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装帧是对书籍进行整体设计的艺术活动，涵盖了从书籍内容的组织、排版，到封面、封底、书脊、内页纸张、插图等各个方面的设计，以实现书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其中，封面设计是书籍装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书籍的“门面”，通过色彩、图形、文字等元素的组合，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传达书籍的主题和内容，同时体现书籍的整体风格和特色。

回过头来看，许多人发现，七十年代的书籍封面设计，已经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巅峰之作，特别的漂亮，让人十分地惊艳。给人感觉，五六十年代，无法媲美，八九十年代，望尘莫及，2000年后，更是难望项背。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对50年代到现在的书籍进行了纵向梳理，对比发现，读者之所以觉得七十年代的书籍封面一枝独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七十年代，出版社都配备有专门的书籍设计人员。不管是色彩、构图、还是布局，都有专家做一定的考量。以致七十年代的封面色彩典雅，构图清秀，布局合理，他们特别擅长在32开的有限空间里，简略得当，留白合理，给人以黄金比例，就像一个身材匀称的姑娘，给人以美的享受。

二是七十年代的封面，80%以上都是一幅精美的绘画作品。那时候的书籍封面，极少用摄影作品，而且这种绘画作品常采用写实风格的绘画，不用漫画，不用抽象画，大概都是一幅幅精美的国画、水彩画。也有用油画、水粉画的，但相对比较少，主要还是以靓丽的国画为主，而且还是以写意国画为主，避免了工笔画的呆板，显得每幅封面灵动，明快、有韵味。

三是七十年代的书籍封面，绝大多数都是名家所绘。以下这些画家，都是活跃在六、七十年代的封面及插图大家：孙铁生，曾为20多部文艺作品创作插图； 王立志，曾为小说《山菊花》《山茶花》《迎春花》《大刀记》等作封面和插图。关景宇，历任北京出版社美术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报》副主编，擅长连环画、插图，作品有《林道静》《骆驼祥子》《豹子湾战斗》等。赵宝林，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起，除了插图外，与关景宇合作创作长篇连环画30多部，代表作有《林道静》《骆驼祥子》《丹心谱》等。刘文西，以人物画著称，是黄土画派的创始人。七十年代如《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的封面画和插图等。另外，华三川、刘继卣、贺友直、戴敦邦、丁斌曾、丁荣魁、黄英浩、陈逸飞、魏景山、韩伍、严国基、韩敏、胡克礼、范一辛，盛增祥等著名连环画家都曾为书籍创作过封面和插图。

四是所有作品的书名，大多由大师或名家题写。所有的书法，都是各美其美，各有特色，美不胜收。哪怕就是美术字，也是名家亲手设计而成，而不是电脑提供的“雷同”。刘庚三、欧阳允文、何仰羲、黄济云、黄钟骏、启功等书法名家，都曾应邀为当时的书籍题写书名。当然，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名头不太响亮的书法家为书籍题写书名的书法家，就更是不计其数，但都有章有法，与画面相得益彰。不像八十年代和以后，有些书名的书法，什么阿毛阿狗都能不顾廉耻一挥而就，丑陋不堪，实在令读者汗颜。

从那一时期的文学书籍封面的绘画内容来看，画家们很专注于体现当时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和文化氛围。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书籍，封面常以红色为主色调，搭配英雄人物形象或革命场景，传递出强烈的革命情感和精神力量；而反映农村生活的书籍，封面可能会展现田园风光、农民劳作的场景，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从设计理念看，七十年代的封面设计，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注重通过封面设计准确传达书籍的主题和内容。设计师们以质朴的态度对待设计工作，用心去构思和创作，不追求过于华丽和复杂的效果，而是以简洁、大方、直观的方式呈现书籍的核心信息，使封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视觉吸引力。

综上所述，七十年代的书籍封面之所以赏心悦目、让人爱不释手，无外有三，一是没有电脑的统一字体，各有千秋的书法，让读者流连忘返；二是拒绝使用照片，让画面干净、生动，设计感满满；三是封面绘画多由著名画家完成。而五六十年代的封面作品，虽然为七十年代的封面作品打下了基础，但由于经济底子薄，纸张粗劣，上好的作品，在印刷过程中，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而八十年代以后，由于电脑的运用与普遍，书籍的名字清一色电脑字库用字，毫无特色可言。最让人扼腕的是，读书人减少，出版业不景气，书籍设计人员改做广告设计等其他行业，出版社没有了专门封面设计的专家，封面设计信马由缰，更可恨者，有的编辑部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书法如何拙劣，以次充好，把自己的“涂鸦”拿出来作为封面题字，以完工为了事。有的画家达不到那个艺术水准，创作的作品像三岁孩子的涂抹，照样好意思拿出来做封面，得过且过，对书籍装帧完全不负责任。

来源：吴风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