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果然不愧大手笔，一篇《放鹤亭记》，短短几百字，于轻描淡写的叙事抒怀之中，讲出了一番颇有见地的道理。

春秋时代，卫懿公爱养鹤，“出则鹤乘轩而行”，爱鹤甚于爱自己的将士。后来，强敌兵临城下，懿公让将士去抵御，皆曰: “公有鹤，何不以御敌，乃用吾为?”结果，卫国亡了国。相反，晋代刘伶、阮籍等人崇尚虚无，纵酒昏酣。但不仅以此“全其真”，而且以此“名后世”。

对此，苏东坡感慨道: “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细细想来，先生这番话是很值得回味的。

萝卜青菜，各人所爱。一般来讲，对于个人爱好之类，不必过于认真。但人的身分、地位不同，这类事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刘伶酒喝得再凶，大不过醉死完事，无碍大局。因为他是隐士，无职无权。卫懿公则不然。他爱养鹤，仅以爱好论，较之酗酒，不失其高雅。但他爱鹤成癖，荒废政务，国破家亡也便在意料之中了。因为他是国君，一国之兴衰系于一身。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南宋时，出了位有名的“蟋蟀宰相”，此人叫贾似道。作为斗蟋蟀的爱好者，他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全书洋洋万言，详细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等方法，尤其对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更足称述。如果从昆虫学研究方面来评价，他不失为一代开创者。但他是宰相，不以军国大事为重，襄阳被蒙军围困半年，他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却成天在私邸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有客戏之曰: “此军国重事耶?”他听了竟一点也不脸红。朝廷腐败，终于导致了南宋政权的崩溃。贾似道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也理所当然的落得个千古骂名。

话又说回来，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的爱好也往往反映出他某一方面的才能。特别是爱好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是可以搞出一番成就来的。倘如此，那就大可不必硬要干自己不爱干或者不会干的事。这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大诗人李白，爱喝酒，诗也作得好，假如他去从政，恐怕李白也就不是现在的李白了。南唐李后主，本志是要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他知音律，善词章，工书画，其《虞美人》词作，堪称千古绝唱。但，历史给人开了个玩笑，他被阴错阳差地推上皇帝的宝座，终因政治上的软弱和低能，做了亡国之君，后人评价他是“风流才子，误作人主” ，这是的确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故事: 汉灵帝刘宏，好积钱财，不择手段，他明码标价，公开卖官，有钱者现金交易，无钱者也可 变通，有的比较清廉的官吏升迁、没有钱财交纳，灵帝便同人家百般讨价还价，颇工于算计。这样一个腐败不堪的皇帝本不足道，有意思的是有人给他写的一首讽刺诗，其诗云:“莫怨灵帝庸无才，只怪老天错安排，天生一副商贾料，缘何派他秉政来?”妙哉，斯言! 善哉，斯言!

(1987年8月28日《杂文报》)

【赏析】

杂文的表现形式可谓五彩缤纷，不拘一格。对话、格言、书信、日记、读后感，无不可为之。本文是一篇读后感，但同样也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杂文。

苏轼的《放鹤亭记》是我国宋代的一篇优秀散文，历来被读者所传诵。杂文标题冠以“重读”二字，表明作者对苏文的锺爱。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反复吟咏，必有深感。本文的这个“感”，并非直白地说出，而是如同与读者拉家常一般，侃侃而谈，娓娓道来。

文章开篇，简要地概括了原文的内容，点出全文的主旨: 个人爱好对于不同身分、不同地位的人来说不可同日而语——刘伶、阮籍之辈虽“纵酒昏酣”，却能“全其真”、“名后世”; 而卫懿公之流爱鹤成癖，终于导致卫国灭亡。重点也非常明确，即劝诫身负军国重任者，切不可因个人爱好无度，荒废政务，招致国破家亡。文章至此，作者并未止步。“话又说回来，从另一个角度看……”笔锋一转，提出了正当的爱好有利于发挥个人才干、成就一番事业的命题，并引用李白与李后主的例子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证明。古人云“文似看山不喜平”，这种由此及彼、曲径通幽的写作手法，使文章显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可以收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文章末了，引用一首诗作结，只加两句赞语，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全由读者去体味，去思考，可谓言未尽而意无穷。

在这篇杂文里，除了苏轼原文中提到的卫懿公爱鹤和刘伶、阮籍嗜酒两则历史典故外，作者又引出了“蟋蟀宰相”贾似道、“斗酒诗百篇”的李白、“风流才子，误作人主”的南唐李后主、“好积钱财” “工于算计”的汉灵帝刘宏等历史人物及其掌故，而且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足见作者历史知识之丰厚。一篇杂文，倘无坚实的知识打底，仅靠逻辑推理与空洞的论辩，必然显得苍白无力，读来令人索然无味。

一般写读后感的文章多有两个通病:一是过多引用原文，成为原文的复述，并无作者个人的独到见解;二是离题万里，海阔天空，使读者不得要领。而本文则无以上两方面的弊端，做到了“放得开，收得拢”，既围绕原文的主题，又不拘泥于原文，可谓形散神不散，文杂意不杂。因此，这篇杂文能获得1987年《杂文报》举办的“鲁迅风”杂文征文二等奖，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