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人都被医生的话惊呆了。死者是被一把裁纸刀刺死的，要知道，这把刀二十四小时之前刚刚被盗，可杜兰德医生坚称这个人至少死了四十八小时。整件事太匪夷所思了！

我们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有人拿给我一封电报。是从旅馆送到别墅的。我打开电报，是波洛发来的，说他乘坐的火车将在十二点二十八分抵达梅林维尔镇。

我看了看手表，知道还有时间从容地去车站接他。我认为他应该立刻知道新的案情，这一点很重要。

我想，波洛一定是很容易地找到了他想在巴黎找的东西。他只用了几个小时就飞快地回来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在想，不知道他听了这个惊人的消息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火车晚了几分钟，我漫无目的地在站台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忽然想到也许我可以打听一下，惨剧发生的当晚，是谁乘坐最后一班火车离开梅林维尔镇的，也好打发打发时间。

我走向那个样子看上去很聪明的搬运工人的头儿，没怎么费力就跟他谈起了这个问题。他义愤填膺地宣称：要是让这帮歹徒、刺客逍遥法外的话，这绝对是警方的耻辱。我暗示说他们有可能乘午夜的火车离开，可他坚决否认，说要是有两个外国人的话，他一定会注意到的——他能确定。只有二十个人左右坐那班车，他不可能没注意到。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冒出来这么个想法——可能是受到了玛尔特·多布罗尔那焦虑的语气的影响——我忽然问道：“雷诺少爷——他没有坐那趟火车吧？”

“哦，不，先生。他到了车站，又走了，前后一共不到半小时。这也没什么。”

我瞪着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接着，我明白了。

“你是说，”我的心怦怦直跳，“杰克·雷诺先生那天晚上到了梅林维尔？”

“是啊，先生，坐的是另一个方向的车，十一点四十分的。”

我脑袋一阵眩晕。那么，这就是玛尔特焦虑不安的原因了。发生命案的那天晚上，杰克·雷诺就在梅林维尔。可是他为什么没说？相反，为什么他要让我们相信他一直都在瑟堡？回想起他坦率稚气的脸庞，我很难让自己相信他跟凶杀案有牵连。然而，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为什么保持缄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玛尔特自始至终全都知道，所以才会着急地问波洛有没有人被怀疑。

我的思绪被火车进站的声音给打断了。几分钟后，我走上前迎接波洛。这个小个子容光焕发，微笑着，大声喊叫，全然忘记了我那英国式的拘谨，人还在站台上就热情地拥抱我。

“我亲爱的朋友，我成功了——奇迹般地成功了！”

“真的？听到这个我可真高兴啊。你听说这儿的最新消息没有？”

“我怎么会听到呢？案子有了新的进展，嗯？英勇的吉劳德已经逮捕了一个人？或者，没准儿是好几个？啊，我会让他变得像个傻瓜的，一定的！但你要带我去哪儿，我的朋友？不回旅馆吗？我得照料一下我的胡子——旅途的炎热让它们都变得软塌塌的了。而且，我的大衣上肯定有灰尘；还有我的领带，也要重新理一理——”

我打断了他。

“我亲爱的波洛——别管这些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别墅去，那里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能这么震惊。他的下巴垂了下去，欢快得意的神情消失殆尽。他张大嘴巴瞪着我。

“你说什么？另一起谋杀？啊，这样的话我全错了。我失败了。吉劳德会嘲笑我的——他绝对有理由！”

“那么，你没想到吗？”

“我？完全没想到。我的推论全部被推翻了——一切都毁了——这——哦，不！”他忽然不说话了，捶打着自己的胸口，“但不可能！我不会错的！我理顺了这些事实，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好了，只有一种解释。我肯定是对的！我是对的！”

“可是——”

他打断了我。

“等等，我的朋友。我肯定是对的，因此这起新的谋杀案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除非——哦，求你了，别说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恢复了常态，平静而自信地说道：“死者是个中年人，尸体是在凶案现场附近那个上了锁的棚屋里被发现的，而且死亡时间至少有四十八小时。很有可能的是，他被刺杀的情形跟雷诺先生差不多，虽然不一定也是在背部。”

这回该我张大嘴巴了。就我对波洛的了解，他还从来没做过这么让人惊讶无比的事情呢。我心中布满疑云。

“波洛，”我大叫，“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早就听说了吧。”

他那真挚的目光责怪地凝视着我。

“我会做这种事吗？我向你保证，我什么也没听到过。你没注意到，你带来的消息让我吃了一惊吗？”

“可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那么，我说对了？我就知道。小小的灰色脑细胞，我的朋友，小小的灰色脑细胞！是它们告诉我的！再没有其他可能了，只有这样才会发生第二起谋杀案。现在把详细的情况都告诉我吧。我们绕到左边，抄近路穿过高尔夫球场，然后到达热纳维耶芙别墅的后院，这样更快一些。”

我们照他说的走上了那条路，我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他。波洛听得很专注。

“你说裁纸刀留在了伤口中？那就奇怪了。你确定是同一把吗？”

“绝对确定。可这太不可能了。”

“没什么不可能。也许有两把裁纸刀。”

我抬了抬眉毛。

“这样更加不可能了吧。也太巧合了。”

“你跟以前一样，说话不经过大脑，黑斯廷斯。在某些情况下，有两把相同的凶器是不太可能的，可这回不一样。这把特殊的凶器是杰克·雷诺定制的战争纪念品。你想一下，他多半不会只定一把。很可能他还定了一把自己用。”

“可是没人提过这件事。”我表示反对。

波洛的语气中隐含着一股教训的意味。

“我的朋友，在办案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考虑到那些‘提到过’的事情。那些很重要的线索没有理由一定要被谁提到。同样，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不去提它。你可以在这两个动机中选择一种。”

我沉默了，深受启发。没用多久，我们就来到了那间早已名声在外的棚屋前。我们的朋友都在那儿，相互慰问一番之后，波洛开始工作了。

见过吉劳德工作时的样子之后，我对波洛的工作方式更感兴趣了。他粗略地看了看四周，所检查的事物也仅仅是门边那堆破衣裤。吉劳德的嘴边浮现出一丝不屑的微笑。波洛似乎注意到了，他把衣服扔在了一边。

“是花匠的旧衣服吗？”他问。

“正是。”吉劳德说。

波洛蹲在尸体旁边，手指敏捷而有条不紊地检查着衣服的质地，上面没有什么标记记号，这让他很满意。处理靴子和肮脏折断的指甲时，他特别小心。在检查后者时，他飞快地问吉劳德：“你看到没？”

“是的，我看到了。”对方说，表情难以捉摸。

突然，波洛绷紧了脸。

“杜兰德医生！”

“怎么了？”医生走上前去。

“嘴唇上有泡沫，你注意到没？”

“我承认没有注意到。”

“但现在你看到了？”

“哦，当然。”

波洛又问了吉劳德一句：“不用说，你注意到了？”

对方没有回答。波洛继续检查着。裁纸刀已经从伤口中拔了出来，放在尸体旁边一个玻璃缸里。波洛检查了一下，然后仔细验伤。再抬起头来时，他两眼发光。

“这伤口可太奇怪了！没有流血，衣服上也没有血渍，只是刀口上有一点变色。你怎么想，医生？”

“我只能说这是最不正常的现象。”

“这最正常不过了，简单至极。这人死了之后才被人刺了这一刀。”波洛挥了挥手，平息了大家的吵嚷声，然后转向吉劳德，问，“吉劳德先生同意我的说法，对吗？”

不管吉劳德心里是怎么想的，表面上他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这个结论，用平静且近乎轻蔑的声调说：“当然，我同意。”

惊讶和感兴趣的低语声又打破了平静。

“怎么想的！”阿尔特先生大声说道，“死了再刺一刀！野蛮！从来没听说过！也许是深仇大恨！”

“不是。”波洛说，“这人行凶时极其冷静——为了制造假象。”

“什么假象？”

“是差一点就造成的假象。”

贝克斯先生思考着。

“那么，这人是如何被杀死的？”

“他不是被杀的。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死于癫痫！”

此话一出口，又引起了一阵极大的骚乱。杜兰德医生再次跪下来进行彻底的检查。最后，他站起身来。

“波洛先生，我相信你的判断是对的。起先我就被误导了，忽略了其他迹象，以为这人无疑是被刺死的。”

现在波洛成了英雄。预审法官连连称赞他。波洛平静地回应着，然后说请原谅，他和我都还没有吃午饭，而且舟车劳顿，他想休息一下。我们正准备离开棚屋时，吉劳德走了过来。

“还有一件事，波洛先生，”他温和却嘲弄地说，“我们发现这件东西缠绕在裁纸刀的刀柄上——一根女人的头发。”

“啊，”波洛说，“女人的头发？不知道是哪个女人的？”

“我也不知道。”吉劳德说，然后鞠了个躬，走了。

“好一个固执的吉劳德，”我们朝旅馆走的时候，波洛若有所思地说，“不知道他想把我误导到什么方向去？一根女人的头发——哼！”

我们大吃了一顿，可我发现波洛有点心不在焉，像在想别的事。吃完之后，我们上楼回到客厅，我求他给我讲讲他那神秘的巴黎之行。

“很乐意，我的朋友。我去巴黎是为了找这个。”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褪了色的剪报——上面刊登着一张女人的照片。他把照片递给我，我不禁叫出了声。

“你认识她，朋友？”

我点点头。虽然照片是多年以前拍的，发型也完全不同，但相貌上的共同点绝对没错。

“多布罗尔夫人！”我叫道。

波洛微笑着摇摇头。

“不完全正确，我的朋友。多年前她并不叫这个名字。照片上是声名狼藉的贝罗迪夫人。”

贝罗迪夫人！我一下子想起了整件事，那起谋杀案的审讯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贝罗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