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由于本书讲述的事件发生在五十多年前，因此，笔者针对本书进行的采访与笔者创作的其他书籍略有不同。采访次数不多，但我花了大量时间用来确定哪些战役有意义，然后，再寻找曾参加过这些战役的幸存老兵。这就是说，我要用大量时间决定应该采访哪些老兵；在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之后，对他们进行多次采访，向他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受访者名单如下（考虑到军衔有所变动，故本处未采用军衔）：

乔治·艾伦（George Allen）、杰克·贝尔德（Jack Baird）、李·比勒尔（Lee Beahler）、余斌（Bin Yu）、卢修斯·巴特（Lucius Battle）、本·博伊德（Ben Boyd）、马丁·布鲁曼森（Martin Blumenson）、阿兰·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约西亚·邦廷三世（Josiah Bunting Ⅲ）、约翰·卡利（John Carley）、赫歇尔·查普曼（Herschel Chapman）、陈兼（Jian Chen）、乔·克里斯托弗（Joe Christopher）、乔·克莱门斯（Joe Clemons）、J. D.科尔曼（J. D. Coleman）、约翰·库克（John Cook）、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鲍勃·科蒂斯（Bob Curtis）、拉斯蒂·戴维森（Rusty Davidson）、詹姆斯·迪顿（James Ditton）、埃尔文·艾勒尔（Erwin Ehler）、约翰·艾森豪威尔（John S. D. Eisenhower）、乔治·艾尔西（George Elsey）、汉克·埃莫森（Hank Emerson）、多萝西·巴索尔蒂·弗兰克（Dorothy Bartholdi Frank），拉里·法纳姆（Larry Farnum）、莫里斯·芬德森（Maurice Fenderson）、莱昂纳德·费雷尔（Leonard Ferrell）、艾尔·富恩（Al Fern）、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son）、比尔·费德勒（Bill Fiedler）、理查德·福克勒（Richard Fockler）、巴巴拉·汤普森·福尔兹（Barbara Thompson Foltz）、林恩·弗里曼（Lynn Freeman）、乔·弗洛姆（Joe Fromm）、赖斯·杰尔博（Les Gelb），亚历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弗里克·吉布尼（Frank Gibney）、乔·古尔登（Joe Goulden）、安迪·古德帕斯特（Andy Goodpaster）、鲁·格莱格（Lu Gregg）、斯蒂夫·加里（Steve Gray）、迪克·格伦瑟（Dick Gruenther）、大卫·哈克沃思（David Hackworth）、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罗伯特·霍尔博士（Robert Hall）、布奇·海迈尔（Butch Hammel）、肯·汉堡（Ken Hamburger）、约翰·哈特（John Hart）、杰西·哈斯金斯（Jesse Haskins）、查尔斯·海沃德（Charles Hayward）、查理·希斯（Charley Heath）、弗吉尼亚·希斯（Virginia Heath）、肯·赫克勒（Ken Hechler）、威尔逊·赫夫纳（Wilson Heefner）、拉尔夫·霍克利（Ralph Hockley）、卡洛林·霍克利（Carolyn Hockley），克莱特斯·因蒙（Cletus Inmon）、雷蒙德·詹宁斯（Raymond Jennings）、乔治·约翰逊（George Johnson）、吉姆·辛顿（Jim Hinton）、阿兰·琼斯（Alan Jones）、阿瑟·朱诺特（Arthur Junot）、罗伯特·凯斯（Robert Kies）、沃尔特·基利雷（Walter Killilae）、鲍勃·金斯顿（Bob Kingston）、比尔·莱瑟姆（Bill Latham）、吉姆·劳伦斯（Jim Lawrence）、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詹姆斯·利利（James Lilley）、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 Donald）、萨姆·梅斯（Sam Mace）、查理·梅恩（Charley Main）、艾尔·马凯（Al Makkay）、乔·马雷兹（Joe Marez）、约翰·马丁（John Martin）、布拉德·马丁（Brad Martin）、菲尔莫尔·麦卡比（Filmore McAbee）、比尔·麦卡弗里（Bill McCaffrey）、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特里·麦克丹尼尔（Terry McDaniel）、保罗·麦吉（Paul McGee）、格伦·麦圭尔（Glenn McGuyer）、安妮·塞维尔·弗里曼·麦克洛德（Anne Sewell Freeman McLeod）、罗伊·麦克洛德（Roy McLeod）、汤姆·梅林（Tom Mellen）、赫伯特·米勒（Herbert Miller）、艾伦·米利特（Allan Millett）、杰克·墨菲（Jack Murphy）、鲍勃·迈尔斯（Bob Myers）、鲍勃·内林（Bob Nehrling）、克莱门斯·尼尔森（Clemmom Nelson）、保罗·奥多德（Paulo’Dowd）、菲尔·彼得森（Phil Peterson）、基诺·皮亚扎（Gino Piazza）、谢尔曼·普拉特（Sherman Pratt）、休伊特·雷尼尔（Hewlett Rainier）、迪克·雷伯德（Dick Raybould）、安德鲁·雷纳（Andrew Reyna）、贝里·罗登（Berry Rhoden）、比尔·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布鲁斯·里特（Bruce Ritter）、阿登·罗利（Arden Rowley）、艾德·罗尼（Ed Rowny）、乔治·拉塞尔（George Russell）、沃尔特·拉塞尔（Walter Russell）、佩里·塞杰（Perry Sager）、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小鲍勃·谢弗（Jr.，Bob Shaffer）、杰克·辛洛布（Jack Singlaub）、埃德温·西蒙斯（Edwin Simmons）、比尔·斯坦伯格（Bill Steinberg）、乔·斯特赖克（Joe Stryker）、卡尔顿·斯威夫特（Carleton Swift）、基恩·高桥（Gene Takahashi）、比尔·特雷恩（Bill Train）、比尔·廷克尔（Billie Tinkle）、雷顿·乔·泰纳（Layton Joe Tyner）、莱斯特·厄本（Lester Urban）、萨姆·沃克（Sam Walker）、凯瑟琳·韦瑟比（Kathryn Weathersby）、比尔·韦斯特（Bill West）、沃恩·韦斯特（Vaughn West）、莱伦·威尔逊（Laron Wilson）、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小霍克·伍德（Jr.，Hawk Wood）、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约翰·耶茨（John Yates）、阿拉里奇·扎克勒（Alarich Zacherle）。

此外，我在以前创作时进行的一些采访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中包括弗雷德·拉德（Fred Ladd）与我的对话，对《先驱论坛报》及《纽约时报》传奇记者霍莫尔·比加特（Homer Bigart）的采访和讨论，我在越南的几位前任及好友沃尔顿·巴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其他人还包括：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汤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默里·凯普顿（Murray Kempton，我的一位挚友），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乔治·里迪（George Reedy）、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我在《纽约时报》的第一位资助人）、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小约翰·卡特·文森特（Jr.，John Carter Vincent）及白修德（Theodore White，我的一位朋友）。此外，在创作《出类拔萃之辈》时，我与李奇微将军成为朋友。他非常喜欢这本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是这本书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英雄人物之一），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他的晚年，我记得是在1988年，我们还通过几次电话。一次通话时，他还提到准备写另一本回忆朝鲜战争的书。很明显，他对此前写过的几本书的某些章节不太满意。另外，也许是因为艾奇逊的怂恿吧？艾奇逊在一封信中建议李奇微谈谈他对麦克阿瑟的看法。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麦克阿瑟后来对李奇微的批评。谈到这件事，他有点激动，声音略显高亢激昂。李奇微在电话里畅所欲言，分析了麦克阿瑟贸然北上的原因，以及他为什么要分割指挥权。他说，是为了削弱沃克将军和参联会的影响力和独立性，让沃克与阿尔蒙德竞争，而阿尔蒙德完全是受麦克阿瑟控制的。他说，这事是针对参联会来的。在跨越三八线之后，最终的指挥权和控制权就从华盛顿和朝鲜转移到东京。李奇微还对东京的远东司令部与朝鲜战场的现实彻底脱节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东京司令部根本不知道把美国士兵送到那么远去干什么。我觉得他的语言是极其尖刻的。他在讲话的时候，我一直做速记，然后进行整理。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他好像有再写一本书的想法，而且可能会与我合著这本书。几周之后，我再次打电话问他到底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已经放弃了写书的念头。他现在年逾八旬（李奇微出生于1895年），没有写书的精力了。但是，这次谈话的部分内容体现在本书当中。

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很多人给予我非常大的帮助。我在此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首先是第2师的官兵，尤其是朝鲜战争老兵会中的该师军官，包括查克·海沃德（Chuck Hayward）、查理·西斯（Charley Heath）和拉尔夫·霍克利（Ralph Hockley）；还有第l骑兵师的乔·克里斯托弗对我帮助极大，我通过他联系到很多曾经参加过云山战斗的幸存老兵。埃德温·西蒙斯克服了很多困难，帮我联系到第1海军陆战师，并找到了非常了解O. P. 史密斯少将的吉姆·劳伦斯。

此外，我还要对如下人士表示感谢：本书的编辑汤姆·恩格尔哈特（Tom Engelhart），编辑这本内容繁杂的书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本·斯金纳（Ben Skinner）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在调查和研究美国做出越过三八线并继续北上的决策问题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还有我的邻居琳达·德罗金（Linda Drogin）主动参与了本书的创作，帮助我完成了大量的查阅与核对工作。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老朋友乔·古尔登（Joe Goulden），他本人创作过一本介绍朝鲜战争的书，非常出色，而且极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也为我的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帮助，更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不能不提的还有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的“冷战国际历史研究组”，尤其是凯瑟琳·韦瑟比（Kathryn Weathersby）对本书的支持，该中心保留了很多不为西方世界所知的最新资料。

在本书创作过程中，我还拜访了很多知名的图书馆，并得到它们的热情接待。这本书的面世也离不开如下研究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市的美国陆军军事历史学会，学会的赞助服务部主任理查德·萨默斯博士（Richard Sommers）及迈克尔·莫纳汉（Michael Monahan）、理查德·贝克尔（Richard Baker）、兰迪·哈肯伯格（Randy Hackenburg）和帕梅拉·切尼（Pamela Cheney）；位于缅因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Marine Corps University）历史系的弗雷德·阿利森博士（Fred Allison）、丹尼·克劳福德（Danny Crawford）以及理查德·坎普（Richard Camp）；位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档案馆（MacArthur Archives），尤其感谢詹姆斯·佐贝尔（James Zobel）的大力帮助-哈里·杜鲁门图书馆（Harry Truman Library）的馆长迈克尔·迪瓦恩（Michael Devine），以及利兹·萨夫利（Liz Safly）、艾米·威廉姆斯（Amy Williams）和兰迪·索威尔（Randy Sowell）；林登·约翰逊图书馆（Lyndon Johnson Library）的贝蒂·苏·弗洛尔斯（Betty Sue Flowers）；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Franklin Roosevelt Library）的馆员阿莉西亚·维沃纳（Alycia Vivona）和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凯伦·安森（Karen Anson）、马特·汉森（Matt Hanson）、弗吉尼亚·莱维克（Virginia Lewick）和马克·雷诺维奇（Mark Renovitch）；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的韦恩·福尔曼（Wayne Furman）、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和我的朋友吉恩·斯特劳斯（Jean Strouse）。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李·古斯茨（Lee Gusts）也对我慷慨相助。纽约社会图书馆（New York Society Library）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大力支持，可以说，那里为我本人以及纽约的其他作家提供了一片创作的绿洲。

亥伯龙出版社（Hyperion）的鲍勃·米勒（Bob Miller）和威尔·施瓦布（Will Schwalbe）一直对本书信心百倍，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这本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尽管和大多数历史作品一样，本书未能按计划出版，但他们始终坚定地支持着我。此外，我还要感谢亥伯龙出版社其他职员对我本人的支持以及他们为本书出版而做出的贡献，他们包括：艾伦·阿彻（Ellen Archer）、简·考明斯（Jane Comins）、克莱尔·麦基恩（Claire McKean）、弗雷兹·梅茨（Fritz Metsch）、埃米丽·古尔德（Emily Gould）、布伦丹·达菲（Brendan Dufry）、贝斯·格布哈特（Beth Gebhard）、凯蒂·温赖特（Katie Wainwright）、查理·戴维森（Charlie Davidson）、文森特·斯坦利（Vincent Stanley）、里克·威利特（Rick Wilier）、基索莫·卡琳加（Chisomo Kalinga）、萨拉·拉克（Sarah Rucker）、马哈·卡莉尔（Maha Khalil）以及简·桑索恩（Jane Sansone）。同时，我还要感谢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哈珀 — 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Collins）的简·贝克·弗里德曼（Jane Becker Friedman）。一并感谢我的老朋友马蒂·加布斯（Marty Garbus）和鲍勃·所罗门（Bob Solomon）。感谢我的朋友卡洛琳-帕奇思（Carolyn Parqueth）再一次帮助我完成了大部分采访的笔录工作。当然，还要感谢我的电脑专家查理斯·鲁斯（Charles Roos），他一次次地帮我维护了电脑里的文档。

创作这样一本书显然不是什么创举，因为前人已经创作了很多同题材的巨作。在这个行当里，我们必须随时借鉴前人的经验，更需要感谢他们的尝试，尤其是对于这个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故事。因此，我必须提到对本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最著名的几部作品：克莱·布莱尔（Clay Blair）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被遗忘的战争》（The Forgotten War），这本书是介绍朝鲜战争最权威、最具说服力的大作；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美国的恺撒大帝：道格拉斯·麦克阿瑟》（American Caesar：Douglas MacArthur）；罗伊·艾普曼（RoyAppleman）的相关作品；马歇尔（S. L. A. Marshall）的《清川江与大手套》（The River and the Gauntlet）；乔·古尔登（Joe Goulden）的《朝鲜》（Korea）；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的《朝鲜战争》（The Korean War）；马丁·拉斯（Martin Russ）的《突破：长津湖战役，朝鲜1950》（Breakout：Chosin Reservoir Campaign，Korea 1950）。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谢尔盖·冈察洛夫（Sergei Goncharov）和薛理泰合著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及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Mao and the Korean War）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而我与刘易斯教授的长谈更是受益匪浅。此前一直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的老朋友莱斯·盖尔布（Les Gelb）始终是我最信得过的顾问和最有思想的合作伙伴。

我的两位朋友哈尔·摩尔（Hal Moore）中将（曾在朝鲜战争中担任连长）和乔·加洛韦（Joe Galloway）和我一同创作了《我们曾经是战士，而且年轻》（We Were Soldiers Once…And Young），这是本人认为迄今为止描写发生在越南的那些战斗的最佳作品。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为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此外，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我的朋友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一直在勤勤恳恳地帮助我，关注着我，并且在手稿撰写工作之后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最后，我还要感谢我最钦佩的著名摄影师大卫·道格拉斯·邓肯（David Douglas Duncan）。他曾经和海军陆战队第1师一同从长津湖突围，就凭借这一点，他足以值得我们尊敬；他拍摄的照片可以提醒我们那些人是怎么度过那段日子的。他允许我用他拍摄的一张照片作为本书封面，对我来说是荣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