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见上海《时报》上有一个广告，其标题为“通讯教授典故”;其下云，“……搜罗群书，编辑讲义，用通信教授;每星期教授一百，则每月可得四百余; ……每月只须纳讲义费大洋四角，预缴三月，只收一元。……”有个朋友和我说: “这一来，又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学生的求学钱要被他们盘去了。”我答道: “一个月破四角钱的财，其害还小。要是买了他这本书来，竟把这四百多个典故熟读牢记，装满了一脑子，以致已学的正当知识被典故驱出脑外，或脑中被典故盘踞满了，容不下正当知识;这才是受害无穷哩!”

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有时读那古人的文章，不过是拿他来做个参考;决不是要句摹字拟，和古人这文做得一模一样的。至于古人文中所说当时的实事和假设一事来表示一种意思者，在他的文章里，原是很自然的。我们引了来当典故用，不是肤泛不切，就是索然寡味，或者竟是“驴头不对马嘴”，与事实全然不合。我们做文章，原是要表示我们的意思。现在用古人的事实来替代我们的意思:记忆事实，已经耗去许多光阴; 引用时的斟酌，又要煞费苦心;辛辛苦苦做成了，和我们的意思竟不相合，——或竟然相反。请问，这光阴可不是白耗，苦心可不是白费，辛苦可不是白辛苦了吗?唉!少年光阴，最可宝贵，努力求正当知识还恐怕来不及，乃竟如此浪费，其结果，不但不能得丝毫之益，反而受害，——用典故的文章，比不用典故的要不明白，所以说反而受害，——我替诸君想想，实在有些不值得!

(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赏析】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同时主张废止典故的滥用。然而却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堂而皇之地在报纸上大登其“通讯教授典故”的广告。广告者的目的，在于利用青年急于学写文章的心理，借机骗取钱财。然而作者认为，其危害远不止于此，其要害在于贻误青年，糟蹋人才。出于对青年的爱护，作者写下了这则杂感。

作者对青年的劝诫和忠告，没有拘泥于文章作法之类，而是立身时代大潮，率先提出“人”这个根本观念，由“人”的自觉而论及文章的命意。作者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古人不同。我们是现时代的“人”，不是无生命的机械，不是古人的话匣子、传声筒，所以要作文，是“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惟其如此，应该用自已的语言，自由表达个人的意志、见解、思想，应该是“话怎样说”，“文章就该怎样做” 。

在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之后，作者又递进一层，说明死记典故何以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情境不同，所以生搬典故不是不切题，就是无味，或者竟和自己的本意相反。而当时有多少新知识、新思想、新科学需要青年去探索、去掌握啊! 因此，作者为青年设想，把宝贵光阴放在并无实际意义的记忆典故上去，“实在有些不值得”。

本文名为杂感，实近通信，作者仿佛在和青年学子作倾心交谈，情辞真挚恳切，语调柔和委婉。由人而及文，从时代的要求论及文章的要求，层层推进，反复申述，不由人不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