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青山一发是中原

复原纸纹护眼小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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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

1911年10月11日，孙文舟车劳顿，再次来到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抵达前日，他收到了来自香港黄兴的一通电报。电报内容通篇密码，密码簿还在托运的旅行箱之中，孙文再心急，也只能待到抵达站才可破译。破译后的电报，只有短短一行字：

鄂新军起事在即，急需军资。

前番在加拿大筹集的资金，早已尽数用于抚恤“三月二十九革命[即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发起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起义军浴血奋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黄兴负伤逃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杀。牺牲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遗骸由潘达微寻获安葬于广州红花岗。潘达微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牺牲的同志之亲属，眼下哪还掏得出军资？孙文欲回电劝湖北方面不要鲁莽行事，但这时，电报局早已打烊，如何也得等到天明了。

翌日10月12日，孙文酣睡至日上三竿才醒来。他吃着简单的早餐，余光瞟了眼今早的新报纸，硕大的头条瞬间抓住了他的眼球：

革命军占领武昌。

孙文忙放下手中刀叉，抹去嘴角的黄油，摊开报纸细细阅读了起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其后掌政的民国政府奉此日为“双十节”，中华民国的诞生之日。

武昌起义的消息在国际上不胫而走，眼下孙文手中捧着的便是美国的本土刊物。日本的《东京朝日新闻》更是以“堂堂叛军”为题，评论此次起义：

武昌在留日本人现已（11日）悉数安全撤离，据其描述，武昌各学堂学生、警察亦纷纷投身革命阵营。叛军皆堂堂正正，不犯当地民众秋毫。9日夜至10日黎明，武昌城内遍地清军尸首。11日，传言瑞总督计划遣军舰炮击武昌城，城内百姓颇危惧。11日当晚，日租界方召开紧急会议，租界内日本民众组编义勇军，着手防卫工作。

来自美利坚的报道，估计与日本相差无二。听闻此等惊天动地之事，孙文哪还有心思在美募捐？但难得跑一趟国外，岂能无功而返？他索性将前线事宜全权委托国内同志，独自在海外为新政权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权。

据孙文对如今形势的了解，国际舆论就中国之革命分为正、反两派，英、美两国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俄、法则力挺清政权，反对革命。英吉利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民间，政府立场尚暧昧不清。在邻邦日本，民间亲近革命阵营，政府却不愿与清政权撕破面皮。

慎重分析之下，孙文决意西渡欧洲，在英吉利寻找外交的突破口。孙文专程请教了老朋友Mr·Yang，听从其建议，远渡欧洲前，先跑了一趟芝加哥。

送别宴上，杨夫人叮嘱道：“孙，路程遥远，望保重。”

老杨拍拍孙文的肩膀，笑道：“芝加哥那帮闲汉，听闻逸仙在美利坚，哭着喊着要你过去主持庆功宴，还真是‘小人得志’的德行。”

“说起来，芝加哥也是孙某的福地。那头的同志，都对孙某有扶助之恩。”

“逸仙是不理解唐人的心思……我们唐人背井离乡，同胞里若多出几个威震国际的名人，咱出门在外，说话做事也能多几分底气。所以，在唐人心目中，你孙逸仙的地位，比起当年的李中堂也不遑多让啊！”

10月15日，芝加哥唐人举办了一场“中华民国”成立的预祝宴，孙文受邀出席。

翌日，祖国捷报再临——距武昌以东七十里的黄州也宣告起义了！孙文闻讯振奋道：“苏东坡若泉下有知，必然欣慰。”

黄州曾是北宋词人苏轼（1037—1101年）的左迁之地，“东坡”之别名亦诞生于此地。但凡是衷情笔墨者，无一不听闻过东坡先生之墨宝《黄州寒食诗帖》。友人多次邀孙文赴黄州，但他都一一婉拒了：待革命成功再言，待革命成功再言。

每每友人谈及玩乐，孙文总是这般一语带过。

孙文出席芝加哥的预祝宴后，便赶往纽约登船西渡。此番英吉利之行任务颇多，其中最为艰巨的当属劝说四国（英、美、法、德）收回对清廷的借款了。借款这一剂猛药，可直接左右到清廷的命数是油尽灯灭，还是苟延残喘。

事到如今，积重难返，清政权已再无起死回生的道理。孙文只希望新旧政权能够和平交替，再不要同室操戈：“就盼清廷能静静地寿终正寝，莫要垂死挣扎，否则只会苦了百姓。”

在伦敦，孙文遍访了有意借款给清廷的银行家，得知借款的决定权来自外交部，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于是，孙文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向英国政府提出“约法三章”：

一、撤回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

二、制止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一切支援行动。

三、撤销英领土，包括所辖殖民地对孙文的驱逐令。

关键在第二条，按理说，日本未在借款四国之列，孙文特意提出这一要求，意在制造“拒绝借款”的国际舆论，以绝清廷后路。英日两国素来交好，有英国政府出面，日本政府不敢不给面子。

要说日本政府为何不惜背民意，也要打压中国之革命，原因很简单——中国革命若成功了，则“建立民国”。日本倒宁愿自己的邻居是“封建帝制”的清国。与羸弱的清国做邻居，符合本国利益。如今清国内保皇、革命两派闹得不可开交，日本政府自然偏向保皇派。若保皇派能以日本为标榜，实行君主立宪制，那更是皆大欢喜。

孙文打心底感激宫崎滔天等日本民间同志，但不得不承认，在国家层面，日本是我中华革命之大敌。

孙文游说海外期间，负责加拿大联络工作的冯自由带来了宫崎滔天病重的消息。这冯自由先前也提到过，其父横滨冯镜如对当年流亡日本的孙文有收留之恩。冯自由入兴中会时，还只是个十四岁的青涩少年郎，后求学于早稻田大学。

“宫崎先生这几年家道中落，听说连日常生计都成问题了。”

恩人落魄，孙文如何能置若罔闻：“什么！这，这可如何是好？”

孙文自身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远居越南的妻子久病不愈，儿女又临近开学，会上那点儿接济根本入不敷出。他当时正为那区区几百日元补助，与驻扎吉隆坡的财务邓泽如交涉。

再苦，不能苦了同志，更不能忘了恩人。孙文砸锅卖铁凑够了几百日元，寄存于横滨“永新祥商店”林清泉处，再修书一封，让宫崎自行去取。书信的落款为公历4月1日，“三月二十九革命”之前。

自从踏上了不列颠土地，拜访恩师兼恩人康德黎，便是孙文每日最放松的时光。这日，他得空儿又到康德黎宅邸做客，早已熟络的女仆开门见是孙文，笑盈盈道：“孙，有一封寄给你的电报，内容都是数字，你快去看看。”

这是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落款没有地址，没有联系方式，只有简单的一串英文——London Sun Yat-sen。

公使馆乍收到这封莫名的电报，也不知该如何处置。好在有前番绑架事件，馆里还有人记得这孙逸仙，加之康德黎宅又不远，馆里便差人将电报送到了康德黎府上。凑巧康德黎外出未归，康德黎夫人谨慎回应道：“詹姆斯出门办事去了，待他回来，我再问他愿不愿接收这封电报。”

孙文来得正是时候……这封电报是报喜，还是报忧？既用电报，必然事出紧急。当时，同盟会成员每人都备着一本红色册子，电报联络必须以数字密码为正文，再对照红色册子译为相应的汉字。

孙文的行囊寄放在康德黎家中，红色册子就在行囊里。康德黎夫人闲来无事，便先代孙文将电报内容破译了，她不识得汉字，只得一字字按着样子去寻找，再歪歪扭扭地记下，别看只有短短的几个汉字，却着实是费了不少工夫。

康德黎归宅，听到此事，不由分说便将夫人好生训斥了一顿。他与孙文间早有默契，一不谈隐私，二不谈革命。康德黎夫人也是好心，她怕消息传达不及时，又让孙文陷入险境。

于是，这对老夫妻将电报交给孙文时，像做错事的学生一般正襟危坐，大气也不敢出。孙文接过电报，先是一愣，随之笑道：“敢问师母，这电报上的汉字，您接手时就在上边吗？”

康德黎夫人见孙文笑脸盈盈，心中如释重负，却又知道瞒不住，只得硬着头皮坦白道：“孙，那上头的汉字，是我一笔一画从你那红色的本子里临摹出来的。你知道的，我不识中文……”

康德黎夫人还欲辩解，孙文却高声赞叹道：“师母高才，如此娟洁秀美的字迹，如何让人相信是首次写汉字之人的手笔？”

见孙文不介意，康德黎夫人明知不妥，却仍忍不住好奇道：“可是秘密情报？”

“谈不上是秘密……”孙文摇头，不紧不慢道，“国内的同志要推举学生出任新建共和国的大总统。”

康德黎也顾不上什么默契了，赶忙问道：“你怎么想，是否要应承下来？”

孙文犹豫了片刻，答道：“没法子，事出紧急，国内一时也寻不着合适人选，学生就先应承下来。”

康德黎不可思议道：“真是匪夷所思，这封电报可是经由公使馆之手，才送达我家……公使馆不可能破译不出电报内容，怎么就会心甘情愿地传达给你？”

“公使馆官员与清廷那帮妄自尊大的腐儒不同，深谙国际形势。清廷命不久矣，谁又愿意与新‘朝廷’作对呢？”

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于去年8月卸任驻英公使，由刘玉麟接任。要说这新任刘公使，他与孙文是香山老乡，早年留洋美利坚，学成归国后，受李鸿章聘为“先生”（家庭教师）。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仍留在驻英大使的位置上。这封电报便是经他许可，才送达孙文手中的。可谓是个识大体、晓形势的人物。

眼下局势尚未坐定，革命党为确保新军方面万无一失，特推举将领黎元洪为都督，若有必要，他们不惜打出袁世凯这张底牌。

孙文在伦敦收到这封临时委任状后，即刻发电上海“民国军政府”，表示不得已时，自己愿将总统之位交给黎元洪、袁世凯。意思很明白了，一切以巩固政权为重。10月21日，孙文抵巴黎，又于24日赴马赛，登上了归国的客轮。

生死存亡之际，清王朝竟只剩下袁世凯这根救命稻草。摄政王与袁世凯素有“弑兄之仇”，此时为维系政权不倒，也只得强忍嫌隙，请袁世凯“出山”。

武昌起义，清王朝面前仅余下一条生存之道——君主立宪。放弃实权，好歹留下皇帝这块“招牌”。然时至今日，革命派建立共和势在必行，如何还肯妥协？简而言之，如今的局势可称为“南北对立”。“北”为以北京为中心的清王朝残存势力，“南”便是孙文所领导的扎根于中国南方的革命派。

12月15日，孙文所乘客轮经停新加坡。18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英租界内召开。21日，孙文抵港，欢迎队伍中自然少不了老同志陈少白之身影。此时，广州已落革命派之手，新任军政府都督胡汉民与财务部副部长廖仲恺也现身于迎接队伍中。但最让孙文惊喜的，莫过于宫崎滔天的现身。

孙文紧握宫崎滔天的双手，用日语关切道：“宫崎，你可让孙某担心死了！闻你近来不顺，如何，可安好？”

“好得很，好得很！说来，还是托逸仙的福呀！”

看来，孙文砸锅卖铁凑齐的那几百日元，还真是雪中送炭了。

至于在上海租界内召开的“南北议和会议”，据残存的会议纪要，双方简单打了个照面便草草结束，同日在“文明书局”签订的密约才是重中之重。密约签署时，孙文还在赴港途中；抵港后，才得知密约内容：

一、建立共和政体。

二、优待清朝皇室。

三、最先推覆清政权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

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密约之三、四条，无异于是默认“袁世凯为大总统”了。放眼此时中国，谁还能比袁世凯更有能力去争那头功呢？清国之“三十六镇制度”（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镇”，各派以新军镇守）就是袁世凯最先提出的，而如今，这支“新建陆军”便是中国唯一一支称得上是武装力量的队伍了。毫不夸张地说，紫禁城明儿能否开门，全在袁世凯的一念之间。

别的且不提，袁世凯一旦投诚，孙文集团便不必躲在暗处，可以大大方方地对新军进行“革命改造”了。如此一来，至少可以避免“三月二十九革命”时那自相残杀的悲剧重演。

总统之位，黎、袁均可——孙文早在伦敦时就发电表明了自己的意思，而如今，他刚踏上前往上海的客轮，便让胡汉民等同志给围住了：“听闻逸仙兄克日便要赶赴上海了？你在电报里的意思，怕是难以服众。袁世凯之品性，逸仙兄有所不知……”。

孙文早已料到同志们不会如此简单就放自己离去，便诚恳地将真意传达：“展堂兄，会上同志之忧虑，孙某又怎会不知呢？袁世凯、袁慰廷，背信弃义，害了‘戊戌六君子’的性命，保皇会恨不能将他挫骨扬灰，我孙文岂会善恶不分？只不过，如今革命党急务，乃是如何免去我四万万同胞流血之苦，而其中关键，便在袁世凯身上，何不加以利用呢？”

“唉，如此看来，克强与逸仙才是心意相通的同志，竟不谋而合。那我等就不多做阻挠了，给克强的那句话，原封不动地照搬给你——小心‘冢骨’。”

“冢骨”意为冢中枯骨，乃是保皇派人士对袁世凯之蔑称。

实际上，孙文从未考虑过要与袁世凯合作，先前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然而，孙文接受伦敦Strand Magazine采访时，却公开向袁世凯示好，表现出合作意向。

孙文此番赴港会面的日本人士，除挚友宫崎滔天外，还有那在十一年前牺牲于惠州起义的山田良政之胞弟——山田纯三郎。山田纯三郎表示亡兄一生为国际革命事业奋斗，死得其所。

孙文从未寄期望于畏首畏尾的日政府，反倒是犬养毅、头山满等一众在野人士深得孙文钦佩。

众同志纷纷离开，船舱内仅留下孙文一人，他闭目沉思：距当年重阳兵败，一晃也十六载了。过去的十六年，孙文身负叛国罪名，受祖国通缉，被香港以及东南亚诸殖民当局拒之门外，好在有美利坚政府善意收留孙文，要不还真是世间之大，却无孙文安生之所了。而反观如今，苦尽甜来，他可昂首挺胸地访便世界各个角落。

孙文缓缓地睁开了眼——这便是自由的感觉？就像那笼中鸟重归山野、阶下囚重见天日，是何等的畅快！

孙文与宫崎久别重逢，自然要像当年一般促膝畅谈革命前景。孙文聊得忘我，不自觉地将话题带往“组阁”方向，谁分管外交，教育又有谁来负责，财政大权要交给谁。孙文赶忙打住自己——不成，不成，此事一聊起，便没有个尽头。

孙文最近时常会想起梅屋庄吉，那十六年前在香港相知相识的照相馆老板。与恩师康德黎出入暗房显影胶卷的欢乐时光，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孙文一躺下，现今种种难题便如西洋镜一般，一一在脑海中播放着，让人安睡不得。每每如此，孙文索性便彻夜阅读。即便如此，白日孙文也不见困顿，脑中继续与昨夜扰人睡眠的难题搏斗——如何妥善地分配同志的职位，如何从袁世凯那儿争得更多的筹码……

每当大脑不堪重负，孙文便反复朗诵中国古典诗词，以分散注意力。枕边那本《苏文忠公诗编集成》便是做此用处。

众多文豪中，孙文尤爱苏轼。苏轼后半生致力“变法”，晚年曾两度受挫。第一次是在临近天命之年时锒铛入狱，受了百日的牢狱之苦后，又被贬谪至黄州长达五年。然而贬谪期满，返回中原还没几年，又被流放至广东、海南岛。所幸，颠沛流离十数年后，他得以在中原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