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一种无药医治的疾病，可以称为“过多症” ，例如“财产过多” ，“食物过多”，“女人过多” ，“家具过多” ，“麻将过多”都是。

过多的财产是从剥削贫苦人而来的，或是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正当的商人在今日实在很少。他们只知道守护私有财产。他们的脑里，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没有丝毫的存在。在他们，安乐窠是租界，唯一的保镖者是 “洋大人”。

这几个月来大家闹着“航空救国”，东也在捐款，西也在捐款，但是捐款的目标，倒是些并没有多少财产的人，上海有无数的 “财产过多者” ，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肯把收入的房租捐助若干。

因为 “财产过多” 的原故，“子孙过多” ，“食物过多” ，“女人过多” ，“麻将过多” 等等疾病也同时并发了。

亚拉伯人中何以产生多数的宗教徒，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简单的原故。生活简单才能勇往直前，无所留恋; 生活复杂就不免左顾右盼，踌躇不决。从前的军阀有了祖传的数千万的遗产，再加上剥削民众的脂膏，便只晓得替自己买田造屋; 在内战发生时，他要鼓励小卒进攻，就说，城打破了我们就有大洋钱和大姑娘，于是部卒用命，居然胜利。到了兵卒们把洋钱拿到口袋里，大姑娘也玩过了，鸦片也抽足了，即是军阀再催促他们上阵，他们也只得把身上几颗子弹，无目的地乱放一阵，子弹完了，理应退到后方休养。

中国对外没有把握，就是受了“过多症”之害。大将过多，兵卒过多，财产过多，女人过多，既然“过多”，所以北方的土地整块送掉也不要紧，因为还有江、浙两省或是广东、广西。到了江浙、两广真也没有的时候，走近处则有香港，喜欢走远则意大利、法兰西。无论到什么地方，享用依然无穷。所以大家在这大混乱中，不妨使“过多”的东西再“过多”一些，以便在做亡国奴的时候享用。愿意把自己的“过多”减少的是痴子，捐款不免要减少过多的财产，站在对外战争的前线不免减少过多的军队，大家左顾右盼，等候日本三岛陆沉下去，始为聪明的方法。

(1934年10月20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半日游程》)

【赏析】

这篇杂文紧扣题目展开论说。所谓“中国人”即指那些“过多的财产是从剥削贫苦人而来的，或是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只知道守护私有财产”，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宁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也要拚命保住自己过多的财产、过多的食物、过多的女人、过多的家具和过多的麻将，“以便在做亡国奴的时候享用”。这就深刻暴露出他们卖国求荣、苟且偷安的反动本质。

文章为了揭露上述“中国人”的可耻罪行，在写法上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并且采用多层次多侧面进行对比的艺术手法。文章首先指出在“航空救国”捐款运动中，真正肯于解囊的是那些出于爱国热情的广大民众，而那些“财产过多者”却象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其次是用生活的贫富、军阀在平时和战时的不同表现，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形象地说明无产者与有产者在民族危亡时的不同态度和举动。有产者的“踌躇不决”，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过多的财产”。同样，中国的封建军阀，在平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到内战发生时，又鼓动欺骗别人为之卖命，目的仍然是保护和扩充自己“过多的财产”。再次是通过对内、对外的比照，把矛头直指反动当局，揭露他们卖国求荣的罪行。他们对列强的“领土要求”，表现得相当慷慨大方，不惜把大片国土双手奉献“洋大人”;而对自己的私产，却“不妨使‘过多’的东西再‘过多’一些，以便在做亡国奴的时候享用”。

文章为了抨击所谓中国人的“过多症”，在短小的篇幅中，竟让“财产过多，食物过多，女人过多，家具过多，麻将过多”等大同小异的词组，在行文中三次出现，造成诗一般的复沓形式，以强调和突出这种“过多”，确已酿成无可疗救的痼疾。整篇文章充满讽刺揶揄的意味，这与巧用反语大有关系，如说“大家左顾右盼、等候日本三岛陆沉下去，始为聪明的方法”，一语透视出这种人的反动嘴脸和丑恶灵魂。用语之辛辣，说理之透辟，均显示出杂文特有的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