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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儿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忌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辞。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1、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2、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3、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4、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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