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 中共“红色特工”潘汉年

2. 潘汉年的最后岁月

3.毛主席一生原谅了很多人，为何唯独不原谅潘汉年？

一

中共“红色特工”潘汉年

文丨丘濂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

顾顺章不仅了解党的诸多核心机密，而且还知晓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地址。

因此，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

后排左三即顾顺章

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组建，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直接负责。

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

由此，潘汉年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生涯。

此时潘汉年已来到上海6年。6年的时间，他从一名普通的创造社成员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一直在积极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因为工作的需要，他经常打扮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有个“小开”的称号（上海话，富家子弟）。

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广阔的人际关系成为他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比如，曾为袁世凯幕僚、后来又是杜月笙高级幕僚的杨度，就是潘汉年情报网中的重要一员。

杨度入党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这个秘密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前才公布。

青年杨度

潘汉年成功地将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结合在一起。

老同盟会员、当过北洋政府国会议员的王绍鏊，辛亥革命后曾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的胡鄂公，经济交易所经纪人、工商界名流章乃器的胞弟章秋阳……他们都被潘汉年发展成情报搜集员。

甚至一些不起眼的邮电局投递员、大商场柜台的售货员，都是潘汉年情报网的一环，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这期间经过潘汉年的情报网汇集的重要战略情报包括：

正在酝酿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美、英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企图用牺牲中国的办法来和日本做交易；

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的进攻方向是南下而不是北上。

1938年3月29日，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1939年5月，潘汉年从延安到达香港。10月，潘汉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不久回到上海。

此后，他经常往返于香港、上海之间。

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从1942年初到5月，潘汉年等人严密组织，从日军的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等，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内地及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的爱国青年。

1943年，潘汉年在另外一位情报人员关露的安排下，和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见面。（点击可看：红色女特工关露的凄绝传奇）

同年，他又在李士群的要求下会见了汪精卫。

这次和汪精卫的会见，潘汉年并没有向上级汇报，因为当时正值淮南根据地整风高潮，杨帆等敌工干部被审查，他担心被牵连。

这件事，成为之后终结潘汉年政治生命的祸根。

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与副市长潘汉年在市内视察

1955年，身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被秘密逮捕。

他的内奸罪包括三条，除了和汪精卫会面之外，还有1936年投降国民党，以及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

参与审案的几人都觉得案情疑点颇多，在向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后，谢觉哉说：

“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的。”

潘汉年（1906～1977）

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劳改农场去世。

他的墓碑上写着“肖淑安之墓”，那是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指出：

“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很大功劳。”

二

潘汉年的最后岁月

文丨张云

摘自：《潘汉年的一生》（张云著）

摘要：

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一个辅助陈毅市长领导着50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当家人，一个深受群众爱戴和敬仰的人民公仆，一个在四个月前主持那座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大厦落成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一下子成了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潘汉年到底是怎样被捕的？他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

1955年3月16日，时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发布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典礼》的新闻报道。

开幕式的盛大典礼于15日上午9时在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中央大厅前的广场上隆重举行。潘汉年出席并讲了话，还为此剪彩。

在同一版面上，留下了潘汉年剪彩时的照片：

他低着头，左手握彩球，右手拿着剪子剪彩。一男一女两位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站在他的两侧；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尤金院士、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范子久等中外贵宾及上海党政军各界领导都围着潘汉年，望着他剪彩时庄重的一刻。

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潘汉年的讲话摘要。

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毅（右三）、陈丕显（左二）、潘汉年（右一）、王尧山（右二）等上海市领导寻访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

1955年7月17日下午6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该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的倒数第二段宣布了一则关于潘汉年的消息：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行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第二天，7月18日，全国所有的各大报纸，包括《解放日报》都一律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彭真的报告，都一律附有各报的社论或短评，都一致表示拥护的态度。

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一个辅助陈毅市长领导着50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当家人，一个深受群众爱戴和敬仰的人民公仆，一个在四个月前主持那座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大厦落成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一下子成了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两则消息，真是天上与地下！

潘汉年到底是怎样被捕的？他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

神秘的“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上，潘汉年参加了尤金大使举行的盛大酒会，在发表了简洁的祝酒词后，便匆匆离开宴会厅，告别了董慧，乘上了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右起：潘汉年、陈毅、盛丕华（解放初期）

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上海市委的代表，除潘汉年外，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共6人。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根据会议的统一安排，上海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潘汉年就住在6年前赴任途中在北京等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时所住过的房间：三楼303室。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

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这个计划的报告；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会议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先由邓小平作报告，接着进行讨论。

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示了态度，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

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毛泽东在会上的这番讲话，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

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前排下蹲者）、项英，1938年在延安

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

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

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现在胡均鹤已经被捕，饶漱石、杨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中央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再也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这块心病深藏起来了。

他下决心响应毛泽东号召，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彻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1952年11月，潘汉年（前排左一）到上海火车站欢迎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3月31日，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满腹心事的潘汉年叩开了夏衍的房门，向自己的“老搭档”诉说了心里的苦衷：

“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

夏衍感到这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潘汉年没有说，夏衍当时也不便问，于是便诚恳地对潘汉年说：

“那你就赶快向陈老总（指陈毅）去说清楚。”

由于自己的决心和夏衍的鼓励，潘汉年于4月1日找陈毅面谈，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

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答允他一定向中央汇报，同时安慰了他几句，要他思想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罗瑞卿

就在罗瑞卿奉毛泽东之命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兼电影导演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到北京饭店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

时近黄昏，由吴祖光作东，邀潘汉年、夏衍到东单新开路的康乐小饭馆吃晚饭，同去的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女秘书李子云。

据吴祖光回忆，那天潘汉年和平常一样，衣着整洁，由于刚理完发而更显得容光焕发。但吴祖光感觉到他不像往常那样兴致勃勃，似乎有一些忧郁，整个晚饭时间很少讲话，饭后也是他首先提出要回饭店休息。

潘汉年回到了北京饭店他住的303房间。

晚上8时许，潘汉年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的客厅里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去一趟。

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

找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