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 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 “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 “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 ，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 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都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 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 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 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 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 国孩子相; 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 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1934年8月20日《新语林》半月刊第4期)

【赏析】

孩子照相，本是生活中的小事。鲁迅以此为题，从容运笔，拈取日常所见，从细微处着笔，讽刺了传统文化观念的陈腐和保守，同时顺带批判了当时“满口爱国，满身国粹”的人们，指出他们其实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奴才。

对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进行剖视，可以有多种角度。本文把焦点对准“照相师”，指出在日本照相馆和在中国照相馆给同一个孩子照相，却判若两人，那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中国照相师“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恰恰总是“拘谨、驯良”的样子，而日本照相师则专摄取“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所以问题不在孩子，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标准摄取孩子的刹那间的精神风貌。鲁迅用这样富于启发性的事例，意在说明: “温文尔雅”、“驯良”、“拘谨”，不单是古圣先贤的雅训教育的结果(所谓“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一般人也由于传统习惯势力视这种精神状态为常态，甚或认为是一种美德; 而对于“洋人”孩子的“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则视为“洋气”而盲目拒斥，或“故意和这 ‘洋气’ 反一调”。结果是，“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才是“爱国”。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于社会进步、民族复兴有百害而无一利，倒往往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培育“顺民”的土壤。

鲁迅否定上述“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性格，对于雄健的民族性格的重铸寄予深挚的期望。他主张以开放的胸襟对“洋气”加以分析、择取。因为“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格中所本有的，应该经过慎重的选择拿它回来。“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只要是优点，也应该学习。对于传统道德观念，他也主张采取分析态度: “驯良”之类并非恶德，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父辈的话，固然要听，但必须“说得有道理”。他希望中国的孩子应该“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从窒息人的精神发展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即使被人们称之为“洋气”也无不可。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些议论、评断，闪烁着辩证分析的思想的光芒，即使今天读来也仍然有深刻的启发。

杂文笔调要求尖锐、鲜明，常难免流于片面偏激，所谓“攻其一端，不计其余”。这似乎是一些杂文不易克服的缺点。究其原因大多在于尚未掌握辩证分析的方法。鲁迅后期杂文既保持了尖锐泼辣的锋芒，而又不失之于片面，是值得我们反复体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