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谈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先来看基本数据：

石家庄市，2023年常住人口1123万，排名全国第13；GDP为7534.2亿，排名全国第36；人均GDP为6706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5%。

石家庄曾是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重点工业城市，曾经跻身全国城市二十强的行列。而现在，石家庄的地位却颇为尴尬，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它的经济总量比不过唐山，政治地位比不过雄安，高端服务业被京津分流，传统工业引擎也面临熄火。它的人均GDP，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里，排名倒数第三，仅仅高于南宁和哈尔滨。

无疑，今天石家庄的经济表现，和它作为一个7000多万人口的大省省会极不相称。

只有回溯百年来石家庄的兴衰沉浮，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石家庄。

火车拉来的城市

近百年来，凭借铁路的建设，不少城市从藉藉无名一跃成为一省之聚，哈尔滨、长春、郑州都是如此。而石家庄，无疑也是一个典型的“火车拉来的城市”。

现在的石家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就是一个真正的村庄，在石家庄市区的地界上，甚至从来没有过县城。滹沱河南岸的村庄都隶属于真定府（雍正时改为正定府），府城的所在，就是滹沱河北岸的今正定县城。

正是这一条滹沱河，改变了石家庄的命运。20世纪初，连接河北和山西的正（正定）太（太原）铁路修建，但在正定一侧却没有合适的起点站选址。靠近正定府城的选址在滹沱河北岸，对于当时的铁路建设而言，跨越滹沱河是巨大的施工难度和成本增加；靠西的获鹿县城（即今石家庄鹿泉区）选址，又有人质疑影响风水。最终，正太铁路的终点站设在了今天的石家庄，既不用跨越滹沱河，又是一块不怕引起争议的白地。

近代工业的兴起，使山西的煤变成重要的战略物资，正太铁路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正太铁路石家庄站的旁边，就是京汉铁路上的三等小站振头，石家庄由此成为连接两条铁路的枢纽。正太铁路是窄轨，而京汉铁路是标准轨，货物中转需要人力搬运，更让石家庄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的“旱码头”，迅速崛起成为华北平原中部的商贸枢纽。

彼时石家庄的核心区，原属石家庄和休门两个村，因此两地一度合称“石门”。日本侵华期间，在华北地区主要依托铁路线进行军事控制，于是在1939年设石门市，把它作为其扫荡华北的据点。日据期间，正太铁路改为标准轨，联通石家庄和德州的石德铁路建成，石门成为十字形的铁路枢纽，交通地位更加凸显。在这期间，石家庄已经超过省会保定，成为河北第一大城市。

计划经济的“宠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石家庄有颇为特殊的意义。1947年，石家庄成为华北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从1947年起，五大书记先后来到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这也成为共产党进京前的最后一站。

经过了20世纪上半叶的开发，石家庄不仅交通便利，更是华北工人阶级力量最雄厚的城市之一。1949年之后，河北省会虽然仍在保定，但中央对石家庄格外垂青。

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石家庄占到了3项——华北制药厂、石家庄棉纺厂、石家庄热电厂。为了配合制药厂的建设，石家庄还从东德引进了一家药用玻璃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工业城市本质上是厂矿的集合，哪里能获得更多的大项目，哪里就自然会成为更大的城市。从1949年到1968年，石家庄虽然还没有成为省会，但却一直都是仅次于京津的华北第三大城市。

1958年，天津一度取消直辖成为河北省会。1967年，天津恢复直辖，河北省会迁回保定，但在特殊年代，河北省级机关受“武斗”所困，无法在保定安稳立足，于是在1968年迁到了“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石家庄。石家庄由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会。

石家庄的工业优势，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华北制药厂被誉为共和国医药工业的“长子”，也带动石家庄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化学药产业基地。钢铁、纺织、矿机，石家庄的轻重工业门类完整程度，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1993年，河北省辖的地级石家庄市和石家庄地区合并，当年GDP就排名全国第21位。1997年，石家庄GDP更达到了全国16名的历史高位，在当时全国省会城市中仅次于广州、杭州、成都、武汉和沈阳，在南京、福州之前，相当于济南的1.07倍、郑州的1.36倍、合肥的2.94倍。

“非典型”省会的陡然滑落

2004年，石家庄GDP是1633亿元，排名全国第19，比排名第21的唐山还高出5亿。然而，这是它最后一次跻身全国城市二十强。此后，石家庄的GDP排名一路跌落，从2016年开始，已经到了全国城市的三十名开外。2023年，石家庄GDP只相当于郑州的55%，济南和合肥的59%。无疑，石家庄是全国滑落最快的省会城市之一。

石家庄最重要的工业是制药。但化学原料药是一个污染非常严重的工业门类。京津冀打响“蓝天保卫战”，石家庄必须完成污染减排的硬任务。在制药之外，石家庄的钢铁等行业同样偏重，也面临压减产能和关停并转的要求。石家庄工业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落千丈。

传统工业优势不再，石家庄在招商引资上也没有太大作为，三鹿事件重创石家庄形象，让石家庄招商变得更难。河北虽然是个人口大省，但石家庄僻处西南一隅，对全省的辐射力很弱，河北人如果要打工做蓝领，京津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同时，石家庄和京津距离相对比较近，也使它在华北铁路和航空网络中只能作为次级枢纽，而无法像郑州、武汉、成都等城市一样获得更高的交通能级。劳动力腹地有限，交通枢纽能级偏低，使得石家庄在吸引电子、汽车等重要产业落地时面临天然劣势。同时，靠近京畿的特殊政治环境、高悬的环保利剑也使得石家庄的班子在招商引资上比较审慎，劳动密集型产业难入石家庄法眼。

石家庄虽然在1968年就成为省会，但它的省会功能始终不完整。在计划经济时代，石家庄从近代工商业中心变成重要的工业基地，但不同于很多成功转型的城市，石家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产业结构仍然比较跛脚——重工业而轻商贸。石家庄是临时搬来的省会，这座城市的主体只有省市机关和工矿企业，这和许多其他省会全然不同——石家庄整体上缺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河北省内很多省一级的资源都不在石家庄——河北大学至今还留在保定，河北唯一的前“211”河北工业大学，甚至干脆在天津。

事实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和竞争性行业的工业企业拉开了差距。拥有更多“体制内”岗位的城市，天然会有更强的消费力。然而石家庄作为一个“非典型省会”，并没有吃到太多“省会红利”，却遭受了沉重的“老工业基地”转型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石家庄成了关内少有的“东北化”的省会。在过去二十年全国大规模城市化的浪潮里，石家庄被遗忘了。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石家庄在省内的地位之低，在全国各省中无出其右。京津插入河北腹心，本身导致河北高端资源和高端产业的空心化，自不必说。就连河北省自身的战略规划里，石家庄的位置也没那么重要。本世纪前十年，河北“以钢为纲”的年代，河北最重视的工业城市是滨海的唐山。到了2017年，“千年大计”启动，河北最重要的区域发展任务，又变成了雄安。石家庄既不是全省的枢纽，也不是全省的政治高地，就真的只是纯纯的“省政府办公地”而已。在“强省会”高歌猛进的年代，如此“弱省会”的处境，自然艰难。

路在何方？

石家庄的困境，其实是北方许多工业城市的困境。在近代化浪潮中诞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为工业重镇，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却迷失了自己的位置。

石家庄的情况更为特殊。

从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密。北京搞北京的，天津搞天津的，石家庄搞石家庄的，总的来说，石家庄还是一个在冀中南地区相对独立发展的工业都会。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石家庄的命运已经深刻嵌入到它所处的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有本质上的不同。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复杂且相对高端的工业连绵集聚区，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开放高地，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圈。在这样的都市圈，无论是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还是苏州、常州、东莞、佛山这些周边节点城市，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

然而京津冀本质上并不是高端工业集聚区。一方面，北京需要蓝天绿水，限制了京津冀工业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渤海+海河流域”的组合，相较长江、珠江水系，缺少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比较优势，也自然难以形成更高效的外向型工业网络。

北京是一个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它没有像上海、深圳乃至苏州、广州这样的庞大工业产能，几乎不存在工业的外溢。高端服务业本身又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天然有聚落的效应，也不可能扩散到300公里之外的石家庄，遑论高层现在为“非首都功能”疏散设计的目的地，也是雄安而非石家庄。

石家庄在某种意义上，被北京彻底盖了帽。北京强大的城市势能，使石家庄的第三产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很难发展；北京对绿色环保的要求，使石家庄不得不大量淘汰落后的工业产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主动疏散，石家庄同样也分不到一杯羹。一般省会的发展路径，处在北京阴影之下的石家庄，是走不通的。

或许，石家庄只能做更务实的选择，“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成为冀中南乃至晋冀鲁豫交界地带的区域性产业中心。客观来说，全国工业产能的分布已经比较固化，但石家庄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储备，并没有完全下牌桌。生物制药、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绿色低碳……都是石家庄产业转型的优先方向，能不能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实现既有工业的转型升级，并且吸引更多外来资本，决定了石家庄的经济能否企稳。

从1909年石家庄站建成算起，石家庄今年才不过115岁。石家庄115年的起伏跌宕，再清晰不过地反映了一个事实，城市的命运，固然要看到自身的努力，但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永远是大环境，是历史的进程。

 来源：元淦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