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劳耳说: “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

人的生命! 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花十来个铜板坐上人力车要人家拼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换了一部车儿走了。太太生孩子，得雇一个奶妈。自己的孩子白而胖，奶妈的孩子瘦且死。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隶，连夜壶也要给师傅倒，倒得不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煤矿里是五个工人当中要残废一个，日本人来了，一杀是几百。大水一冲是几万。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说得正确些，是每年死的人数等于首都人口之二十多倍)。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每个字出世是有三个人进棺材。

“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您却不可作片面的观察。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生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意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

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十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陶行知文集》)

【赏析】

这篇杂文以小见大，从一句话说开去，以明确的立论，清晰的条理和充分的事实，揭示了深刻的主题。

太平洋会议本是帝国主义者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作者当然会认为他们说的是“废话”。但劳耳的一句话，“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却击中了中国的要害。在旧中国的确如此。作者抓住劳耳的这句话，首先用活生生的事例和令人吃惊的数字，揭示出中国耗废生命的事实。“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对比鲜明，使人触目惊心。接着作者的笔锋由浅入深，以“伟大的母爱”来反衬对别人生命的冷酷无情，具体而形象地揭示出产生浪废生命现象的思想根源——极端的私有观念。这才是这篇杂文的矛头所向，也就是文章的主旨。

但文章并没有停止在消极的揭露上，在文章的最后，用排比句式，从正面指出了出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着眼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是着眼于人们的观念的转变。即只有当人们把人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时，“中国才站得起来”。这论断的确震聋发聩，显示了作者思想的深邃。当然，社会的黑暗是摧残人的生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作者是知道的，事实上在文章中也给予了揭露，文中所列举的那些事例便是证明。但只有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没有对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耗废人的生命的现象便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对此，今天的人们是不难理解的，但在30年代，作者就从这一深层提出问题，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一篇700多字的短文中，从一句话引申出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使文章显得十分集中、精炼。当得“短小精悍”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