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各报都登载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先生“主张整顿学风”的通电。据说“国军首领对学界之严正讽诲，此尚为第一次” (京报)。我细细的拜读了几遍。钦佩之余，虽然不敢说民众所属望的将领有“开倒车”的嫌疑，却也不免觉得张先生的议论，有些地方与章孤桐先生象“一鼻孔出气”，要是登在《甲寅周刊》的通信栏中，少不了要浓圈密点，大受奖借的。因此我对于中国军人的敬仰，自然而然的更深了一层。他们不但能遣兵调将，夺垒攻城，还得统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而且夙兴夜寐，军事政务已经够忙的了，还得“清夜以思”想种种“扶风翼教”的方法。真“古之人欤?古之人也。”足见中国儒将的种是不绝的。这也是我中华与众不同的地方。

象我这样既不知兵，又不解政治的人，自然更够不上去懂“国立于天地，必有与立”，和“数千年来，所恃以系人心于不弊者”的大道理了。我也不敢妄想去懂它。不过张先生的文章里，有两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 “我中华……物质虽不及他国，而文化之优异有足多者。”我不知道这“文化”两个字，指的是什么。在我一向愚妄的见解，我总以为“物质”也是“文化”里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分开的。初民从单用齿牙爪到利用石器，从石器到铜器，从铜器到铁器，不知经过了几千几万年，看来虽然不过“物质”的不同，可是大家都认为人类文化史里面的大关键。

也许张先生的意思——恕我无状，胆敢妄测民众领袖的意思——是把“文化”二字，来代表一般人所谓 “精神文明” 的。“我们中国，物质文明虽然不及他国，精神文明实在别国的上面。” 这不是中国人个个平常自负的话么? 二十年前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现在变成了 这样一句话。大多数的中国人因此都把这句话做“保存国粹” 的护符，少数排斥中学，提倡西学的人，也并不反对，只是说物质文明比精神重得多。

我是爱好物质文明的，可是我尤其爱好的是精神文明。我觉得发明了火药来做杀人的利器，不如做新年里小孩子玩放的花炮。我想，要是我们学西洋的学问单为了物质，也尽可以不学。可是我很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些欧洲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为了要抄袭那皮毛的物质，但是为了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点欧洲的精神。在我看来，我们的物质文明固然不如人，我们的精神文明也同样不如人。

究竟中国精神文明的特色是什么，我实在不敢说知道。也许有人要教我们开化极早的文化，古圣先贤的学说。对于这些，我自然也有相当的敬仰。可是不止我们有开化极早的文化，不止我们有古代的圣贤。大前日的埃及巴比伦，前日的希腊，昨日的印度，也许就是今日的中国。不靠自己，专靠你的祖宗，是究竟不中用的。

也许有人引孤桐先生话了。他说吴先生“被辱于日本，愤而自沉”，“是乃真经生真文人之受用处”。这话我很能够同意。可是他说: “此其精神，信惟吾儒有之，”我就不敢附和了。这种精神，只有富于修养的能有，可是富于修养的不一定是“吾儒”。希腊大哲学家苏格里底斯受人诬告，坐了死罪。有人劝他逃避，他不听，从容的饮毒药。有些弟子痛哭失声了，他神色自若，叫他们不要作声，让他安安静静的出世: 这又是何等精神呢? 并且我说过: “读中国书的人那样的多，这样的真经生，真文人，还不是在中国同外国一样的难找?”

说到一个海的深浅，当然指平均的数目，不能指出最深的或是最浅的处所，来代表全部。说到一个民族的行为，自然也得看大部分的民众，不能举几个贤者，或是几个害群之马来概括其余的人。从道德方面说，中国人同英美的人可以比较么?我们的官吏比得上人家的官吏吗?我们的军人比得上人家的军人吗?我们的种种色色人比得上人家的种种色色人吗?主张农治者自然把世风的不古，道德的沦亡，归咎到都会的工业。好像农民个个是天上安琪儿似的!这实在是住在城里的读书人白天的迷梦。不要说中国官吏的贪婪，军人的横暴，种种色色，都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与都会工业没有半点关系。就是农人，我想也没比他们更自私，更悭吝，更腌脏，更缺乏同情的人。要是比较工人和农人，工人虽然有许多不道德，农人还够不上说道德。这倒不是单单中国如此。爱尔兰也是这样，萧伯纳可以作证，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要是苏俄工人单压制农人，我倒也还有几分同情。不过中国农人的智识，更加低罢了。

我很相信希腊哲学者的观念，善是与智慧相联的。一只猛虎关在铁槛中，不作恶事，那并不是善。一个人受了礼教的束缚，不敢为非，可以算善吗?甲为了父母吩咐，不准狎妓，所以不逛窑子。乙为了怕染花柳病，也不逛窑子。他们有分别吗?他们比逛窑子的善了吗?丙为了人类的同情，不忍干那样的事情。他比他们如何?究竟世界的进步，要依赖那一种人呢?我承认社会中多的是甲和乙，丙是每时期极少数的引导者。他在前面走，无量数的甲乙在后面追随着。所以礼教是不可少的东西。

不过礼教有时是吃人的东西。要是数百数千年前早已不适用的信条，把持了一切，不让那少数引导者有探索革新的机会，那么礼教就可以吃人。真理不是绝对的，善和美不是千古不变的。在某种时期，某种环境之下的善，在另一时期，另一种环境之下，不一定是善。“数千年来，所恃以系人心于不弊者” 的 “先圣之礼教”，到现在不能不“沦亡”，正因为它是“数千年”前“先圣之礼教”。礼教象长城，不是一朝一夕能倒塌的。它的沦亡，“由来也渐矣”。所以我们很远的祖宗，就已经叹“世风之不古，道德之沦亡” 。可是他们不想法去寻找那适宜于新环境的礼教，仍旧墨守数千年前古圣的大道理，所以一天糟一天，直到今日，政体改了民治，经济又渐渐的有了都会工业的制度，自然完全倾倒，无可挽救了。在这时候，不去研究物质和精神文明先进国的新道德观念，做我们的借鉴，却长吁短叹，以为 “国将不国”。难道大家同声一叹，长城就重新巩固了吗?孤桐先生算究竟比较聪明些。他们知道中国的旧礼教与新环境不相合。可是他们不去找适应新环境的新礼教，却想退到适应旧礼教的旧环境。这真好象要叫江河倒行，叫中年人变成初生的小孩，一定同样的劳而无功的。“开倒车”三个字，描写孤桐先生农村之国的主张，是一点不错的。自然有人要说了，欧美的新道德观念，他们自己还不满意，我们能依样葫芦吗? 老实说，我承认欧美人也还没有找到十分满意的新礼教，可是他们是在找，我们正应当做同样的工作，并且他们已经得到的成绩，已经很够我们的参考。

道理是与智慧相连的。知识也是精神文明的一方面。在这一方面，我们更加瞠乎在后了，不要说我们的工艺科学不及人，就是讲玄学，我们就追上人家了吗? 不要说玄学，就是讲国故，那应当不成问题的了，可是少数西学者的供献比我们的国学大家多的多，恐怕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国学研究院，还得请西洋学者来指导。

关于文字，将来有机会，也许还有几句话要说。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赏析】

20年代中期，作为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作家的陈西滢，在他的《闲话》中对进步学生和革命群众颇多讥讽，但同时，他对封建军阀、封建文明也颇多不满。本文便是从中西文明比较入手，驳斥封建军阀所谓“整顿学风”的“开倒车”行为的。

学务非军务，本不劳军阀头目们费神，然而他们偏要不懂装懂，横加干预，通电全国，“整顿学风”，作者对此颇为愤慨。文章在正面揭露他们的倒行逆施的同时，并对电文中“我中华……物质虽不及他国，而文化之优异有足多者”一语作了深入剖析和批判。文章在纠正了电文以文化为文明的概念性错误后，就中西文明之优劣进行了对比论证。

作者首先驳斥了一些人对中国古文明的无原则崇拜，认为那已属于历史了，而要紧的是现在，“不靠自己，专靠你的祖宗，是究竟不中用的。”同时，作者认为标志一个民族道德文明指数的，不是少数文化精英，而是民众的普遍文明程度。就前者而言，中国固然有章士钊赞誉的真“儒生”，而西方也有苏格拉底那样视死如归的大学者。而就“大部分民众”的道德水准而论，国人要远逊于英美人。贪婪的官吏、横暴的军人自不必说，就是被“主张农治论者”视作“天上安琪儿”的农人，其实尚停留在道德水准之下。他们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农业文明，要大大落后于欧美工业文明。至于作为精神文明的知识一面，“我们更加瞠乎在后了”，不独工艺科学，就是讲“玄学”谈“国故”，也难与西洋学者比并。就这样，文章通过层层剖析，使封建军阀为封建文明张目的企图归于破产。

诚然，作者的立论未必周全，且对礼教仍有很大保留，表明作者的学术水准和批判力度，同时代要求尚有相当距离。但一般说，作者的立论是站得住脚的。作者不满于封建压迫，不满于中国的落后现实，期望中国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度的愿望，也都有相当理由。尤其开头部分写得颇有生气，对于反动军阀的专横和故作风雅，对于坚持复古立场的孤桐先生，以及近世的国粹家的讽刺和揭露，不能说不是精采之笔。