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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丝离开了房间,法官若有所思地敲着桌子。
“贝克斯先生,”他终于开口了,“我们所听到的证词都是相互矛盾的,我们该相信谁,弗朗索瓦丝还是丹尼丝?”
“丹尼丝。”局长断然说道,“是她开门请来访者进来的。弗朗索瓦丝又老又顽固,而且很明显不喜欢多布罗尔夫人。而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表明,雷诺跟另一个女人有瓜葛。”
“哦!”阿尔特先生叫道,“我们忘了告诉波洛先生。”他在桌上的一堆文件里翻找着,最后找到一张纸,递给了我的朋友波洛,“这封信,波洛先生,我们是在死者的大衣口袋里发现的。”
波洛接过信,打开来。信纸有些破旧,皱巴巴的,是用英语写的,笔法很不成熟。
亲爱的:
为什么你这么久都没写信给我?你仍然爱我,对吗?最近你写的信跟从前大不相同,冷淡,奇怪,现在又毫无音信。这让我很担忧。如果你不爱我了怎么办!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真是个傻子,总爱胡思乱想!可如果你不爱我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也许我会自杀!没有你,我无法活下去。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中间也许还有一个女人,那就叫她小心点——你也是!如果你们在一起了,我会马上杀了你!我说到做到!
哦,我真是言过其实、胡言乱语。你爱我,我也爱你——是的,爱你,爱你,爱你!
爱着你的贝拉
没有地址和日期,波洛一脸严肃地把信还给他们。
“那么你的推测是——”
预审法官耸耸肩。
“显然,雷诺先生跟这个叫贝拉的女人有牵连!来到这儿之后,他遇见了多布罗尔夫人,便偷偷跟她在一起,而冷落了另一个。因此她立刻起了疑心,这封信明显包含着威胁的意味。波洛先生,这案子乍看之下很简单,就是嫉妒。雷诺先生背部中了一刀,这明显是女人的作案手法。”
波洛点点头。
“从背后刺了一刀,是的——但坟墓的事不是这样!那可是个体力活儿,很艰难——女人可挖不了那个墓坑,先生。是个男人干的。”
局长兴奋地喊道:
“没错,你说得对。我们没想到这一点。”
“我说过,”阿尔特先生继续说道,“乍一看,案子很简单,但是戴面具的人,还有你从雷诺先生那里拿到的信,又让问题复杂起来。我们好像遇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而两者之间又毫无联系。至于那封写给你的信,你认为指的是这个‘贝拉’还有她的威胁吗?”
波洛摇摇头。
“不太可能。像雷诺先生这种人,曾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过着冒险式的生活,不太可能为了一个女人而寻求保护。”
预审法官用力点点头。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们必须查查他为什么会写这封信——”
“在圣地亚哥。”局长接了下去,“我立刻发电报给那个城市的警察,查询死者在那儿生活的全部情况,比如他的情史、业务往来、朋友以及可能结下的仇家。如果这样还找不到他神秘被杀的线索,那可就奇怪了。”
局长环视四周,看大家是否也这么想。
“太好了!”波洛表示赞许,又问,“在雷诺先生的遗物中,你有没有找到贝拉写的其他信件?”
“没有。我们第一步就搜查了他书房里所有的私人文件,但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一切好像都清清楚楚、光明正大,唯一不寻常的就是他的遗嘱。在这里。”
波洛浏览着文件。
“是这样。一千英镑的遗产给斯托纳先生——对了,他是谁?”
“雷诺先生的秘书。他留在了英国,曾经在周末的时候来过这儿一两次。”
“其他一切财产都无条件地留给他挚爱的妻子。遗嘱很简单,却绝对合法,由两个仆人作证,丹尼丝和弗朗索瓦丝。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他把遗嘱还了回去。
“也许,”贝克斯说,“你没注意到——”
“日期?”波洛眨眨眼睛,“没错,我注意到了。是两个星期前写的,也许那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危险。很多有钱人从未想过自己会遇到不测,所以没有立下遗嘱就死了。然而这份遗嘱说明,尽管他和别的女人有私情,却是真心喜欢他妻子的。”
“是的,”阿尔特先生犹豫不定地说,“但可能这对他儿子有一点不公平,因为这将导致他必须完全依赖母亲。如果她再婚了,第二任丈夫又占据主动,那么这孩子就永远别想得到他父亲一分钱。”
波洛耸耸肩。
“男人是种自负的动物。雷诺先生肯定认为他的遗孀不会再嫁。至于儿子,把钱留给他妈妈未尝不是一种明智之举。有钱人的儿子一般都挥霍无度。”
“可能就像你说得那样。现在,波洛先生,你肯定想看一下案发现场。很抱歉,尸体已经被挪走了,不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都拍了照片,洗好之后马上拿给你看。”
“谢谢你的好意,先生。”
局长站起身来。
“跟我来,先生们。”
他打开门,非常有礼貌地向波洛一鞠躬,示意他先走。波洛也后退一步,向局长礼貌地鞠了一躬。
“先生,请。”
“您请,先生。”
最后他们走进门厅。
“那边的那个房间是书房,嗯?”波洛忽然问道,朝对面的门点点头。
“是的。你要看看吗?”局长边说边打开了门。我们一起走了进去。
雷诺先生为自己选的专用房间很小,布置得却很有品位,非常舒适。靠近窗户的位置是一张办公写字台,装有很多开放式的文件柜。壁炉对面是两张大皮质扶手椅,椅子中间放了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最新的书籍和杂志。
波洛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走了两步,一只手轻轻地摸了一下皮椅的椅背,从圆桌上拿起一本杂志,伸出一根手指小心翼翼地在橡木柜上画了一下,脸上露出非常赞许的表情。
“没有灰尘?”我笑着问道。
他冲我微微一笑,对我了解他的癖好表示赞赏。
“一粒灰尘也没有,我的朋友!这次反倒很遗憾。”
他那鸟儿般尖锐的眼睛扫来扫去。
“啊!”忽然,他用宽慰的语气说,“壁炉前面的地毯没摆正。”说罢,他弯下腰拉直。
突然,他惊呼一声,直起腰,手里拿着一小块粉红色的碎纸片。
“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他说,“仆人都不打扫毯子下面吗?”
贝克斯接过他手上的纸片,我也凑近了去看。
“你认得出来吗,嗯,黑斯廷斯?”
我困惑地摇摇头,不过那粉红色纸片的独特色调倒是十分眼熟。
局长的脑筋比我转得要快。
“支票的碎片!”他大声说。
这张纸大约两英寸见方,上面用墨水写着“杜维恩”。
“很好,”贝克斯说,“这张支票是开给一个叫杜维恩的人,或者是他开出的。”
“我觉得是前一种情况,”波洛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雷诺先生的笔迹。”
跟桌上的一份备忘录比较过之后,这种说法很快得到了证实。
“天哪,”局长垂头丧气地嘟囔着,“真不敢相信我居然把这个给忽略了。”
波洛大笑。
“这件事教导我们每次都要查看毯子下面。我的朋友黑斯廷斯会告诉你们,任何东西,但凡有一点歪斜,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我一看到那块壁炉毯子没摆正,就会对自己说:‘啊,肯定是推椅子的时候被椅子脚钩住,弄歪了。也许下面有什么东西勤劳的弗朗索瓦丝没注意到。’”
“弗朗索瓦丝?”
“或者丹尼丝,要不就是莱奥妮,反正就是打扫这个房间的人。既然没有灰尘,那今天早上一定打扫过房间了。我来把事件重新组织一下。昨天,也许是昨晚,雷诺先生开了一张支票给一个叫杜维恩的人,后来支票被撕碎了,散落在地板上。今天早上——”
但是贝克斯先生已经性急地按响了铃声。弗朗索瓦丝应声而到。是的,地板上有很多碎纸。怎么处理的?当然是放进厨房的炉子里给烧了!不然呢?贝克斯做了个表示失望的手势,让她走了。接着,他脸上又露出了笑容,跑到写字台那里,把死者的支票簿翻找一气,又做了个失望的手势。最后一张票根是空白的。
“别泄气!”波洛喊道,拍拍他的背,“雷诺夫人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个叫杜维恩的神秘人是谁。”
局长的脸色由阴转晴。“没错,我们去问吧。”
当我们转身离开房间时,波洛随意地说道:“昨天晚上雷诺先生是在这儿见客的吧,嗯?”
“是的,可你怎么知道?”
“是这个,我在皮椅的椅背上发现的。”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根长长的黑头发——女人的头发。
贝克斯先生带我们从房子的后门走出去,来到一个紧靠房子的放工具的小棚屋前面。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锁。
“尸体就在这儿。你来之前我们刚把它从案发现场移过来,因为摄影师已经拍完照片了。”
他打开门,我们走了进去。被害人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床单。贝克斯先生手脚麻利地揭开盖尸布。雷诺,中等身材,瘦且单薄,大约五十岁,深色的头发中夹杂着不少银发,脸刮得很干净,鼻子细长,两眼间距很近,深古铜色皮肤,是那种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热带天空下的人的肤色。嘴唇向后缩了起来,露出了牙齿,死灰色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极其惊愕和恐惧的表情。
“看他的脸就知道是被人从背后刺了一刀。”波洛说道。
他轻轻地把尸体翻过来。在肩胛骨中间有一块黑色的圆斑,弄脏了黄褐色的大衣。衣服中间有一条裂缝。波洛严密地查看着。
“你知不知道凶器是什么?”
“就留在伤口中。”局长把手伸进一个大玻璃缸中,里面有个小东西,在我看来,更像是一把裁纸刀。黑色的刀柄,刀口又窄又亮,总长度超不过十英寸。波洛用指尖小心翼翼地试了试已经变了色的刀尖。
“哎哟,真锋利啊!好方便的杀人小工具!”
“可惜我们在上面找不到任何指纹。”贝克斯遗憾地说,“凶手一定戴着手套。”
“当然戴着。”波洛不屑地说,“就算圣地亚哥人也知道这一点,连一个绝对外行的英国小姐也知道——这真是多亏了报纸对贝蒂荣识别法的大力推广。不过,没有指纹我仍然很感兴趣。留下别人的指纹简直简单之至!这样一来警方就该高兴了。”他摇摇头,“我很担心我们的凶手不是个讲究方法的人,或者是他时间紧迫。不过这些以后再说吧。”
波洛把尸体弄回原来的姿势。
“我看到他大衣里面只穿了内衣裤。”他说。
“是的,法官也觉得很古怪。”
就在这时,贝克斯关好的门上传来叩击声。他大步走向前,开了门。是弗朗索瓦丝。她带着残忍的好奇心,正朝房间里面偷偷打量着。
“呃,怎么了?”贝克斯不耐烦地问。
“是夫人,她让我带个口信说她好多了,准备好见预审法官了。”
“好,”贝克斯先生干脆地说道,“通知阿尔特先生,并告诉他我们马上就到。”
波洛回头看着尸体,逗留了片刻。我还以为他会对尸体表示歉意,并大声宣布他会竭尽全力找到凶手。可他开口说话时,内容既平淡又别扭,在当时肃穆的气氛下显得十分不得体。
“他穿的大衣很长啊。”他反常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