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奔波东南亚期间，千里之外的京师，光绪帝与西太后先后驾崩，举国动荡。说来也蹊跷，光绪帝驾崩于1908年11月14日酉时（下午六点），相隔不到一日，西太后便于翌日未刻（下午两点）咽了气。

光绪帝之夭折并非毫无征兆——自从同年二月上戊（3月4日），他亲自主持了“太社太稷”典礼，便再未现身于其后的祀典。想必，那时就已经卧病不起了。

如此想来，西太后那头也一样——原定于十月壬戌（11月3日）的“圣寿宴”突然临时取消，便是西太后病危的最好佐证。要知道，即便是当年甲午战事告急，西太后的生日宴也丝毫不含糊。更何况，这次“圣寿宴”还撞上日本的“天长节”，兆头非同一般。传言，达赖喇嘛还专程进京，贡上“方物”（土特产），听说，是能愈百病的秘药。

光绪帝弥留之际，西太后下懿旨，召醇亲王领其三岁长子溥仪进宫抚养。光绪帝膝下无子，西太后一早便做好了这手准备。

要说这醇亲王载沣，他是光绪帝胞弟，单论辈分，他得喊西太后宠臣荣禄一声岳丈。然而最关键的，他是西太后的亲侄子。后宫派人上门来接人时，西太后胞妹婉贞嫡福晋紧紧抱住小溥仪不愿松手，悲愤道：“慈禧，你好狠的心！害了我亲生孩儿（光绪帝）还不够，如今又要害我小孙儿！这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谁爱做，给谁做去！”

孙文身处南洋，却心系京师局势，竭尽所能地搜罗相关情报。放眼望去，只有《东京日日新闻》上，犬养毅的一篇对清时评，最能让孙文共鸣：西太后驾崩，对清权力中枢影响甚微，绝非革命派乘虚而入之时机。亲王派与庆、袁（庆亲王与袁世凯）势力争权属于内部党争，并无诸国涉足之余地。

1901年，清国政坛“第一人”李鸿章辞世，他在遗书中写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有老宰相保荐，身无功名的袁世凯一路官运亨通，年近不惑便接了李鸿章的班，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如此破格提拔，可谓史无前例了。

话又说回来，当年就是袁世凯告密，害得光绪帝心心念念的“维新”功亏一篑。西太后避过暗杀，光绪帝惨遭囚禁，“戊戌六君子”身首异处……这一桩桩、一件件，袁世凯难辞其咎。

试想一下，若光绪帝熬到西太后驾崩，别说是袁世凯一人，整个“后党”都会被连根拔起。精明如西太后怎能容忍自己数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坊间不免臆想——莫非，西太后为绝后患，将皇上他……

一时间谣言四起……日本《报知新闻》猜测，是大内总管李莲英遣小太监王某弑君。李莲英为西太后鹰犬，光绪帝恨不能将其食肉啖骨。说他密谋弑君，倒有几分道理。天津某法文报刊更是言无所忌，公然枪指袁世凯，称其下毒弑君。

若小溥仪顺利即位，其父醇亲王载沣当入朝摄政。届时，摄政王若追究起“弑兄之仇”，袁世凯可无法全身而退。

孙文对清朝皇胄之评论一向不留情面，这次也不例外：“爱新觉罗?载沣，年少寡能之辈……自恃有出洋经验，学得西洋制度皮毛，便归国现学现卖。甚好，他日清朝覆灭，算他一份‘功劳’。”

当年庚子事变，德意志驻华公使遇袭身亡，清廷连忙遣使赴德谢罪，而载沣便是“谢罪使”代表。那时，他才刚满十八岁。

迄今为止，他的脑子里烙着一个概念——《宪法》限制皇权。归国后的某次朝议，他发问道：“德意志既已立宪，德皇为何会持有无上权威？”

某皇族答道：“皇室手握兵权尔。”

载沣深以为然，即便“立宪”被定为国策，他仍然强硬主张“皇族掌兵”这套理念。据“既定国是”（计划书），清廷计划在宣统八年（1916年）前，完成一切“立宪”准备工作。留给载沣的时间无多了，必须赶在此前，尽快掌控兵权。

于是乎，西太后临终要求的“服丧二十七日”还未结束，载沣便迫不及待地下谕旨，解任袁世凯一切官职，命其“回籍养疴”。谕旨中，声称袁大人“身患足疾”。袁世凯也是哭笑不得，自己健步如飞，哪来的“足疾”。

载沣恨不得将袁世凯千刀万剐，以报兄仇，但眼下杀他，势必会引来北洋新军暴乱。如今的朝廷，再也经不住这般折腾。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清廷的军备，孙文自然做过深入研究。现今，清军正处于改制阶段，全国军队将逐渐改为配备新式装备的“新军”。

按最新军制，全国军队共分作三十六镇，迄今，北洋六镇已成功过渡为“新军”，且受袁世凯管辖。新军一镇之兵力组成如下：步兵二协（旅）、骑兵一标（连）、炮兵一标、工兵一营（队）、辎重一营。

一镇统共有将士一万两千五百余人，北洋六镇便是七万五千余人。袁世凯曾经手握六镇数万精兵，难怪会被“清朝亲贵”敌视。袁世凯也怕树大招风，便主动让出了四镇的兵权。

20世纪初，清国人口突破四亿，而属统治阶级的旗人只有区区三百多万，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中，直系的“皇亲”被称为“觉罗”，与皇室有渊源者，也就是“国戚”，则被归类为“宗室”。清末，三百万旗人中，单是“国戚”就多达两万人，远超过邻邦日本“华族”（明治贵族）的数量。

想当年，“八旗”横扫中原，睥睨亚洲大陆。然而，百余年的太平岁月，让八旗兵养尊处优，再也不复当年之勇。后成立汉人“绿营”也难挽其颓势。其不堪一击，在鸦片战争中暴露无遗。

八旗不堪一战，“绿营”独木难支。镇压太平天国，全仰仗曾国藩与李鸿章统率的乡勇——“湘军”与“淮军”。募集乡勇的士绅，大多是志在救国家危亡的读书人。强调一句，他们之所以投笔从戎，不为“卫国”，只为“保家”。

如今，“新军”之主力仍是汉人，倒也不是因为旗人无能，毕竟相差上百倍的人口差距摆在那儿。当然，军队统帅是绝对没有汉人的份儿。

日本曾经有贵族专属学校“学习院”，相对，清国也设有“贵胄学堂”。醇亲王摄政后，将贵胄学堂改组为士官学校，只招收旗人子弟，只有毕业生才有资格担任新军将领。对这一系列决策，孙文嗤笑道：“载沣如此自毁长城，可笑他还自以为良策……清军，步‘牧野殷军’后尘之日不远矣。”

那段时期，孙文时常出口便是历史典故，多少有些与国学泰斗章炳麟较劲儿的意思。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50年，周武王攻打殷国牧野，殷纣王以七十五万雄师迎战，却落得个“纣师皆倒兵以战（倒戈相向）”……同族兵将尚且如此，各何况如今的清军是“旗人将领，汉人兵”。

新帝溥仪尚幼，摄政王独揽大权，专设“军咨处”代行三军统帅权责。二十七岁的载沣自任“临时大元帅”，并任命其两名胞弟为“军咨大臣”与海军大臣。

闻此消息，孙文笑得直打跌：“哈哈，恭喜、贺喜载沣元帅重掌兵权！”

说实在的，此时的孙文哪有心思围观清廷的“自娱自乐”，革命派这头还有一大烂摊子不晓得该如何收拾。

那七千日元饯礼，果真是烫手山芋……如今，在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宣传册，题为《孙文之罪行》。孙文闻之，拍案而起道：“那七千日元早已尽数用于革命，有账簿为证！你们为何就是要揪住孙某不放？”

这宣传册若是出自坊间闲汉之手，孙文倒也不计较，但执笔人偏偏是章炳麟、陶成章两位名家。章、陶二人属“光复会”，与同盟会同为革命阵营，于情于理也应当和睦相处才对。然而，出自莫名小作坊的宣传册更是满坑满谷，有些甚至恣意编派孙文的私生活。例如说吧，某无良小报就曝光了“四姑”一事。这“四姑”本名陈粹芬，负责照顾孙文起居。会中同志考虑到孙文身份特殊，也怕闹出什么误会，都尽量对这个“四姑”避之不谈。孙文愤愤道：“孙某从未刻意遮掩粹芬之事。此前接受采访时，孙某便公开对四姑与发妻表达过谢意。如今，这无良报刊趁此时机，又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其心可诛！”

如今，在自家的《民报》上发文澄清，难免有自脱罪责之嫌。于是乎，孙文至求援信给伦敦的吴敬恒，请其在杂志《新世纪》上为自己澄清谣言：任公为人磊落，量也不会行此卑鄙龌龊之事。至于南海先生……也不知保皇会自身对这位领袖是何看法？

但凡扯上革命资金，孙文便容不得旁人半句闲话。其兄孙眉之所以破产，与孙文无止境的索捐不无干系。

相较之下，保皇会之筹款可算是手到擒来。想想也是，康有为是西太后眼中钉、光绪帝宠臣，名正言顺不说，在学界也颇有地位，自然是金口一开，金山银山就会来。反观孙文，真是不知从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无名小卒。

康有为初抵新加坡时，当地富豪丘菽园豪赠其三十万两。然“自立军起义”时，唐才常费尽功夫才从康有为腰包里抠出区区两万两。后丘菽园破产，康有为却仍锦衣玉食，直至寿终。那就不免令人疑惑了，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孙文就纳闷儿了——你们光复会对康有为那几十万巨款的来路置若罔闻，却抓着我这区区几千日元不放，究竟是什么居心？

宣统二年，1909年年末，孙文自伦敦赴美。

也就在这期间，同盟会中有同志公然挑战孙文权威，批判其太过倚重会党。在他们看来，如今对新军的革命渗透工作颇具成效，大可将重心转向新军，而非那帮市井之徒。安徽籍成员倪映典向胡汉民谏此策略，并自告奋勇潜入新军内部。

孙文外出时，会中事务由黄兴、胡汉民两人共同操持。倪映典趁孙文未归，便赴香港劝说胡汉民尽早起事——清廷对新军异动已有所察觉，如今事态，拖则生变。

1910年除夕夜，广州数名新军兵士在买书时，因价格谈不拢，与书商起了争执。随着警方介入，事态一发不可收拾，演变为一场“军警群殴”。倪映典闻知此事，当即赴港，趁势高呼“革命”。

然而此次起义本身便为时过早，加之爆发仓促，准备不足，其结果可想而知。倪映典亲率一千三百余名倒戈的新军血战牛王庙，百名新军战死，倪映典牺牲。

同盟会一时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更有甚者抨击其“草菅人命”。光复会所作《孙文之罪行》中的第一条罪状，便有“视同志性命如草芥”一说。

这可真是冤枉孙文了。“倪映典起义”时，已是孙文被驱逐出日本的第三个年头。确实，漂泊在外的孙文一直与东京本部保持着联系，八千美元的起义资金也是由他一手筹措。然而会上的大小事宜可是由胡汉民全权操持，这锅再如何也轮不到孙文来背。

保皇会更是得势不饶人，大肆抨击某些革命党人踩着同志的尸骸上位，自己却食得玉盘珍馐，住得琼楼玉宇。孙文之侧近汪兆铭（汪精卫）闻之愤慨，为正名于世，组织七人暗杀团，赴京刺杀皇族要人。

暗杀团在事先查知摄政王每日上朝必经甘水桥，决定在此处埋设炸弹，以电线远程引爆之。负责炸药的制作和埋设的黄树中，曾在横滨研习化学，深谙爆破之道。他趁夜深人静埋下了塞满炸药的铁桶，接上电线，正欲遁走，谁承想，被一个外出寻妻子的车夫撞了个正着，黄树中赶忙抽掉电线，落荒而逃。

那车夫果然去报了官。警察不敢妄挖炸药，还请了个日本技师前来相助。传言说，铁桶中的炸药、雷管足以将方圆一里夷为平地。

汪兆铭七人在京城租了个门面，开了家照相馆，用以暗中调配炸药。计划败露后，七人不思撤退，留在原地密谋新的计划。直至官兵找上门来，他们才后悔低估了清廷的办案能力。

爆炸物本体除了铁桶之外，其余部分皆为外国产。警察沿着线索，找到了“宏泰永”铁匠铺。老板一眼便认出了自家生产的铁桶：“哎呀，这不是琉璃厂照相馆的东家要的那批货吗？”

证据确凿，汪兆铭、黄树中两名主犯当即被逮捕。警察还照相馆搜出了几把手枪和用于引爆的电线，可见七人真把警察当窝囊废了。即便刺杀未遂，企图谋害摄政王，罪及“凌迟”也不为过。

清国警察属民政部管辖，肃亲王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汪兆铭在狱中写下数千字供词，善耆过目后，深有感触，遂有了不杀之意。最后，汪兆铭被降罪一级，改判为无期徒刑。

善耆乃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十世孙，在一众皇亲国戚中，那也是一等一的地位。当年，皇太极驾崩，本该由嫡长子豪格继承大统，然豪格不知何种缘由，自愿将大位拱手让给六岁的皇弟福临，其后的清君皆为福临一脉。豪格一族，因先祖有“禅让之德”，代代受封“肃亲王”，这也是贯穿清朝历史最为位高权重的铁帽子王。

善耆膝下有子女数十个。他为经营与日关系，将其中一个女儿过继给日籍结拜兄弟川岛速浪为养女，这就是川岛芳子。善耆素有“侠王”美称，此番义助革命人士，更是让他在民间名声大噪。

顺道一提，七人暗杀团中还有一位女同志，便是那日后嫁给汪兆铭为妻的陈璧君。

同年3月28日，孙文自美利坚抵夏威夷，4月4日夏威夷同志为其举办欢迎会。仅一晚，便为同盟会添员百余名，不愧是孙文的第二故乡、作战主场。演讲台上，孙文感慨万千道：“看见了，终于看见了！”

台下便有听众问：“敢问先生见到了何物？”

孙文心系革命，所看见之物无非是革命曙光。第二故乡之行凯歌高奏，孙文随即转战日本。三年前，1907年的2月，日本政府受清政府重压，被迫驱逐孙文。然名为“驱逐”，实则赠予巨额盘缠，并于私底下许下“三年驱逐”之约。如今，三年之约已至。

三年过去了，清廷对革命党人的敌意不降反增。黑龙会的干部便借宫崎滔天之口提醒孙文道：“孙先生寻求日方庇护终非长久之计，清国外交‘一把手’胡惟德对沙俄尚且不落下风。对我日本，他如今睁一眼、闭一眼则两相无事，一旦发起难来，日本政府怕也招架不住。”

眼下，孙文正寄身在位于小石川区原町的宫崎滔天宅邸。孙文抵日时，化身为夏威夷绅士“Mr.Araha”，这对于在夏威夷长大的他来说，那是驾轻就熟。宫崎滔天乍听闻新来了个夏威夷人，当即便猜到是孙逸仙。除宫崎以外，接替杨枢的新任驻日公使胡惟德始终掌握着孙文行踪，自然也不会被蒙骗过去。后来，胡惟德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再度任驻日大使，可谓是当时的对日外交“第一人”。

果如黑龙会所料，孙文抵日才两周不到，清公使馆便将他赶了出去。但这趟短暂的日本之行，让孙文真切感受到“曙光将至”。

在日本期间，孙文会见服部登，两人久违地聊及儿玉源太郎。儿玉主张扶孙方略，却遭伊藤内阁反对，未能付诸实践。他时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犹记得曾经年少气盛，一言不合便是拳脚相向，但身居高位后，不免要自矜自持，将过去的自己舍弃。若能一分为二，其一理智自制，其一肆意而为，岂不快哉？

孙文笑问服部道：“服部兄莫不就是儿玉总督舍弃的‘另一面’？”

服部叹道：“或许吧，只可惜弃者已去。而孙先生便是儿玉总督未了之‘肆意’。”儿玉太郎在日俄战争期间殚精竭虑，虽为日军争得凯旋，却于战争翌年（1906年）病卒。

离日前夕，孙文会面黄兴、赵声二人，共商今后大计。赵声为江苏籍人，任新军将校，先前提到的倪映典便是其属下。

三人之意见达成一致——既是革命，则重在“一举成功”。先前数次“不成熟”的失败之例，于革命大业有害无利，应当终止。韬光养晦，蓄势待发，方为上策。

6月25日，孙文赴新加坡途中，船经香港，香港当局当即下令将孙文拒之门外。那时，孙文之母杨夫人正卧病于香港，由孙眉照顾。孙文思母心切，却登岸不得，只得在甲板上翻开日记本，写道：“今年的农历六月十三日，是新历七月的……十九日……唉，母亲的八十三岁寿辰，儿子又要缺席了。”

然而杨夫人正是7月19日，也就是其八十三岁寿辰那日撒手人寰。孙文闻知噩耗时，心中之悔恨可想而知。

此次日方“驱逐”孙文的手段，更是客气非常。先是横滨警察署长亲自“劝退”，孙文赴东京登船时，不仅享受正常出国待遇，更得陆军大臣批准，在东京休整了数日才出发。孙文不免受宠若惊——看来，日方政要也看到清廷气数已尽。

反观拒孙文于香港门外的港英当局，其对清政策不免太过于保守。

同年11月，孙文于越南秘密召开革命会议。会议上，他再度强调革命切勿要意气用事，无论是暗杀摄政王，还是营救汪兆铭，都是不智之举。

“也亏得有人懂得审时度势，放汪兆铭一条活路，同时也为自己铺得一条后路。”

“您说的可是那肃亲王？”黄兴问道。

孙文摇头：“若无摄政王本人授意，肃亲王如何敢擅做决断？”

眼下的越南也非久留之地。不仅是法领越南，英吉利所辖东南亚殖民地，乃至澳大利亚，都以“妨害地方治安”为由，严禁孙文入境。

孙文对此不怒反笑，各殖民地政府虽听从清廷的意思，将自己驱逐出境，但纯粹是不想与清廷撕破脸皮，实属无奈之举。

——万事俱备，只欠时机。

——如今之革命环境，与孙某最初举事时相比，何止友善百倍。

在越期间，孙文将下一次起义提上纲程，初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力，赵声、黄兴各率一军，分别自江西、湖南，向南京、湖北进发，途中与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军会合，一举北伐。

孙文乃是流民身份，再不能在东南亚公开开展革命活动，只能躲在幕后，将募集军资的工作委托黄兴、胡汉民、邓泽如三人，与新军的联络事宜则交由赵声去办。

同年12月初，孙文自越南起程赴欧洲，由巴黎中转，于次年1月19日抵达纽约。

欧美诸国的募捐形势一片大好，尤其是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当地华侨筹得三万港币资金，悉数捐给香港同盟会。同样在多伦多与蒙特利尔，变卖家产捐款的华侨不在少数。不仅是少数华侨资本家，在外打工的唐人也感于孙文的演讲，纷纷捐出数月的工钱。

自旧金山至温哥华，一路上孜孜不倦地募捐、演讲。场场座无虚席，无论刮风下雨。孙文行事低调，出门在外不爱带秘书、保镖，走南闯北，通常只有几本爱书相陪。保皇会就不同了，但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没有一次不是众星捧月。

最难得的是，孙文虽身在海外，却每时每刻都心系祖国形势，收集情报，并加以分析。孙文的情报源，是他最为信赖的“China Watcher”——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里森。

莫里森早年行医，多少与孙文有些“同行之谊”。后转行做《伦敦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其笔下的时评文章，是孙文旅行中的爱读之物。尤其是他在1909年9月7日刊载的时评Atonishing Weakness，让当时在伦敦的孙文不忍卒读。文中分析道：袁世凯失势后，再无与其比肩人物为清国挽回颓势。

这句话正挠中孙文心中痒处，让他通体畅快——如今清廷羸弱如此，革命派对新军的渗入又日见成效，如此以往，何愁革命不成功？

入主中原之初，清政权之支柱为十余万“八旗”。而入关之时，满人总人口不过几十万。为应对兵力不足的问题，清廷不断将降服的汉人编入“八旗”，加之已在旗下的蒙古人，“八旗”规模不断扩大。

然而“八旗”承平已久，耽于享乐，眨眼间便沦落为了徒有其表的“仪仗兵”。清军入关第三十个年头的“三藩之乱”便没有“八旗”什么事了，平定叛乱全仰仗汉人“绿营”。强调一下，这“绿营”可与“八旗”汉军八竿子打不着边。

制度使然，久而久之，“绿营”也难堪其用，在“白莲教之乱”（1795—1804年）与鸦片战争（1840—1842年）时，便已初现衰弱。直至“太平天国之乱”（1851—1864年），其完全被湘勇、淮勇所取代。如今，“清军”早已是名存实亡，汉人将士绝不会同族操戈。

时不我待！然而，如今之阻碍，恰恰是在革命阵营内部……

从表面上看，同盟会之成立，将中国之革命势力拧成了一股麻绳，然散布《孙文之罪行》的章炳麟势力，对孙文一派的敌意那是再明显不过了。湖南革命势力的带头人黄兴，虽甘任副会长辅佐孙文，但因为意见不合所引发的矛盾还是时有发生。

例如，早在同盟会尚未确定会徽时，某日，孙文将挚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悬挂于大堂之上，黄兴见后勃然大怒：“我大中华竟要效仿日本以太阳为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黄兴倾心于廖仲恺设计的“井字旗”，这还得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实行“井田制”，具体说来，便是将九百亩的田地按照“井”字九等分，外围八块农田各分给八家耕种，中间部分划作“公田”，由外围八家共同负责耕种。

说起来，这倒与“平均地权”这一会章交相呼应，但孙文唯独这次是坚决不妥协：“换下‘青天白日’？可以！先踩过孙某尸首，再问问迄今为止，为这面旗帜抛头颅洒热血的数万同志！”

黄兴亦拍案而起：“这‘井’字，难道不是那数万已故同志之心愿，难道不是我中华数千年以来追求之夙愿？……道不同，不相与谋，黄某薄才，便不给这同盟会添累赘了！”

黄兴留下这句话，便拂袖而去。众人晓得黄兴就是这暴脾气，也不追赶。果不其然，翌早，黄兴又同没事人似的出席了晨会。然而章炳麟全程在一旁看孙、黄二人闹笑话，后再《自订年谱》中暗讽：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遂，复还。

如上所述，同盟会自成立起，便呈现出广东香山孙文、湖南长沙黄兴、浙江余杭章太炎三足鼎立之势。然好在黄兴识大局，会隐忍，与孙文算是一对“冤家挚友”。尤其是在孙文受多国驱逐，再不能领导革命大局时，黄兴站了出来，自愿接过孙文肩上的担子。孙文虽心存感激，却不敢苟同黄兴的行事方法：克强操之过急了，观如今形势，何须再动刀兵？坐观清廷自生自灭便是了。

清廷病急乱投医，一连几剂猛药下肚，却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原先，“六部”各由一满一汉两名尚书坐镇。然而摄政王大手一挥，另外增设七部，且各部堂官减为一人。最关键的是，十三名堂官中，只有四名是汉臣，其余九人均为满臣。

按理说，清政权的当务之急是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才对，这节骨眼儿上的一条“抑汉”措施，当真是匪夷所思。顺带一提，这九名满臣之中，竟有六名是皇族宗室，历称“皇族内阁”或者“亲贵内阁”。

孙文的募捐之旅行至纽约，难免要光顾黄二嫂的“一碗面”，说白了，他就好这一口路边摊儿。若换做是康有为，高档餐厅，美酒佳肴，作陪的弟子，挡酒的秘书，那是缺一不可的。

一碗热乎的汤面刚下肚，孙文还在回味，一男子看似随意地走到他身边。孙文也不抬头看对方是谁，放下筷子，悠声道：“有何消息？”

男子慢悠悠答道：“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倒有一条……黄兴按捺不住举事了，却大败而终。”

男人便是那似敌非友的掮客周榕，他沉着脸，将一份报纸扔在孙文桌前。报上的头条被打了个记号——中国革命党之起义再遭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