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文艺，都要取材。环境有依据，人物也有依据。但一进入作品，即是已经加工过的，不再是原来的环境和人物了。这就象镜花和水月一样，多么逼真，也不是原来的花月了。有些读者，不明此义，常常按图索骥，已近于庸俗社会学。而有些人却听信传言，在文艺作品中，去寻找自己，这不只有悖常识，也常常流于庸人自扰的混乱之境。
文学作品，当以公心讽世为目的。以暴露人家的隐私为目的作品，被称为黑幕小说。作品、作者，都不足道。明白人更不必去过多注意它的内容，从中探索自己的影子。
曾孟朴的《孽海花》，人物多有依据。书中有实可指者，近二十人。显宦包括张之洞，名流包括李莼客。但在当时以及后来，没有听说有谁，或是谁的后代，出来抗议，说书中某某人，写的就是他，或是他的祖先。因为谁都知道，人物一进入小说，便是虚构，打破镜子摘采花朵，跳进水中捞取月亮，只有傻瓜才肯那样去干。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赛金花。她不只承认写的就是自己，而且把作家夸大的部分，虚构的部分，都包了下来。因为，这对她来说，都没有坏处，倒有好处。
老实说，近些年，确有一些熟人、朋友的个别事迹，写入了我的文章，但也只是摘取一枝一叶，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全部评价。朋友仍然是朋友，熟人照旧是熟人。当然也有的从此就得罪了，疏远了，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过去，当政治风雨突然袭击时，有些人对同志，对朋友，无中生有，造谣污蔑，不只使当事者蒙不白之冤，也使他的家属，有血泪之痛。这称之为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毫不为过。但这种做法，人们习以为常，他本人也会轻易地忘记。
而在太平盛世，天晴气朗之时，别人偶然描绘了一下类似他的嘴脸，伤不了他的半根毫毛，好官自为之，名人自当之，却忍受不了，以为别人不够朋友，刻薄无情，从此要绝交，要打句号。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奇异现象。
其实，目前的环境，周围的关系，绝不会因为他的某一特点，被某一作者采撷了去，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例如，我曾写入杂文“谈迂”中的那个人物，在后来整党的时候，就竟然当上了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人，都还活着，不以为怪。
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我的作品。鲁迅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去写毛毛虫、痰和字纸篓。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是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其中也包括我的亲友、家属和我自己。
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有很多弱点。一生之中，长期漂流在外，对家庭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做过的错事、鲁莽事、傻事，都曾使亲人焦虑、感伤。到了晚年，时常自责并无掩饰地写出来，作为临终前的忏悔。
对于别人，交往也好，得罪也好，我已没有什么希求。我从来不愿得罪人，甚至不愿得罪院里的猫和狗，但我不能不写东西。
我过去所写的小说中，也有坏人吧?现在看起来，都很概念。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但确实也不愿再写多少了。
一生之中，我得到过的东西很多，有些过分。当然失去的也不少。现在，我已经进入了无欲望状态，不想再得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了。有人说，老的一代，必都有一种失落感，那恐怕是一些人的推测之词。
1988年春
(1988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赏析】
生活原型一旦进入文艺作品，便犹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这本来属于常识。然而有人却常要按图索骥，或者从中寻找自己以“对号入座”，由庸人自扰继而扰人。孙犁的《谈镜花水月》就是对这种奇异社会现象的描绘与评说。在我国当代作家中，孙犁以注重自身修养而闻名，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这篇“随感录”式的杂文所透视给读者的，也正是他作为饱经沧桑的“老者”和学识渊博的“学者”的双重形象。文章从作品与材料的关系入笔，然后写到《孽海花》的人物依据，以及这些原型人物对小说的不同态度; 写到在过去政治风雨中有些人对同志、对朋友投井下石，人们却习以为常，而在太平盛世却难以容忍别人类似他“嘴脸”的描述; 写到这种情态的“奇异”，以及自己的写作态度。所有这些，皆以他自己亲身经历与见闻来进行善意的说理和疏导，对那些搞庸俗社会学的人和流于庸人自扰的混乱之境者，可说是左理右喻，苦口婆心。文章不加雕饰，任其自然，娓娓道来，层层剥示，象沧桑老者谈天说地，渊博学人讲古论今，给人以回环曲折之美，一唱三迭之趣。这确实是一种进入了化境的“没有艺术的艺术”。
孙犁是“荷花淀”派的奠基者，他的文章从柔着笔，柔中有刚。近作中更有一种冷隽之气，这与他的阅历不无关联。正如文中所述:“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这篇杂文所写多为凡人，所记皆是琐事，整体上却在讽世喻人，讲述艺术与人生的大道理，此等效果的实现，除了作家的思想修养外，大抵得之于浅语有味，淡语有致的写作风格。孙犁坚持“人格与文格相一致”的观点，认为“作者恢宏，其艺自高，作者狭隘，其作嚣嚣。”因此，他在写文章，也在写自 己，所谓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假如以此来概括这篇杂文的品格自然显得合适，用来表现作家为人的品格，我想也很恰切。“对号入座”的现象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久已有之，它不会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而绝迹，一些“庸人”还会“自扰”，还将扰人。对此，作家表现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风范。他写道: “我从来不愿得罪人，甚至不愿得罪院里的猫和狗，但我不能不写东西。”应当说，《谈镜花水月》是以文章所蕴涵的思想来教喻人的，也是以它所体现出的作家的品格和风范来感染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