镇南关！黄明堂果断兵退越南，孙文等人也只得逃回越南，尽量筹集军火。“钦州、廉州起义”就此落幕。
1908年8月3日，法领越南总督府应清廷要求，将孙文驱逐出境。走投无路的孙文，只得再次奔赴新加坡。
起义爆发前，坐镇东京的宋教仁盘算着要趁孙文、黄兴在西南边陲举事，自己号召东三省“马贼”（相当于会党）来一场“南北呼应，包夹黄龙”。他率领数名同志奔走于门司（九州东北端）与安东（现辽宁丹东）之间。然而清廷对自己的“老家”东三省也是极为看重的。宋教仁等人刚入境，便被密探给盯上。最终，随着一名同志被捕入狱，宋教仁也断了“南北呼应”的念想，草草设立了大连分社，便仓皇躲回日本去了。
有逸闻，镇南关一役中，孙文也在前线“亲发数炮”。事后，他感慨道：“可笑，可笑，孙某反清二十余载，今日这般炮击清朝，却是头一遭。”
翻遍关内，却寻不着一枪一弹，众人扼腕，孙文却莫名雀跃，激励同志道：“瞧瞧，这便是吾等之敌人。重要如边境竟也疏漏到此等地步，何愁不可战胜清朝？”
黄兴一听，立马一扫阴郁，拍膝大笑道：“孙逸仙呀孙逸仙，百折不挠也。屡战屡败，竟还有心思谈笑……不得不佩服呀，受教了。”
法领越南总督府应清廷要求，将孙文、黄明堂军六百余人驱逐出境……或许，将“驱逐”改为“请”更贴切。毕竟，法国政府不仅倒贴了一行人的旅费盘缠，更是派军队一路护送他们至新加坡。
法国政府承认孙文“革命军”的身份，英国政府却未必。最初，英领新加坡总督府视孙文等人为“乱民”，不允其登岸。然而，先前在伦敦，英政府曾以“保护国事犯”为由，拒绝引渡孙文，若如今又咬定其为“乱民”，无异于扇自己耳光。权衡利弊，总督府最终还是妥协了。
孙文登岸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求援于新加坡同志，成立“中兴石山厂”，好歹解决了六百余名弟兄的生计问题。
孙文称此次兵败为“革命第八次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