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现在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打听这部书的情况的朋友们的问询时也是勉强的和故作冷淡的，甚至也不去问问书商销路如何，但是他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的印象。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丝毫的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的缘故，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嗓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极其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

尽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得那么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说得很巧妙；而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尽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的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的原因。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的、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谢尔兹·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去。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边城市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①、萨马拉的饥荒②、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问题⒇③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①美国朋友们——一八六六年，亚历山大二世逃脱了卡拉科左夫行刺的陰谋后，美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俄国来表示庆贺，对俄国给予联邦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谢意（俄国在一八六三年美国内战期间曾派了一营骑兵去美国，作为友好的表示）。使团在庆祝的人群中受到亚历山大接见，并受到政府和群众团体极其热烈的欢迎。

②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这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非常骇人听闻，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的光景。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以后两年丰收，使他们又完全站起来了。

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及其家庭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购置的一块领地。像以往一样，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感到兴趣，但他所看到的行将来临的灾难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歉收，耗尽了农民们在以往岁月里的存粮。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一无所知，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隔绝，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哩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情报。

③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一八七四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了起义，一八七六年黑山人发动起义。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发动起义。次年四月俄国参战，并于一八七八年击败土军。极端反动分子为了镇压巴尔干的革命情绪，拥护进攻巴尔干，因为起义者的斗争不但反对土耳其人，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许多民粹派的革命者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起义运动。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自己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他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他的著作。

他的全部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

二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那天特别热闹拥挤的库尔斯克铁路线的火车站，下了马车，正在回头张望押着行李跟在他们后面的仆人的时候，就有一些志愿兵①乘着四驾马车驰来了。妇女们拿着花束欢迎他们，而且有一群蜂拥而来的人跟随着他们进入车站——

①这一段时期指的是一八七六年七月，那时，在保加利亚人起义以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许多俄国志愿兵参加了起义。一八七七年四月，俄国为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区获得独立和自主权终于宣战。

有一个欢迎过志愿兵的太太，走出候车室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也来欢送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要走。到我弟弟家去休息。您总是来欢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说。

“怎么能不送呢！”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真的已经开走了八百人吗？马利温斯基不相信我的话。”

“八百多了。如果把那些没有直接由莫斯科开走的也计算在内，那就有一千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瞧！我就是这么说嘛！”那位夫人愉快地响应说。“是不是真的捐助了一百万卢布了？”

“还要多呢，公爵夫人。”

“您看今天的电讯怎么样？又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是的，我看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他们在谈论最近的电讯，上面证实了连续三天之内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击溃，四下逃窜，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啊，顺便提一提，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申请批准他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刁难。我想请求您一下，我认识他，请您代他写一封信。他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派遣来的。”

向这位公爵夫人打听了她所了解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详细情形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头等候车室，给那位有权决定这件事的人写了封信，就交给那位公爵夫人了。“您知道，那位著名的弗龙斯基伯爵，也坐这趟车走，”公爵夫人带着得意扬扬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在他又找到她，把信交给她的时候。

“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这趟车走吗？”

“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只有他母亲来给他送行。这总算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噢，是的，自然啦！”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人群由他们身边涌到餐室去。他们也往前移动，听见一个手里端着酒杯的绅士的嘹亮的声音在对志愿兵们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弟兄们服务！”那位绅士说，声音越提越高了。“你们的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建立丰功伟绩！·万·岁！”他用一种响亮而含泪的声音说。所有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大群人涌到大厅里来，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啊，公爵夫人！您看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笑逐颜开地说。“说得又好又热情，对不对？好极了！谢尔盖·伊万内奇，您应该讲点什么，好使……您知道，只要几句鼓励的话；您讲得那么好，”他带着亲切的、尊敬的、谨慎的微笑补充说，轻轻地拉住办臂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往前推了推。

“不，我就要走了。”

“到哪里去？”

“到乡下我弟弟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

“那么您会看到我的妻子。我给她写过信，但是您会早些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allright①！她会明白的。不过，请您费心告诉她，我已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哦，她会明白的！您知道，lespetitesmisèresdelaviehuCmaine，②”他对公爵夫人说，仿佛在道歉一样。“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而是比比施，真的送去了一千枝枪和十二个护士哩！我跟您说过吗？”——

①英语：一切都好。

②法语：人生的小小不幸。

“是的，我听说了，”科兹内舍夫勉强地回答说。

“您走掉了真可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天我们要为两个人：彼得堡的季米尔－巴尔特尼扬斯基，和我们的韦斯洛夫斯基，格里沙饯行。他们两人都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最近结了婚。真是个好汉子！对不对，公爵夫人？”他对那位夫人说。

公爵夫人不答腔地望了望科兹内舍夫。但是谢尔盖·伊万内奇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摆脱他，这一点也没有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难堪。他时而微笑着凝视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羽毛，时而左顾右盼，好像在回想什么一样。看见一个拿着募捐箱走过来的妇人，他就招手叫她过来，放进去一张五卢布的纸币。

“我口袋里有钱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他说。“今天的电讯怎么样？这些黑山人，真是好汉子！”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弗龙斯基也坐这班车走的时候，他叫出声来。一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愁容，但是一会以后，当他微微摇摆着，抚摸着络腮胡子，走进弗龙斯基待的候车室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伏在妹妹的尸首上绝望地痛哭，他只把弗龙斯基看成一个英雄和老朋友。

“他虽然有那么多缺点，但是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奥布隆斯基一离开他们，公爵夫人就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他完完全全是俄罗斯型的，斯拉夫型的性格！不过恐怕弗龙斯基看见他会很难过。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很感动。在路上跟他谈一谈吧，”公爵夫人说。

“是的，也许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从来也不喜欢他。但是这事把许许多多都弥补了。他不仅自己去，而且他还自己出钱带去了一连骑兵。”

“是的，我听说了。”

铃响了，所有的人都朝着门口蜂拥而去。

“他就在那里！”公爵夫人指着弗龙斯基说，他穿着长外套，戴着宽边黑帽，挽着他母亲的胳臂走过去。奥布隆斯基在他旁边走着，正兴奋地谈论什么。

弗龙斯基皱着眉头，直视着前方，好像并没有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谈什么。

大概是由于奥布隆斯基的指点，他朝公爵夫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的地方回头一望，默默地举了举帽子。他的变得苍老的、充满痛苦的面孔像石化了一样。

走到月台上，弗龙斯基让他母亲先走过去，就默默地消失在一节单间车厢里了。

月台上奏起《上帝保佑沙皇》，紧接着是“·万·岁”和欢呼声。有一个志愿兵，高高的身材，塌陷的胸脯，很年轻，正特别惹人注目地行礼，在他的头上挥舞着毡帽和花束。两个军官和一个长着大胡子、戴着油污的帽子的上了年纪的人从他身后探出头来，也在行礼。

三

向公爵夫人告辞以后，谢尔盖·伊万内奇和走拢来的卡塔瓦索夫一齐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在察里津车站，火车受到一队唱着悦耳的《斯拉夫西亚》①的青年合唱队的欢迎。志愿兵们又行礼，探出头来，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再注意他们；他和志愿兵们打过那么多交道，对于他们这一类型已经看惯了，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但是卡塔瓦索夫，由于忙着从事科学工作一直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们，却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直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探听他们的事——

①这是一支爱国的歌曲。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他到二等车里去，亲自同他们谈一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着这话去做了。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里，同志愿兵们结识了。他们正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高谈阔论，而且显然知道旅客们和走进来的卡塔瓦索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个高个子、塌胸脯的年轻人讲话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亮。他分明喝醉了，正在讲他在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他对面坐着一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军官，穿着奥地利近卫军的军用外套。他带着微笑听着那个年轻人讲，而且想要拦住他。第三个，穿着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只箱子上面。第四个沉入睡乡。

同那个年轻人攀谈起来，卡塔瓦索夫探听出来他本来是莫斯科的一个富商，不满二十二岁就将巨大的家产挥霍净尽。卡塔瓦索夫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毫无丈夫气概，娇养坏了，而且身体虚弱；他显然确信，特别是现在他喝得醉意醺醺的时候，他是在完成一种英雄事业，而且他以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姿态自吹自擂起来。

第二个，那个退伍军官，也给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显然是一个样样事都干过的人。他曾经在铁路上供过职，做过管家，自己开办过工厂，完全没有必要地谈论着这一切，不恰当地使用着一些术语。

第三个，那个炮兵，反而获得了卡塔瓦索夫很大的欢心。他是一个谦逊而沉静的人，显而易见很崇拜那位退伍近卫军官的知识和那位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一点也没有谈到他自己。当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去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谦虚地回答说：

“哦，人人都去呢。而且塞尔维亚人也需要帮助。我替他们难过。”

“是的，那里特别缺少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也许他们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

“在最需要炮兵的时候，为什么要派到步兵队里去？”卡塔瓦索夫说，按照炮兵的年龄推断，他一定已经升到相当高的官阶了。

“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我是一个退伍的军校学生，”他说，于是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军官考试没有及格。

这一切凑拢起来给予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上去饮酒的时候，他想同旁的人谈谈来证实一下自己的不良印象。有一个穿军用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倾听着卡塔瓦索夫和志愿兵们谈话。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卡塔瓦索夫就跟他攀谈起来。

“去那边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有多么不同啊！”卡塔瓦索夫含混其词地说，想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要探听一下那位老人的见解。

这老人是一位军官，参加过两次战役。他知道一个军人应当是怎样的，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酒瓶不离口那股劲头看来，他认为他们是不好的兵士。除此以外，他住在一个县城里，他很想讲讲那个县城里有一个参军的退伍军人，那是一个谁也不肯雇用的醉汉和窃贼。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在目前社会上这种情绪之下，发表任何违反公论的意见都是危险的，特别危险的是指责志愿兵们，因此他也只望了望卡塔瓦索夫。

“哦，那边需要人，”他说，眼里含着笑意。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最近的战事消息，互相掩饰着不知明天会和谁交战的疑惑心情，因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告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对志愿兵的看法的时候，不由地说出违心之论，好像他们都是最杰出的人一样。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志愿兵们又受到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又出现了，省城的妇女们向志愿兵们献花，陪着他们进入餐室；但是这一切已经比莫斯科差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